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解釋（外戚）：指帝王的母親和妻子一族的親戚。
外戚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比較特殊的政治群體，皇位繼承製的侷限性直接導致歷史上外戚干政的現象發生。自秦始皇統一中國，自認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於是取兩者的尊稱“皇帝”，並由此確立了整套與皇帝相關的制度，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皇帝制度中的皇位繼承製度有一定的侷限性，它使得儲君的選擇範圍集中在皇帝的子嗣中，一旦皇帝不幸早逝，便會出現幼帝即位的現象，使得有其它勢力有機會開始操縱朝局。東漢時期的外戚干政現象十分嚴重，其原因也是皇帝過早去世。
在東漢的十四位皇帝中，僅有漢光武帝、明帝、獻帝稍微長壽，其餘的皇帝都沒能活過36歲。由於皇帝過於年幼，他們的母后或者皇后會以監護人的身份來監督、選立嗣位人，以至於後來操縱朝局，成為國家的實際掌權者。封建社會時期的宦官專政和外戚干政現象非常頻繁，秦朝因宦官專政二世而亡；西漢因為王莽外戚專權而滅亡；東漢時期的竇氏、鄧氏、閻氏、梁氏干政更為嚴重；北周時期的楊堅也是如此，最終建立起隋朝。唐朝初年也曾出現過外戚干政的現象，對唐初的政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有過秦朝、漢朝等宦官專政和外戚干政的前車之鑑，唐朝對於外戚干政開始有所防範，自此歷代王朝都開始防範內部的問題，統治者都擔心宦官和外戚干涉朝政。
唐朝外戚參政的原因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歷來視後宮及親族參政為不祥之兆，魏晉以後的歷代王朝為避免外戚之禍，於是開始對外戚干政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但是唐朝初年的外戚仍然有機會干政，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一定的關係。有前朝的外戚干政的教訓，唐初高祖、太宗皇帝卻仍然給予外戚高官顯爵，讓他們參與朝政，並擔任地方大員，這一點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唐初建國根基尚且不穩，政局也十分動盪，皇帝需要借用外戚勢力來加強統治力量和統治基礎。
公元618年，李淵在關中建立唐朝，當時各地的割據勢力仍然非常強大，其中王世充、竇建德、李密等人的實力最為強大。秦王李世民在攻打東都時曾說過：“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這句話也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對唐朝不利，他們的當務之急是壯大自己的力量，日後實現全國的統一。當時唐朝想要站穩腳跟，必須要穩定內部，首先需要團結后妃親族，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外戚勢力。當時唐朝的外戚勢力非常強大，她們都是隋朝名門之後，能夠得到外戚的支援，肯定是能夠擴大唐朝的統治核心力量的。
再者，唐朝初期的外戚勢力並非與漢朝的外戚一樣，她們大多表現出較高的政治軍事素養和謙虛謹慎的處世態度，這一點也讓皇帝對她們備受信任。歷代皇帝防止外戚干政，其主要原因是擔心她們擾亂朝局，甚至謀朝篡位。唐朝初期的外戚則有所區別，她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能夠為國家的發展建設出謀劃策。比如唐高祖時期的竇氏，他在唐初國家的各項典章制度的建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太宗即位初期，在長孫氏外戚的輔佐下，使得當時的政治格外清明，君臣關係也非常融洽。再加上長孫氏主動避免權任太重，使得太宗皇帝格外信任他們。
最後，唐朝初期的后妃們往往都是以身作則，注意對親族的抑制，不會使得他們的權勢太盛。自古以來，凡權勢滔天的大臣，基本上很少有能夠善終的，唐初的外戚也深知這一道理，他們知道想要永享富貴，必須對親族的權力加以抑制。這也是唐初外戚能夠參政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初外戚參政的具體情況
唐高祖在位期間，受到重用的外戚是竇氏，主要代表人物有竇威、竇抗、竇靜等。竇氏外戚在朝中都擔任要職，他們並未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而是盡心盡力幫助李唐皇室實現全國的統一，保證全國政局的穩定。其中竇軌還在唐初擊敗了党項和吐谷渾的聯軍，保證了唐朝邊境的穩定。竇氏一族在高祖時期受到重用，成為了當時權勢顯赫的外戚家族，他們甚至撐起了唐朝初期朝廷的半邊天。
唐太宗即位時，長孫氏外戚開始受到重用，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長孫無忌、高士廉、長孫敝、長孫操等。其中長孫無忌和高士廉最受太宗的器重。長孫無忌年少時便一直跟隨李世民征討四方，授予比部郎中。後來李世民即位為皇帝，長孫無忌被遷為左武侯大將軍，而後轉授吏部尚書，拜為尚書右僕射。
長孫無忌也懂得與帝王的相處之道，隨後主動請求解除機密之職，最終拜其為太子太傅。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長孫氏外戚，在太宗朝得到了重用，成為當時最大的外戚勢力。
外戚參政對唐初政局的影響
前面說到，唐初的外戚勢力輔佐唐高祖和唐太宗完成了統一大業，並保證了國家的穩定發展和邊疆的穩定。從實際情況來看，唐高祖時期的外戚在軍事、政治方面給予了李唐皇室非常有力的支援，在平定各方割據勢力，實現全國統一，鞏固李唐政權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高祖時期最主要的目標是完成統一大業，保證政局的穩定，而這一時期的外戚正好能夠起到促進作用。
唐初外戚參政對政局的影響，應該將高祖與太宗時期進行區分，李世民即位後，國內環境基本上已經穩定，其目標不僅僅是穩定局勢，更重要的是如何發展。在長孫氏等外戚的輔佐下，唐初直接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貞觀盛世。在長孫無忌、高士廉等外戚成員的輔佐下，直接減少了李世民政治決策失誤的機率，從而使得太宗時期的政治非常清明。總的來說，唐朝的外戚參政整體上是利大於弊的，它不同於其它朝代的外戚干政，唐朝初年的外戚對國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唐初的外戚參政的確幫助了李唐王朝快速發展，同時也為唐高宗至肅宗時期外戚干政埋下了伏筆。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後，長孫無忌的一個行為直接為高宗至肅宗時期的外戚做了一個不良的典範。他開始直接干預皇位繼承的問題，併力排眾議保舉晉王李治為太子（即唐高宗）。擁立懦弱的李治為太子，直接為武氏外戚的崛起做了嫁衣，最終武氏外戚崛起後，直接將長孫氏外戚誅殺貶黜，同時使得李唐王朝易主，成就了一代女皇武則天。
小結
縱觀中國古代史，宦官專政和外戚干政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解決，即便是有前車之鑑，但仍然無法避免這一問題的發生。
唐朝初期的外戚的確強勢，併為李唐王朝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外戚的問題還是無法成功避免，使得唐朝歷史出現斷層。再比如明朝時期格外重視宦官專政問題，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禁止宦官干涉朝政，可最終竟然是宦官將明朝推向深淵。唐朝的外戚參政有利有弊，對於唐初政局的影響也要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從短期和長遠兩個角度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