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庶人”與“僕”這兩種身份究竟有何區別？我們在第二章討論“外臣僕”時認為金文中一部分的“僕”與“臣”身份類似，均屬於隸屬貴族的庶人階層，現在又認為淵卣中的“庶人”社會地位要高於“僕”豈非自相矛盾？

我們的觀點是“庶人”與“僕”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兩個概念，“庶人”主要是指非貴族階層的一般民眾，“庶”字既是泛言其多，也含有次一等的意味，但“庶人”也應是相對於貴族階層而言的“次一等”，無所謂相對於“國人”的“二等國民”；“僕”如前所言，是指出身異族、承擔兵役的民眾。

在倗國這樣的中小貴族家庭中，其社會架構脫胎於血緣氏族，以本族子弟為核心，人群組成較為單純，早期內部的階層分化尚未十分森嚴。在這樣的國族社會中，庶人基於彼此間的血緣聯絡，較之人數遠少於己的異族人口自然是處於相對統治地位，前文提及王偉的考古學觀察也證明了這一點。相似的案例還有農卣（《銘圖》13329，穆王世）中的伯家族，銘文記錄他所統屬的民眾由奴隸、小子以及負責管理他們的大小官吏組成：唯正月甲午，王在，王命伯曰：“毋俾農特，使厥友妻農；廼稟厥帑、厥小子、小大吏毋有田。”

農三拜稽首，敢對揚王休從。（農卣，《銘圖》13329，穆王世1）1974年陝西寶雞茹家莊國墓地M1乙西周墓出土有伯方鼎（伯鼎，《銘圖》01626，西周中期前段），兩器斷代接近，則此兩器之“伯”應為同一人。“伯”是活躍在西周昭穆之際的寶雞附近的國君主，考古學者認為國墓葬帶有濃重的氐羌文化，2可見國與倗國類似，均為周人所分封的戎狄之國。

這樣的國族中人群構成比較單純，庶人階層幾乎全由國君或族主的同族子弟——也就是小子組成，異族出身的民眾佔絕對少數，社會地位相對低下。可以進一步推想的是，類似於此類的中小貴族家族在西周社會可能是絕大多數，由於在這樣的家族中庶人階層的民眾幾乎全是家主的同宗子弟，所以我們能看到很多文獻中將庶人與庶子混同在一起，給一些學者造成庶人就是指同姓族人的印象。所以“庶人”與“僕”是兩類不同的概念，不能簡單地把兩者混同或者對立起來。

淵卣中的六家庶人，因不滿倗伯的命令而選擇在倗國的宗廟（大宮）中進行抗辯，說明了他們作為同族子弟的身份。作為懷姓九宗之一，倗國在早期國內無疑仍保留有鮮明的氏族色彩，無論是國君還是庶人都身在同一個血緣共同體當中。而隨著周人制度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隨著族群內部階層分化的出現（如我們在第一章關於“小子”的討論所指出的），舊有的氏族共同體逐漸向區別貴賤的等級制度轉化。

倗國發生的庶人抗訴事件或可看作轉變的一個具體表現，雖然這群庶人們進行了抗辯，乃至驚動了周王下令處理，但仍改變不了自身淪為倗伯弟弟淵私屬之僕的命運。農卣銘文中亦出現失去自身田地的“小子”群體，說明這類現象在當時的西周社會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在淵卣銘文中，庶人的抗爭最終迎來了周王的干涉，派遣了三位使者（叔、爯父、父1）前往倗國宣讀王命，首先說的是對這次事件的定性：“非命！曰：乃兄僭俾汝，害義。”

大部分學者傾向於理解為這是對倗伯行為的譴責，指責倗伯不經王命擅自賞賜，是“害義”的行為。但我們在之前已經指出，西周時代的地方貴族擁有處置自己領土內土地和民眾的權力，金文中有大量這樣的案例，這裡不再詳舉。周王的譴責恐怕不是針對倗伯的賞賜行為本身，而是對庶人們抗爭的迴應。“害義”，即有損於“義”。“義”在西周金文中可通為禮儀之“儀”，周王是指責倗伯的行為損害了治下同族庶民的利益，有違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