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時的歷史實踐來看，
戰爭與衝突是春秋戰國與古希臘國際體系的急劇轉型的基本方式，並直接推動著體系的演變與發展。
這與近現代世界史幾乎不謀而合，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轉型往往伴隨著戰爭與衝突，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最有力的佐證。
根據現實主義邏輯，
戰爭與衝突的頻髮根源於國際體系內部的不穩定性，
即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及其產生的“安全困境”，故戰爭就成為國家追逐權力、實現其自身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
一般而言，大國在爭奪體系內主導權上往往會訴諸戰爭，而這只是體系內矛盾衝突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具體而言，
春秋戰國與古希臘國際體系中的矛盾衝突主要表現為霸權之爭、意識形態之爭
，這兩大矛盾是華夏地區諸侯國間，及古希臘城邦間戰亂紛爭頻發的潛在因素，同時也與地區體系的演變相伴相行。
一、權力：霸權之爭
大國間實力對比決定著國際體系內主導權的歸屬，並構成了國際體系形態、性質和轉型的首要因素，其中霸權地位的易主是最根本的。結構現實主義學者華爾茲認為“在無政府秩序下，單元主要依據其實現類似任務的能力大小來加以區分”，能力分配的變化（或權力轉移）是系統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挑戰國隨著實力增強和國家利益的擴充套件，不願繼續受傳統大國（霸權國）的壓制，表現出強烈地打破既有國際體系、爭奪體系主導權、建立有利於本國利益國際體系的意願，一般都是透過挑起爭端或戰爭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意願。
體系內主要行為體實力的此消彼長，從根本上引起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進而推動了國際格局的分化和改組，地區或世界大棋局也就會即將面臨重新洗牌。一戰的爆發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建立就是國際間實力對比變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當一國實力迅速增長，打破了原有體系中權力均衡的狀態，在其國家利益向外訴求的過程中，體系對其權力的進一步擴充套件往往具有阻礙作用，因而這樣的國家，或稱為挑戰國最具有打破原有國際體系的願望，是促使國際體系轉型的主要因素。
戰爭與聯盟是彼時華夏地區和古希臘地區體系轉型及霸權爭奪的主要方式，尤其訴諸戰爭是實現體系內權力分配變化的直接推動力。
西周末年，周王室日益衰微，各諸侯國群雄逐鹿華夏地區，紛紛圍繞著共主國地位不斷展開爭奪，禮崩樂壞，紛爭戰亂不斷
，出現“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無政府局面。
春秋時，先後出現了五位霸主國，除宋襄公外，它們霸主地位的確立都是透過戰爭方式
，先有齊桓公挾天子，四處征戰，“九合諸侯”；晉文公“譎而不正”，透過晉、楚城濮之戰，敗楚，被周襄王策命為侯伯；秦穆公周旋於各諸侯國間，以結盟、戰爭、干涉別國內政，成為西部一霸。楚莊王以晉、楚邲之戰，躋身與春秋霸主之列。
這些雖曰兩國爭霸戰爭，但加之雙方之盟國，參戰國幾乎都可達於華夏區域的大多數諸侯國，
交戰中周王室的“王權”逐漸向強諸侯國的“霸權”轉移，小國、弱國逐漸被大國強國吞併。
此外，
會盟成為彰顯霸主實力及影響力的象徵方式，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會盟，奠定了其在華夏地區霸主地位，此後其他諸侯國爭先效仿。
戰國時期，蘇秦、張儀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結盟策略，分別為趙國和秦國兩國的諸侯王所採用，對當時的華夏區域體系產生了直接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霸兼併戰爭並沒有使華夏文明停滯或者就此終結，諸侯國間相互兼併的戰爭反而使分散化的華夏地區日趨走向統一化、一體化，為後來秦始皇的大一統做了前期準備，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長期以來，希臘內部戰亂不斷，相互宣戰，正如波斯人克謝爾克謝斯所說“
本來他們使用相同的語言，他們原本應該透過傳令人和使者來調解他們之間的矛盾，應該用非戰爭手段來結束糾紛
。”
然而，
事實上他們總是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糾紛。
所以當波斯大軍壓境，全希臘人需要團結起來反對侵略時，“他們就首先決定結束他們之間的所有的紛爭與相互之間的戰爭，不管它們是因為什麼而導致的”。這也是希臘世界有史以來相對最團結的時期。
希波戰爭後，古希臘的整個古典時代基本上都是圍繞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強國而展開的，
長期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最終使兩大強國又發動了希臘歷史上最慘痛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
雅典實力的崛起，加之它對希臘大部分的控制與干涉，這些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
最終導致了希臘內部各種矛盾激發，這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根本動因。
戰爭期間伴隨著瘟疫、地震、旱災及奴隸暴動，雖然期間也多次有休戰和約的簽訂，但是約束力都是短暫的，此後戰爭及所伴隨的暴動成為希臘地區的常態，
最終伯羅奔尼撒戰爭成為了希臘歷史的轉折點，標誌著希臘文明由強盛走向衰落。
二、政體：意識形態之爭
與權力、利益之爭相伴相行，春秋戰國與古希臘在區域體系演變過程中還存在著意識形態之爭，
相較春秋戰國諸侯國及諸子百家更側重於既有政體內的改良，主要表現為儒、墨、道、法等具體治國方略的不同。
而古希臘城邦及各哲學流派更傾向於推倒重建式的改革，完全顛覆原有的政治體制，重新進行設計。本文
以孔子與柏拉圖為例，來顯示兩地區在意識形態之爭上的差異。
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
孔子與柏拉圖都十分注重探求最優良政體的樣貌，而根本目的在於實現國家的強盛。
在此，孔子注重改良，柏拉圖注重改革。
依
附於土地的華夏文明，敬重傳統，因襲禮制，政治較保守穩定，不易變化，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通曉歷代之禮，“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這些恰被孔子用於改良現實的政治。
面對“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和三代所確立政治體制的破壞，孔子提出“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政治觀點，
效法古制、復興周禮也成為孔子窮盡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此基礎上，孔子以宗法倫理改良了君主制這種政體，把君臣、臣民等政治關係納入家庭倫理綱常之中，在社會中注重培養君子的道德風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規範社會關係，使國內形成安定、團結、有序的局面。
孔子主張君主應施行德政禮治，以民為重，以德服天下，最終歸根究底就是要實現國家的強盛，以及“大一統”的局面。
古希臘時期，乃至當代西方文明影響的區域，多種政體並存，並相應伴隨著激烈的政體之爭、意識形態之爭。
早在古希臘時期，城邦間就開始有意識地不斷對外輸出自國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等，這與我國傳統文化提倡的包容性和感召性是相異的。
在古希臘，高大的山脈與廣闊的海洋把各城邦隔離為相互獨立的政治共同體，
在長期隔絕的發展中形成各種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和斯巴達的寡頭政體。
此外，政體的優劣也是古希臘哲學家和政治家們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他們常常透過詭辯和問答的方法來試圖證明他們所論證的政體才是最優良的。
例如，
柏拉圖在構建其“理想國”過程中形成的王政或貴族政體，就透過大量的對比分析而分出政體的優劣來。
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一直存在於希臘各城邦間，並相應的發展為希臘各城邦內部的黨派之爭。
同時
，希臘的多種政體之爭同時也是引發矛盾衝突的原因之一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圍繞著政體和意識形態而引發的黨派之爭一直貫穿戰爭的始終，並與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帝國爭奪霸權的鬥爭交織在一起，這與近現代以來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對持集團間、盟主國與同盟國之間以及各階級階層之間矛盾和鬥爭日趨激烈。
彼時，古希臘地區充斥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城邦間戰爭與衝突不斷，希波戰爭時希臘世界所表現的團結一致已經不復存在，而被各城邦各自的國家利益所取代。
因而，古希臘地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一直處於“戰爭狀態”。
戰爭期間，隨著雅典的衰落，民主制度逐漸走向破產
，這使得柏拉圖試圖不斷尋求更優良的政體。
優良政體是柏拉圖窮盡一生探究的主要課題，無論是“理想國”中所闡述的王政或貴族政體
，抑或《法律篇》中的混合政體，都是對既有政體的打破和再創造，是全新的政體設計，體現了不同時期內柏拉圖對政治體制的認識和創造。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處處充斥著民主黨與貴族黨的黨派鬥爭，幾乎所有的希臘國家，內部都分裂為兩個黨派。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說是代表工商奴隸主利益的民主黨和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貴族黨間的鬥爭：
雅典支援各國的民主黨，而斯巴達支援各國的貴族黨。科西拉的流血鬥爭是最典型的。
可以看出，
希臘的自由民階層幾乎都捲入到了政體的大討論中，這是社會大變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體現。
懷著對民主政體的失望，柏拉圖曾廣泛遊歷地中海沿岸，在接觸和認識了諸多城邦政體之後，更多地表現為對既有政治體制的改革。
從根本上來說，柏拉圖之所以對政治體制進行不斷地探究，最終是為了找出一種能真正使城邦強盛的優良政體。
透過對優良政體的探求而實現國家的強盛是孔子與柏拉圖在國際體系思想的共鳴點，也是兩者立足於國家利益的體現。
三、總結
綜上，可以看出，
戰爭為彼時春秋戰國與古希臘體系內主要行為體互動的基本方式，然戰爭之於兩者作用的向度卻不盡相同，
對於前者是一種正向的一體化作用，對於後者則更多地表現為負向的解體作用。
縱然，孔子與柏拉圖在政體設計上都屬於“應然性”的理想主義邏輯，然孔子主張復興周禮，是效法先朝而對現有政體進行修補的保守主義；而作為柏拉圖所構想的理想城邦的模型，“理想國”則更多地表現為打破傳統而標新立異的激進主義。因而，
僅從政體這種意識形態來看，改良與改革是中西方彼時意識形態之爭的突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