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產生源於制度的需求。
夏商時期，去古不遠，君主在進行重大決策時還會徵詢部落會議或者民眾會議的意見，在奴隸制國家權力執行中就表現為臣下對於君主的進諫。
言諫制度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有的權力監督機制。君主專制政體中，君主享有至高且不可分割的政治權力，國家法律和官僚機構來源於他並對他負責。
權力的任性必然導致國家的崩壞，為了維護國家的穩定，防止專制權力的濫用，言諫制度逐漸生成，隨之帶來的言諫精神也影響著整個國家。
一、君主須以德配天
1.明主召諫
有德之君，可堪天命。唐朝評判君主個人素質的重要因素就在於其是否能夠“
從諫如流”。君主因時因情不同釋出求言詔，即位改年之時，釋出求言詔是唐代君主表明自己政治開明。
而廣開言路的訊號，也是君主瞭解社會動態、知悉國家情況以及制定國家政策的重要方式。如高祖初年的《令陳直言詔》中“
朕恭膺寶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茲在茲
”便是此意。
為了打破言諫擁塞的僵局，君主釋出詔令對言事的形式、內容等諸多方面都有所放寬，鼓勵進諫。當國家發生災禍，君主也會自譴，並將災害看作是上天對於自己的警示，為了承擔上天的責罰，釋出詔令，鼓勵群臣進諫。
2、庸君拒諫
太宗曾批判隋文帝“
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刑，豈能一一中理
”，乾綱獨斷之下，群臣雖有不同意見卻不敢諫諍，隋因此二世而亡。
唐以前的歷代統治者並未完全發揮諫官的內在價值，本質原因是沒有認識到納諫對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隋亡教訓在前，唐初統治者恐重蹈覆轍，諫官進諫常將桀、紂、隋煬帝等作為“無道”的經典例證。
“
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売、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
”，君主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太宗謂群臣曰：“說到
隋煬帝暴虐執政，他的大臣們都閉口不言，致使隋煬帝不能及時意識到自己的過錯，所以隋朝滅亡，這樣的事就發生在不久之前，如果你們看到我做不利於百姓的事，必須極言規諫。
”
拒諫是隋朝夭折的重要原因，隋亡陰影之下，創業之君不得不反其道行之，兢兢業業，納諫如流，成就一番盛世。
因此，在唐朝君臣的話語體系中，既有拒諫亡國的反例，也有納諫興國的前證。
二、唐代士人之精神
諫諍是士大夫的天職，這種不得不諫的決心源於儒家思想陚予士大夫的使命。
諫官以矯枉正非，救上之謬為本職，若不履職“害於事”是小，“危於道”才是大，以諫為職，意味著從道與忠君的合一。
1.諫諍實現政治理想
唐代士人之所以有如此濃烈的諫浄精神是因為諫浄是實現政治理想之必須，“內聖外王”是儒家崇尚的政治理想。
在唐代君臣看來，“聖王”是國家實現“治平”的重要途徑。不論是法家的“垂法而治”還是儒家的“有治人，無治法”，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政治治理的本質是人治。
儒家看來，人治的核心在於把政治大權交到“聖王”手中。
君主是天授的“王”，就如子無法擇父，臣亦難以擇君。諫浄便成了踐道的最佳方式。
聖王的核心在於其內在人格的道德精祌，廣義上說，它更是一種人格的理想。
反映在現實的治理實踐中，就是君臣都要注意道德和人格上的自律，而自律正是君主納諫的核心動力。正因如此，諫言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與君主個人德行喜好，甚至是婚姻家庭相關。
諫浄是踐道之途徑
士人的謀道，不論出世入世心皆繫於朝堂，最後落實於與君共治的實踐中，士人眼中，進諫等同於踐道。
儒家對道之推崇使得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的理論得到了另一種闡釋，臣有道之君，君無道則隱。
荀子亦認為有道之君才是君，不從道者是謂賊。
可見在儒家先賢的理論中，士人之忠君既需要臣子恪守臣道，也需要君為有道之君。儘管原始儒家的思想經過了諸多變化，然而“道”之理念，以及道高於君，道高於勢的觀念卻為一代代士人所承繼。
“道”代表著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與理想、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是一種判定善惡是非的標準。
踐道是士大夫進行政治參與的方式，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君主與官僚都會不可避免的使用儒家理論作為政治話語，君有君道、臣有臣道。
君主對於士大夫“從道不從君”的理想是認同的，在君主看來，士大夫的踐道是為了“盡忠”，目的是維護國家統治。
隨著君主受教育水平的加強，絕大多數君主自覺的剋制自己、接受諫官的諫浄。
唐朝格外重視對儲君的教育。如唐代東宮諫官在構成上與諫官系統呈對應關係，東宮諫官一方面規諫儲君得失，一方面還承擔教育儲君的責任。
道是士對於君的輿論監督。黃仁宇在評價萬曆時有過經典的論述，
萬曆沒有在廢長立幼的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是因為在法律上可以左右遷就，但在從小受教於傳統制度的官員心中，早已成為為禮法所不容的事了，
法律是不能與聖賢的教導相違的！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的企圖。
君主需要遵從士人的價值觀樹立自己的美名，一旦君主做出有違君道之事，諫官的進諫會使其又怒又愧。
三、和而不同的君臣關係
1.君臣意見相左
和而不同是為了避免君主獨斷，增加決策正確性。晏子曾對“和與同”有過經典的比喻，“
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同者，君甘亦甘
”。“同”是意見的絕對統一，臣子附和君主，因此君甘亦甘。“和”是觀點和意見的多樣性的合一，雖然能夠做出最合理的決策，但君臣衝突在所難免。
因此，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範祖禹《唐鑑》中也曾
將“不明之君”與“賢君”並立
。他認為“不明之君”不能知人，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群臣之事，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天下不治。
太宗曾言：
“我高在朝堂之上，天下之事也不能盡觀於眼，所以委派眾愛卿等人，作為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為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以為意。
”太宗與群臣之間良性的君臣關係造就了貞觀盛世。
2.諫諍建立盛世
據統計，太宗一朝，諫風大盛。進諫數量、人數、納諫數量均遠超唐朝其他君主。
士人皆以諫為榮，君主恐人不諫，在這種氛圍之下，君主不但不會濫用權力，還會相當自律。
太宗的納諫如流不僅成就了貞觀盛世，還為後世君主做出榜樣。如文宗就曾重用魏徵的五世孫魏謨，“
帝謂宰相曰：“太宗有了魏徵，善於補救缺點和疏漏，如今我有了魏謨，又能夠積極進諫，我不敢說達到貞觀時期的盛世，但是能處於不犯過失的地步。
”可見太宗對其影響之大。
四、結語
當時各個國家機構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言諫制度的實施也是困難重重，
君主對大臣的猜疑、政權的動盪不安等因素都會導致諫諍制度的扭曲，甚至是崩塌。
在古代中央集權的社會背景下，言諫制度制度的設定限制了君主的權力，作為一個監督機制，不僅補全了了專制制度的漏洞，對穩定社會秩序也有極大的貢獻。
這足以證明言諫制度是中國法制史的瑰寶，對當今的制度建設仍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