歐洲殖民者除了對斯里蘭卡的“佔有”,對其發現也帶來深遠影響

引言:

歷史上,斯里蘭卡是一個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國家。熱帶季風帶來的充沛降雨以及臨近赤道的熱帶環境使得這裡非常適宜農作物及各種熱帶植物生長。斯里蘭卡從公元前就開始修建水庫和水渠等灌溉設施。那些水庫的規模極大並且修建工藝優良,以至於直到今天其遺蹟仍然可以發揮蓄水和灌溉的作用。

斯里蘭卡人建造龐大複雜的灌溉系統,築有相互聯絡的堤壩、渠道和水庫,以及水庫的規模擴充套件到極大的程度,使得整個地區都富饒多產。這都為斯里蘭卡古代農業發展達到較高水平提供了佐證。另外,多雨溼熱的環境也有利於發展農業。法顯在《佛國記》中提到,這裡“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以水庫灌溉為基礎的水稻種植業以及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保障了斯里蘭卡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良好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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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封建王國時代,斯里蘭卡的都城經歷了從北向南的搬遷過程。這是因為戰亂毀壞灌溉設施加上氣候變遷,北部的一些地區變得不再適於水稻耕作。從北部的古都阿努拉特布拉到波隆納魯瓦,從中部山地到南部沿海科倫坡,這個都城遷移過程反映出古代斯里蘭卡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中心的轉移路徑,也從側面說明農業對於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在農業生產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阻止人們搬遷,連阿努拉特布拉這樣遍佈佛教建築、對於佛教徒而言具有特殊意義的都城也難逃被遺棄的命運。

到了殖民時期,殖民者的統治方式以及他們的利益取向對於保持了2000多年農耕傳統的斯里蘭卡產生了巨大沖擊和影響。

外來殖民者的侵略壓力以及各地割據的王國之間的爭奪使得軍事戰備成為第一要務,而農業則荒廢不興。讓葡萄牙人感興趣的是香料和寶石,農業生產或者水利設施建設則根本不會受到任何重視。結果就是農業基礎的破壞和傳統農業經濟的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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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傳統王權社會的基礎之一是種姓制度。“種姓”與“王役”制度相結合,構成了斯里蘭卡古代社會的統治基礎。“王役”即社會按種姓劃分為王族服各種勞役。在種姓最頂端的是王族,即所謂的“拉得勒”,有如印度的“剎帝利”種姓或者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皇親權貴階層。在王族之下,存在一個人口數量眾多、社會地位很高的種姓,叫作“高維伽摩”,僧伽羅語意為“農莊“。這個種姓也通稱“高維”。

在古代斯里蘭卡這樣一個以水稻種植業為主,而且社會分工不多、社會階層構成簡單的小農經濟環境中,從事農業生產意味著穩定富足的生活。

在“農莊”之中,因為氣候條件優越和灌溉設施良好、耕作簡便易行而且收穫穩定,確保了這個種姓的地位基礎。相比之下,其他種姓的生活就不一定有保障。比如,“卡拉瓦”出海要冒生命危險,收穫也沒有保障。這個以農業生產為業的“高維伽摩”種姓,在古代斯里蘭卡構成了社會的中堅力量。

種姓制度的維繫既是傳統的延續,也是威權統治之下的妥協。一個低種姓的人群之所以甘於自己的種姓現狀,除了傳統文化的慣性思維,還需要有強有力的統治來予以維護。一方面,從傳統上一個種姓的人群會習慣性地認為自己的種姓是天生註定無可更改;另一方面,威權之下如果有人想挑戰這種既定秩序,則需要付出沉重代價。雖然僧伽羅種姓禁忌不像印度那樣森嚴,但是包括像不能通婚、不能改變社會分工等也是規矩眾多的。而

到了16世紀,葡萄牙人的到來則在沿海地區瓦解了傳統並顛覆了舊有的統治秩序。一個結果就是以種姓為基礎的社會分工在沿海地區被削弱甚至被完全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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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最為關心的作物不是水稻而是香料。在斯里蘭卡,米飯在一日三餐中所佔的超大比例使得用於調味保鮮的香料並不佔有那麼重要的地位。斯里蘭卡人食用最多的肉類為新鮮的海魚,不需要香料保鮮,調味品需求量低。所以香料雖然是斯里蘭卡本地人必不可少的調味品,但絕不需要大面積種植。實際上除了辣椒和作為混合調料的咖哩外其他都是次要。而以魚肉副食為主的歐洲人則對香料需求量極大。

葡萄牙人的第一要務就是把香料裝船運回歐洲賺取豐厚的利潤

。所以葡萄牙人一旦在斯里蘭卡沿海站穩腳跟,首先做的就是鼓勵香料種植,儘量壓縮原本佔據最優良土質和最好灌溉條件的稻田面積。

歐洲殖民者除了對斯里蘭卡的“佔有”,對其發現也帶來深遠影響

這樣,在沿海低地地區,原本在社會分工中佔據最主要位置的“高維”種姓人群的作用不再像過去那樣至關重要了。一旦這個占人口約一半的種姓人群發生分化,就意味著斯里蘭卡以水稻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經濟結構也會變化。

這是斯里蘭卡歷史上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即以水稻種植業為主導的傳統農業向以經濟作物為主導的新型農業結構轉型。

這個轉型持續整個殖民時期,開始的時候是肉桂、丁香和豆蔻,到英國殖民時期則轉向咖啡、茶葉和橡膠。以悠久的水稻種植業為傲的斯里蘭卡到了殖民時代末期和獨立前後,稻米已經不能自給自足。20世紀50年代斯里蘭卡曾經和中國簽訂《米膠協定》,用橡膠來換取中國的稻米。

歐洲殖民者除了對斯里蘭卡的“佔有”,對其發現也帶來深遠影響

作物產出的變化僅僅還是一個表象。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的價值取向隨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轉型和種姓制度所遭受的挑戰也發生變化。“高維”種姓的傳統優勢地位是由水稻種植業的重要性以及王室對田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來決定的。在沿海地區,殖民官方對水稻種植業的態度及對整個傳統“高維”種姓人群的態度,都使得以種姓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產生分化。

歐洲人的殖民入侵是對僧伽羅人種姓制度的一大沖擊

沿海地區僧伽羅種姓變化得最快,最早出現了種姓與種姓職業相脫離的現象。一這種種姓與職業相脫離,有著多重社會意義:一方面,葡萄牙人注重香料和寶石貿易並追逐利潤,使得斯里蘭卡原有的比較單一的小農經濟模式產生多樣性分化。參與對外貿易不但有利可圖,而且可以和殖民者建立密切聯絡從而在殖民統治地區牟取更多的利益。這個新興的商業階層可能來自原有的各個種姓,他們因為職業的變化而抹去了自己身上揹負的種姓標籤。另一方面,為了鞏固自己的殖民統治,葡萄牙殖民者以及已經歸順的“偽政權”會鼓勵低種姓人群挑戰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外向型的殖民經濟模式也給這種種姓和社會人群的重新劃分提供了可能。我們看到,

葡萄牙殖民時期,更多的泰米爾人和穆斯林從原來的傳統居住區移居到沿海殖民地區。與原來的僧伽羅王權社會相比,他們獲得了更多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領一席之地的機會。

還有一個方面,因為殖民活動而喪失傳統特權和優勢地位的人群和種姓群體則傾向於對抗殖民統治。西達沃哥政權對葡萄牙人的抗爭以及如“薩拉加馬”種姓大批遷往中部山地,就屬於後一種情形。

歐洲殖民者除了對斯里蘭卡的“佔有”,對其發現也帶來深遠影響

斯里蘭卡雖然在歷史上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導,但是島國在印度洋航路的重要位置決定了其自古以來對外交往的頻繁程度。法顯抵達斯里蘭卡,以及從斯里蘭卡歸國乘坐的也是巨大的商船。中國古籍中不乏商船途經或停駐斯里蘭卡的記載。然而這種對外的經濟往來雖然一直存在,卻並不足以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直至15世紀早期鄭和抵達斯里蘭卡的時候,這裡的“對外貿易”基本上還是小規模的以物易物,互通有無比牟利更為重要。

而到了葡萄牙殖民時期,這種情況改變了。殖民者對肉桂和胡椒等香料以及寶石和象牙等奢侈品的巨大需求使得這一時期的貿易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透過與殖民地進行不公平的貿易來實現利益攫取和對宗主國的利益輸送,也是大航海時期重商主義的必然結果。

葡萄牙人在對斯里蘭卡的殖民過程中充分利用了本地政權。對於已經屈服的沿海地區的本地行政和管理體系被基本保留。王蘭提到,葡萄牙人“在經濟掠奪的過程中,他們所利用的完全是僧伽羅國家原有的一套行政機構和管理制度。傳統的國家勞役制度(即服王役制度)和種姓制度也被他們承襲下來,為己所用。他們僅僅把主要行政職務抓在自己的手裡,因此,在這一時期,他們僅僅是取代了佔領區內的當地封建統治者,以原有的封建制度和統治方式掠奪佔領區內的斯里蘭卡人民”。這樣對原有的行政機構和制度進行有選擇性的保留,實際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抗、降低成本,最終的目的還是利益最大化。比如,

傳統種姓的社會地位雖然可能隨著殖民程序的需要而有很大改變,但是不同種姓按照原有的制度供奉徭役卻保留了下來。

歐洲殖民者除了對斯里蘭卡的“佔有”,對其發現也帶來深遠影響

在原有的經濟制度框架下,葡萄牙人主要透過稅收、服役以及貿易等渠道實現經濟掠奪。在古代斯里蘭卡,不從事農業或其他生產的拉德勒種姓和僧侶主要依賴稅收維持經濟地位。稅賦種類繁多,觸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連有人去世或者種植椰子也要交稅。尤其是在種姓制度下,人們的社會分工已經被細化固定,任何從事種姓職責範圍之外的生產活動是完全被禁止的。這樣就更加便於經濟管理和稅賦徵收。

而到了葡萄牙殖民時期,稅賦制度予以保留,人們開始向“政權”或者殖民當局繳納各種稅款。

人口調查於1615年完成,涉及35個區縣的大約5000個村莊。考慮到僧伽羅語意義上的“伽摩”規模一般較大,這裡牽涉的人口規模相當可觀。稅賦之外,人們需要服各種徭役,比如要自帶糧食和武器去服兵役,參與和敵對王國之間的戰鬥。這種徭役還可以是直接從事各種生產活動。“薩拉加馬”種姓就需要無條件為王室或者殖民者提供與肉桂生產相關的勞動服務,還有固定的人群馴養大象以及獲取象牙,其他如耕種稻田、飼養奶牛和採割桂皮等亦被劃入服役範圍。

胡椒也僅僅是一個例子,其他香料種植者或者寶石礦工的命運也大抵一樣。當一個種姓的人群子承父業世代以某種分工為業並把廉價的勞動當作無可抗拒的必然歸宿的時候,剝削就會更殘酷,利益分配就會更微薄。一顆寶石在轉運到歐洲鑲嵌到貴族戒指上的時候才價值連城,在寶石工人手中則只能換取蔽體的衣服和果腹的食物。一個肉桂工人可以供養整個家庭的情況是絕不會出現的,因為那樣的話他的妻子、孩子就不用參加勞動,從而會減少產出率。現實的情況一定是:一個人不管付出多少辛苦,只能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透過以種姓制度維繫的社會分工來完成利益轉移方面,殖民者和本地貴族的立場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殖民者剝削活動的討論,卻看不到對這種世代沿襲的種姓制度的經濟學剖析。實際上,這種制度的設計者從一開始就從宗教的高度對種姓的歷史淵源和發展提供了精神保障,挑戰這種制度就是挑戰宗教信念。

結語:

為了便於徵稅,葡萄牙人在17世紀初在斯里蘭卡沿海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人口調查和統計。這樣做的原因是皈依天主教並承諾將貢獻自己王國的達摩婆羅於1597年去世。在法理上葡萄牙人從此成為沿海地區名正言順的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