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的相互壓制，歷代皇帝君王都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間不斷進行改善，希望能使二者之間權力達到某種平衡。
但實際上，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制衡從來不是一種靜態的平衡，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一旦平衡的雙方有一方有著微妙的變化，權力的彼此牽制就會瞬間傾斜。
在唐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同樣面臨著平衡與失衡，唐代的中央也就是以長安為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天下的每個命令都是從中央的朝廷流向各方，因而作為最高的權力中心，自然會被地方所關注。“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一句詩便是長安作為權力中心最真實的寫照。
作為地方官員，除了處理地方政事外，不少投機者為了獲得中央第一手訊息都會不遺餘力地賄賂中央的官員或者皇帝的親信，而皇權是唯一的，自然不容許他人探聽，這一矛盾就不斷推動著長安城內政治格局的不斷變化。
而這其中最能體現長安城政治格局變化的就是進奏院了，進奏院發展有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的分水嶺則是安史之亂。
唐代節度使制度以及州邸
1.唐代的節度使適應了唐代初期政治軍事需求
在唐代初期高祖時代，唐朝的四周並不安寧，在內有金城薛舉、涼州李軌、晉北劉武周、洛陽王世充、南方蕭銑等武裝割據勢力。
對外有吐蕃、突厥、契丹，高麗等少數民族時常騷擾邊境地區。因而面對混亂的局面，朝廷決定沿襲北周時期以及隋朝的舊有制度，在某些重要的軍事地區派遣得力干將進行統兵。
在邊疆等重要地區則設立經略使。因為在這些長官去往地方任職時，朝廷會專門賞賜旌節，而節則代表將權力賦予的印信，漢代著名典故“蘇武牧羊”中蘇武所持的正是旌節。因此受有此印信者，便可總領排程之職責，在地方代替朝廷下達命令，故稱節度使。
節度使得政策為唐代帶來軍事力量的強大，由於地方節度使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當戰爭來臨時更能輕鬆指揮，知曉自身軍隊實力從而做出正確判斷。
宋代軍事實力被歷代人詬病就是因為兵將分離，將領不知道軍隊作戰能力和擅長方面，士兵又難以適應將軍的指揮方式，雙方沒有默契，勝利又怎麼會傾向他們呢。
《新唐書·兵志》指出：“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太宗時期，唐代軍隊戰鬥力對周邊國家有著強大的威懾力，尤其是在剿滅西突厥以後，唐朝的威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因而周邊國家紛紛前來唐朝進貢。
而等到太宗病逝以後，唐朝的邊疆地區軍事實力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與吐蕃、突厥、契丹，高麗等少數民族開始不斷髮生武裝衝突，面對此種情況，以高宗為首的君臣決定改變原來進攻姿態轉而向維持穩定方向發展。
到了玄宗初年，為了保證初期皇位穩固，減少邊患，因而玄宗開始在某些重要軍事地區給予地方官員部分的軍權，財權，希望以此保障地區穩定。
《資治通鑑》第二百一十卷唐紀二十六有載：唐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
在唐朝中前期的時候，節度使起到了維護地區穩定，保障邊境和平的作用。
但是節度使更像一個暫時性的軍政一體的臨時戰備組織，朝廷賦予的權力總歸要收回，而唐朝君臣卻預設這一針對性的政策成為定製，也就為日後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2.唐朝初期州邸制度
唐朝初年，由於地方官員會派部下去往京城陳述任期內的政績以及遇到的問題，每年京城就會有大量官員往來。這些官員被稱作“朝集使”。
《中國歷史大辭典· 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條記載“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群官禮見,然後集於考堂, 應考績之事。
元日, 陳其功能於殿堂。”
由於缺少專門住宿地方，這些官員就不得不租房和商人們居住在一片區域，後來太宗下令為各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每個州都有一座自己的府邸用來方便中央和地方的聯絡，而這就是州邸的雛形。
通俗來講，在唐朝初期，州邸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聯絡辦事處，中央釋出命令，州邸解釋各個政令的細緻要求，地方奉命行事。
州邸本身並無實權，因為中央的權力穩固，州邸更多的是依附於中央，但是隨著局勢的改變，州邸本身也獲得了改變。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的割據隔斷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絡，中央政府沒有辦法向混亂地區派遣軍隊，也沒有辦法讓地方軍隊到達中央，此可的中央朝廷就如同一座孤島，只能依靠地方節度使自行組織進行對抗，而節度使正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地方真正的實權人物。
安史之亂前中央讓州邸告訴地方應該做什麼，安史之亂後，中央是詢問地方想怎麼做。地方自主權大了，州邸自然也就不再被需要了。
尤其是睿宗即位後，地方上的節度使要麼是原本安史之亂招安的降將，要麼是需要重兵把守的重要地區，一旦撤去他們的官職，非但會造成地方上的混亂，還會影響中央。
尤其是睿宗的皇位，因而地方節度使便成為中央朝廷不得不依靠的物件，而作為雙方聯絡的州邸便被進奏院取代。
進奏院的建立改變了原本長安城的格局
進奏院的作用
進奏院是唐朝後期藩鎮在京城設定的駐京機構。
《諸使雜錄上》卷七十八記載唐代宗大曆十二年, “諸道先置上都邸務,名留後使, 宜令並改為上都進奏院官。”
首先，進奏院的主導方是地方官員，進奏院裡的官員是地方派遣的，他們帶著地方官員奏章拜見皇帝，並且就相關問題和中央官員進行商討。
由於能夠直接面見中央重要官員和皇帝，從而探聽到中央和皇帝的資訊，進奏院成為地方節度使和長官的重要訊息來源。
與其說進奏院是地方勢力向中央彙報情況與中央聯絡的機構，倒不如可以認為進奏院可以類似為現代類似英國軍情四處的間諜特務機構。
這些機構裡的官員名義上是中央官吏，實則是被地方官員收買，對地方藩鎮勢力效忠，為他們傳遞中央動向。
在當時，進奏院收集的情報覆蓋之大令人咂舌，從中央官員的的任免，宰相以及他們內部勢力的交戰，國家軍情，以及皇帝行蹤言語，全部都有人記錄傳遞，進奏院的勢力，在地方藩鎮的支援下，已經開始滲入了長安政治中心的每一個地方。
假如一個節度使想要做出違反中央命令的政策時，會透過進奏院來探聽中央官員以及宰相皇帝對此事的態度，而一旦發現皇帝對此事並未堅決否定，就會利用進奏院的官員對皇帝身邊信任之人進行收買，從而獲得皇帝的支援。
而有些中央政敵會對此提出反對意見，而在這時，進奏院又會採取一系列動作，例如汙衊反對官員，進行恐嚇和施壓，更有甚者，會採用武力對反對官員進行刺殺。
安史之亂的導火索安祿山就曾利用進奏院來掌握玄宗以及中央對自己的態度從而打擊了想要除掉自己的楊國忠，獲得了玄宗的信任，從而逐步擴大手中的權力。
而在安祿山反叛之初，又依靠進奏院獲得了大量中央軍隊活動的軍事情報，這為他造反提供了極大地便利，從而推動了安祿山一舉拿下東都洛陽的重大勝利。
2.長安城政治格局的演變
長安城政治格局的改變在政治上是進奏院和州邸的改變，而體現在長安城內部結構的改變中，最為顯著的就是隨著皇宮變化的各個機構。無論是宮城還是皇城，大體都沒有變化，都是相對封閉的空間，而封閉的目的則是為了保密。
皇城裡的大明宮作為高宗之後大多數皇帝和宰相議政的重要活動場所，大明宮就成為了最高政令的發源地；而興慶宮則是在玄宗執政期間，在大唐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太極宮作為初唐高祖和太宗的議政場所，在大明宮和興慶宮修建之後，仍具備著作為最高決策地點的職能。
州邸作為唐代初期重要的聯絡機構為了防止官員對中央情報的探聽，其位置往往是遠離皇宮的，而且零星分散，防止地方官員相互的溝通組成利益團體。而進奏院則不同為了探聽訊息，往往是分佈在距離皇城最近的出入口附近。
史料記載進奏院所處位置恰恰處於大明宮，太極宮，興慶宮的三線匯合處，想要獲取宮內資訊極為便利。由於地方勢力的強大使得進奏院的選址有了極大的自主權，這就導致唐中後期隨著政治格局的改變，長安城內，尤其是以皇城為主的建築格局不斷髮生著改變。
結語
長安城從建造之初就是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下不斷髮展的，無論是在格局還是分佈上都體現了中央集權和皇權獨尊的政治訴求。政治格局的變化會體現在很多方面，經濟，文化，資訊流向，甚至是建築佈局。
空間是具有政治效力的，政治上的變化會影響多方面的改變。如同唐代的長安城，政治力量的轉換必然引起對於下層基礎的改變。中央政府強大，州邸就遠離皇城，地方強大時，進奏院便會貼近皇城以便獲取資訊。
參考文獻
1.《新唐書·兵志》
2.《資治通鑑》第二百一十卷
3.《中國歷史大辭典· 隋唐五代史》
4.《諸使雜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