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學界普遍認為，南宋以下的中國社會可以視為“科舉社會’，。關於科舉社會的內涵，學界並未給出較為統一的界定。
有學者認為：“科舉社會是指科舉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結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科舉的影響無所不在的社會，也可以是指教育和文化活動都以科舉為中心、以科舉為取向的社會。”
顯然，這種說法強調的是科舉制度的在社會中的核心的作用及其廣泛的影響力。另一部分學者則強調“舉子階層”這一群體的存在，如錢穆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曾言：以士人階層地位之變化劃分中國社會之形態是錢先生此段論述的基本出發點。
他分“科舉社會”為前後兩期的原因，主要依據進士主體身份的變化一一前期多由閥閱，後期多出寒門（白衣）。日本學人近藤一成的觀點與錢氏較相近：“居於最上層的科舉及第者以及科舉應試者與自稱有應試能力之人，被認為是區別於庶民計程車人，正是他們構成了不同於庶民層的‘士人層’社會，即科舉社會。”
如果說劉氏的定義偏向於強調科舉制度的意義與作用，那麼錢氏、近藤氏的說法則傾向於強調“舉子階層”形成、存在及其影響。相比之下，後者的定義更加註重“舉子階層”自身的變化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效應。
綜合以上的論述，筆者以為，若從“群體”這一角度來看，“科舉社會”應包含以下幾種要素:一是“舉子階層”的形成，即出現了一大批具有應考能力計程車子一一他們中的及第者或被納入國家官僚隊伍，或成為“地方精英”，掌握了國家權力與話語權;而未及第者雖未獲得足夠的話語權，但他們活躍於各個領域並與當局者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互動。
二是“科第取向”，即隨著科舉制度的廣泛推行，科第取代門第成為評判士人身份、地位的主要標識;以科第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在整個社會中牢固地樹立了起來。
劃分的依據
“舉子階層”可以由來自不同階層的分子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階層較早出現於南方。
本文已經說到，除了南方傳統的發達地區（即浙江西道等地）外，江西與福建兩道計程車子在中晚唐科場上的表現最為出色。尤其在及第人數方面，閩、贛兩地大有超越浙江西道的勢頭。我們還將南方舉子按照主體人群的家庭出生分為“蘇州型”和“袁州型”兩種情形。士族是支撐前者的主要力量，那麼構成後者的主體人群又來自何處？
可以明確的是，袁州地區計程車子大多出身於非士族的家庭，且尚未形成較為明顯的科舉家族。因此可知，平民子弟是構成袁州及第士人的主要群體。這一點可以從方誌文獻中得到印證。
正德《袁州府志》中記載了三十一種晉至唐時期的坊巷名，其中與唐代袁州士子登第有關的坊名就多達十一種。以上的記載涉及11處地點共13名進士。其中除了“育材坊”（丁竹巷口）可以明確並非湛責常年居住之所外，其餘應都是登科士子的家庭所在地。否則，地方官員也不會以及第士子的名字命名這些坊巷。
也就是說，上述及第舉子多居住於袁州府治及城市周邊，即城居的市民。加之他們多出身非士族家庭，因此我們或可據此推測這些居住於袁州城內的登第進士應屬於市民階層，因而袁州地區進士的大量出現也許就是當地市民階層興起的一種表徵。
除了市民階層外，出身於吏的舉子在南方也較為普遍。傅漩瓊先生指出：到了晚唐，應進士舉的身份限制大為放寬，表現之一便是參與科考的吏員越來越多，而這在此前是不被允許的。值得注意的是，傅文中所舉的相關事例，幾乎都出於南方。
在彼時的南方，以小吏身份登科計程車子大有人在：吳武陵主要活躍於中晚唐之交。此處的“幕吏”應是泛指屬吏。容管地區地處偏遠，是典型的“邊緣區”。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地區，也存在“少年登科”的“小吏”。可見當時南方的“舉子階層”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同時，獲取“科名”幾乎已經成為這個南方士人階層的主要事務之一，
據黃滔《穎川陳先生集序》載，晚唐時除了名士陳黯外，較有聲名的閩地文士還有“同郡王肪、蕭樞，同邑林穎、漳浦赫連韜、福州陳既、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其中又以蒲陽地區的文人群體尤為龐大，“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翟繼翔。
半生隨計，護齒銜冤”（《司直陳公墓誌銘》）。閩地出現的這批數量龐大的文人，皆以應舉備考為主業。可見“科名”不僅“催生”了閩地的文人群體，也成為這個群體共有的價值觀，以至於不少人“半生隨計，沒齒銜冤”卻不願放棄。
此外，江西人盧肇作有《送弟》：“去日家無擔石儲，汝須勤苦事樵漁。古人盡向塵中遠，白日耕田夜讀書。”雖然家無儲糧，但盧肇還是勉勵其弟耕讀持家，可見其赴考決心之堅定。
取向差異
有意思的是，這與貞元年間的閩地士人階層的取向有著極大的差異。這一點可從歐陽詹的經歷中得以見之。歐陽詹幼時早慧，常“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
然而他的父母對此卻深感憂慮：“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為泊沒之飢氓也……”（李貽孫《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按理說，歐陽氏家族己數代在閩地為官，歐陽詹之父亦身為縣應當知曉早慧讀書重要的意義，但他卻擔心自己的孩子因此成為“淚沒之飢氓”，這與上文提及的江西人楊志堅的例子何其相類。
似乎在他們看來，讀書作詩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這樣的文化土壤，對當地士人階層的成長及其融入全國性士人社群是十分不利的。除了讀書風氣不甚盛行外，當地士人在仕進的整體取向上也並不以北上入朝為意。
歐陽詹的妹夫鄭晚“儀表可觀，孝佛惠和，伴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近腥，龍多自盤，優遊仁裡，四十不試”。從鄭氏優遊鄉里的舉動來看，科舉出仕似乎並不在他的考慮之中。歐陽詹起初也不意參加科考，只是在眾友人的勸說下才下定決心北上。不難看出，當時的閩人在感情上還未能完全接受北上科考等出仕方式。
不過，也是在中唐時期，南方“邊緣區”與中原地區的隔閡也在逐漸消融。國棟指出，貞元初年歐陽詹北上時尚有“路無回眸之舊”的孤寂感，而貞元十四年時在京的閩地士子竟可以“醒酒食，會諸先達”，可見僅僅十餘年間北上長安赴考的閩士已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群體。這個群體的出現，為閩地士人的群體性崛起奠定了基礎。
在逐漸興起的同時，“舉子階層”也開始在南方社會中逐漸掌握話語權。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他們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晚唐詩人王毅的事蹟就很能說明這一點：王氏之所以可解他人之危難，所依靠的正是他廣為流佈的詩名。
連“無賴”這樣的社會下層人士都會因之“斂樁慚謝”，張氏之慾以所業渴張相，則屬行卷之舉。據此可知張憬此時應是舉子。船在旅途中的意外損壞讓張氏捲入了衡州當地一場“人神矛盾”的糾葛之中。
從引文中可知，當地的神可分為廟神與嶽神兩種，前者顯然受到後者的管制。文中提到的巫立仁，應該是一個人的名字。有意思的是，當廟神與這位巫立仁發生矛盾時，竟然“無人作奏”（無人可以起草上奏的公文）。直至張憬為其“草奏”，整個事件才顯現轉折的契機。這當然是一段奇幻不經的傳奇故事。
結語
舉子在這個權力體系中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凸顯。在當時，若一個舉子文采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便可形成詩名。可以看出，詩名不僅是唐代舉子科場及第的重要依憑，也是其社會影響力的基礎。
因此，我們似可將整個事件視為一個舉子利用其知識優勢（文學才華）介入地方社會事務的隱喻。這種隱喻的背後，流露出舉子在南方地方社會日益提高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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