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唐朝時期的生產力，經濟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問題。
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東北，西北，青藏高原等地得到極大發展，實力得到大大的加強，以前那種強幹弱枝的府兵制面對日益嚴峻邊防壓力無力應對，只能在邊防部署龐大的職業兵面對外患。
複製一段他人的評論，就知道唐廷的外患有多嚴重
《神探狄仁傑》第二部就是根據歷史上的李盡忠-孫萬榮之亂改變的，當時歷史上的大唐（武周）沒有電視劇裡面吹的那麼厲害。
契丹-奚聯軍先是攻佔營州（後來的平盧節度使駐地），控制遼西走廊，切斷了中原和東北地區的聯絡通道。而後悍然殺入中原，兵鋒直至河北平原的中心地帶——冀州。
然後就是高潮部分，在東硤石谷大敗唐軍，主帥王孝傑戰死。最後還是武則天賄賂突厥，讓突厥偷襲了契丹-奚聯軍的後方，才得以平定叛亂。
面對如此兇悍的外敵，就只能在河北平原部署重兵。
但鑑於之前關中與河北數百年的對峙（西魏—東魏，北周—北齊），以及河北平原的經濟實力，再加上重兵部署，怎能讓關中的皇帝睡個好覺？
此前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一次次征伐高句麗，大約就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一舉摧毀東北方向上的敵人。只是沒想到，高句麗打下去了，契丹-奚又跳了出來
安史之亂前，東北，西北兩大集團軍數量就有40萬左右，中央軍才十幾萬，而且相當多戰鬥力不咋地，面對東北，西北的職業兵，戰鬥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封常清帶著六萬雜牌軍，守著城高池堅，物資充足的洛陽城，居然沒幾天就丟了城池。
這固然和封常清的指揮水平有關，但是中央軍戰鬥力糜爛也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幾十萬的邊防軍，你想好好的控制，首先你要能把控好軍隊的後勤吧？
能控制後勤，就能控制軍隊，但是唐廷做不到。
唐廷時期的稅收模式是實物稅收，也就是說地方把糧食、紡織品先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運到州的庫存，最後集中到中央指定的幾個大庫裡面儲存起來。
那麼問題來了，這運送過程中的人力、花銷和損耗誰來負擔呢？
嘿嘿，當然老百姓來負擔了。
民間說法是“用鬥錢送鬥米”，官方唐玄宗的敕令的說法就是“每計其運腳，數倍其錢”。
按照敦煌出土文物的例項，浙江一戶農家，每年交租的同時，還需要繳納運輸費用“五丈腳布”，換算一下就是每送一斤米，還要交2斤米的運輸費！
由此可以看出，稅收經過中央之後，損耗實在是太嚴重了，而且還沒有算上官僚的貪汙腐敗。
中央無力供應軍隊的後勤，自然只能不斷的放權給節度使，讓他們直接在當地收稅，收了之後直接在自己軍區內給軍隊使用，避免了中間給中央過遍手的損耗。
而中央喪失了對軍隊的後勤的控制權，軍隊的失控自然也就是早晚的問題了。
這裡複製貼上一段他人對玄宗時期稅收的評論和解析：
中國政府的貨幣收入和商業稅，大約最早是始自齊國，緣於其特殊的海運和鹽產的優勢。作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政府，大規模的出現貨幣收入與商業稅，是大名鼎鼎的漢武帝時期，當然最終還是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之後的北中國就逐漸恢復了實物地租、力役地租為主的收入模式，貨幣收入和商業稅佔比越來越少，到了三國以後，直到玄宗時期，北中國都是基本上沒有商業稅，貨幣收入也很少，南朝貨幣收入和商業稅還存在一定比例，這也是緣於南朝相對發達的水運和海運。
那麼為什麼北中國很少有貨幣收入和商業稅呢？
這就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模式——莊園式經濟。
西漢末年開始的豪門貴族政治，本質上就是由於莊園式經濟在社會經濟中逐漸佔據了主流。
所謂莊園式經濟，就是土地高度集中，集中到失去流動性，大片大片的土地屬於同一個家族，附屬在土地上的人口往往和土地所有者形成深度的人身依附關係。
成片的土地和大量聚集的人口被統一管理起來，足以完成各種水利土建工程，生產大量的糧食，養活成千上萬的人口，還可以生產各種必要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奢侈品，滿足貴族和部曲奴婢的需要，甚至還足以生產足夠的軍需物資，滿足軍事的需要。
由於大莊園往往具備強大的自給自足能力，普遍人群的需要往往可以透過內部交換來解決，因此，就會很大的抑制外部交換的需求，從而抑制商品的流通。
直到西漢中期，中國的農業技術還不發達，土地種植還普遍處於輪耕之中，好的土地可以耕一年，養一年，耕兩年，養一年，但是很多土地還需要耕一年，養兩年，三年一耕的土地在大部分割槽域還是主流。
土地自身的流動性都很大，無法開墾的土地也很多，還不具備大莊園式生產的條件，隨著西漢後期，土地已逐漸可以每年耕種，莊園式經濟迅速發展，豪門貴族政治也就迅速成型。
所以，幾百年來，直到玄宗時期，由於中國始終處在貴族政治階段，商品流通較少，中央政府的收入，也就只能以實物為主了。
我們來看一看玄宗時期，國家的主要收入有哪些。
唐帝國初期和中期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兩大塊，一塊是人頭稅，也就是著名的租庸調，另一塊是財產稅，用比較現代的詞彙來解釋就是所得稅，這塊的收入比重也非常大。
接下來還有一些零碎收入，比如屯田、營田，各類官營百工的收入，比如各色資課，比如類似公廨錢這樣的公共機構運營收入，還有進入皇帝私庫的各地常貢和進奉，這些量級相對較小，就不多說了。
我們先來看租庸調。
租指的是地租，所有的課丁（成年男人）都需要交地租，基準是每丁每年交小米2石，嶺南那邊交大米，上等戶1石2鬥，中等下等只要交8鬥和6鬥。
然後是調，指的是織品，根據各地特產不同，區別對待，產麻的地方就交布二丈半，麻三斤，產綿的地方就交綿三兩，絹綾一類的織品總共二丈。
以上租調，少數民族減半，遊牧民族內附的用羊代替，上戶每年2只，下戶1只，再下的三戶一隻。
最後還有所謂的庸，也就是徭役，唐帝國制度上規定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服滿，那麼每天要折絹三尺上交。
當然，實際的租庸調的品種和數量，每個郡都有不同，也時刻在變動之中，我們只介紹個大概，細節的東西大家可以自行去翻閱史書或者資料，詳細瞭解。
除了租庸調的人頭稅外，唐帝國的農民還需要繳納財產稅也就是所得稅，所得稅分為兩種，一種是戶稅，也是唐帝國唯一的有規制的貨幣稅，繳納的是錢。
當然，戶稅雖然是所得稅，以唐帝國的統計能力，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按照你的收入按比例課稅，只能是定期根據你家的財產多少，判定你家的等級，天下戶口共分9等，每個等級納的稅都不一樣。
戶稅作為貨幣收入，主要是一種地方稅，只要用於給地方官員開工資、郵政系統（驛站）運營以及有軍隊駐紮的軍州的和糴軍糧費用。
第二種所得稅是地稅，不同於租庸調的地租按照人頭來收取，這部分完全是按照財產徵收的，也就是說，土地越多，徵收越多，土地越少，徵收越少。
這個地稅是從貞觀年間的義倉開始的，最後實際上演變成了一種地方稅，貞觀年間是每畝2升，之後由於統計實在跟不上，也和戶稅一樣，按照不同的戶口等級，收取不同的份額。
根據玄宗年間的統計，地稅收到的糧食和人頭稅租庸調收到的糧食幾乎相同！可見其額度之大，地位之重要。
上面提到的租庸調、戶稅、地稅，都是明面上的農民負擔，這個負擔大不大呢，已經不小了。
我們一般印象裡的唐代中前期“輕徭薄賦”，老百姓負擔不重，是因為平常看到的科普讀物往往對唐帝國的稅收制度很不瞭解，只算了一個地租，而且還是按照唐帝國官方口徑算的。
官方口徑，帝國給每個丁都分配了100畝的田，每丁只收2石小米，一畝才2升，實在是五十稅一的大善人。
但是實際上，每個人分的永業田、口分田，加起來達到三十畝的就已經算很不錯了。
在南方中原一些人稠地窄的丘陵地帶，往往一丁只有十畝、五畝，而租稅仍然是按照每丁2石算的。
再加上徵收力度一點不比地租低的調、地稅、庸和戶稅，一般民眾的明面上的實際稅負就在20%以上了。
而實際稅負往往不止明面上的，比如說徭役，法定每人20天，超出部分的工種要按照工時算錢，但是實際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各色雜役，使用遠遠超期，給你打個白條，你能有什麼辦法要到錢嗎？
估計是很難的。
一旦碰上突發戰事，相關州郡支援戰爭所派發的徭役，更是負擔極重，以至於出現“一人服役，舉家全廢”的慘象。
此外，還有著名的攤派與追死。
由於帝國稅收既有中央政府稅收，也有地方稅收，後期還會出現大量截留。
所以無論出於政績的前途，和貪腐的“錢途”，地方往往都經常實行攤派和追死，很多丁口已經死亡，但是政府不立即銷戶，很多民戶逃亡或者隱匿進了豪強貴族門中，但是政府也不立即銷戶，而是將其分攤給還在繳納賦稅的丁戶，從而讓每個納稅戶負擔加重。
除了上面這些，還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各種違規操作，巧立名目，所以即便是唐帝國最興盛的時候，一般農民的負擔也是非常重的，基本上是所得要被收走一半。
那麼玄宗巔峰時期，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呢？
《通典。食貨。賦稅》一節曾經做過非常精確的統計與估算：
貨幣收入，200萬貫稍多一點，地稅收入則高達1240萬石！
租庸調裡，交納的地租大約也是1260萬石，納綿180餘萬屯（6兩一屯），納絹約740餘萬匹（一匹四丈），輸布約1035萬餘端（一端5丈），估算起來，總收入應該是5230多萬石、貫、匹、端。
而天寶年間的戶部記賬收入則是每年5700多萬，還多出來的大約500萬，主要是類似屯營田，資課（各種雜役的繳納部分）、公廨錢等等其他收入。
這裡面的計量單位有很多，不同年份的換算比例也不一樣，我們只做一個很簡單的判斷，那就是玄宗天寶年間，純貨幣收入只佔了不到5%，佔比極低。
實物收入和貨幣收入相比，有哪些劣勢呢？
首先就是實物的運送遠遠比貨幣困難，金屬貨幣作為等價交換物，擁有輕便，可以長期儲存，產量穩定等等很多優勢，在運輸上也簡單很多。
實物地租的巨大運輸成本，實際上大大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前面就已經說過了。
第二個是實物地租的庫存損耗，和最終輸送到終端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徵集入庫的成本都轉嫁給了納稅人，但是這只是實物收入巨大損耗的一半，接下來還有另一半，就是實物在徵集入庫後，到輸送到終端使用，還需要有保管、實物腐化導致的耗損，以及庫存向終端運輸帶來的巨大成本，這裡面的損失是很驚人的。
我們做一個比較，幾百年後的明帝國，當時的社會商品經濟已經足夠發達，貨幣流通遠非唐帝國可比了，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對於軍需物資的終端輸送，採用了開中法做補充，以鹽引換糧食輸送，運輸成本相對於輸送物資，大約在1：1多一點，也就是說，送一斤米，大約只要1斤多一點的運輸消耗，這個效率相當高了。
實物收入還有第三個缺陷，就是收取的實物不能夠完全滿足需要，比如唐帝國公庫裡，實物的主要收入是小米，麻、布、綿和絹等織造品；當然，皇帝的私庫還會有很多各地供奉的土特產，但是僅僅靠這些實物顯然是滿足不了需求的。
比如說，軍需物資，除了糧草布匹，軍隊還需要大量的軍用器械，如弓矢、刀具、鎧甲，戰袍、車船，攻城器械，日常消耗品等等等等。
此外，宮室、官府各類日常生活用品和營造，都需要大量的其他物品，比如鹽、各類金屬礦物，營造用的土木、磚瓦，生活用的瓷器，各種膳食，奢侈品，手工用品，出門的轎子，聽音樂用的樂器很多很多。
這些需求唐帝國怎麼解決呢？
首先是唐帝國時期，一般把絹當作一種貨幣來用於交換，如玄宗時期對各鎮士兵的獎賜，就直接用絹。
因此很多必須要交換的時候，絹就可以作為一種貨幣存在。
其次，唐帝國大量把物資需求轉嫁給普通民眾，比如說，府兵不僅僅要充當士兵，還需要自備大量的軍需物資，大到軍糧、馱馬、橫刀、弓和弓箭，小到造飯用的鐵鍋、氈帽、綁腳、打火石，各類物資，只要能自備的，統統自備。
最後，對於很多必需用品，採用國營的“百官”的方式，自給自足。
比如說鹽和金屬礦物，就使用官營的鹽池和礦場來生產，各類軍需和生活用品，包括各種服務類的需要，就透過各種官營的方式生產或者提供服務。
這類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需要的人都是以徭役的方式徵集，被稱作“色役”。
體量是很龐大的。
例如，開元二十三年，玄宗皇帝就下過一個詔書，說現在各個部門色役實在搞的太多了，都是在變相給自己攬錢牟利，搞的冒名堂了，於是決定來次大清查，減省各司色役，這一清理，直接就減了12萬人！
安史之亂後的764年，長安剛剛從吐蕃手裡收復，百廢待興，京城各司按官方統計的色役需求就高達每月8萬4千人次。
這種對物資的生產和服務的提供，其實就是標準的國營加計劃經濟，我們只要對比我們建國後的歷史，就知道這種純粹的國營體制再疊加完全的計劃經濟，其效率、質量會是個什麼樣子了。
唐帝國中前期，直到玄宗時期，之所以仍然以實物收入佔壓倒性地位，貨幣收入和商業稅幾乎可以忽略，根本原因還是由於當時的莊園經濟殘餘還存在，社會的商品流通還不發達。
但是很顯然，隨著社會流通的加速和現實的戰爭與消耗需求，帝國越來越需要貨幣的存在。
比如說，唐玄宗時期，開始了大規模的“和糴”和“和僱”，也就是帝國透過貨幣的方式，來向民間取軍糧米，透過貨幣的方式，把一部分政府工程和專案，外包給民間的機構和個人。
可見，隨著帝國的發展，貨幣化的需求越來越大，玄宗時代之所以成為一個轉折點，之所以出現藩鎮割據局面，和這層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唐帝國後期開始進行了很大的賦稅改革，貨幣地租和商業稅收大幅增加，貨幣收入佔比逐漸達到了一半，在隨後的朝代，商業稅開始大規模恢復，貨幣地租和貨幣收入佔比越來越大。
宋帝國和明帝國的前期，實物收入仍然佔比多，但是政府已經開始透過各種貨幣手段（如專賣經營，大肆鑄造貨幣，發行紙幣，以及類似開中法這樣的制度），來調節政府的執行和開支，中期開始，貨幣收入佔比越來越高。
政府越來越透過貨幣，來調節經濟執行，本身就說明了豪強貴族的沒落。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貨幣作為等價交換物，其核心在於信用，貨幣本身代表的就是國家信用。
豪強貴族賴以與國家抗衡的根本，在於利用自身積累和公權力，擴充套件私人和家族的信用，再利用私人和家族的信用，掌握大量的物資和人力。
一旦國家信用在整個社會經濟層面得到認可，支配了普遍民眾的經濟生活，那麼任何豪門貴族，再強大，再有威望，但要想做到以個人信譽，去抗衡國家信譽，也是千難萬難的。
所以我們回過頭去觀察，門閥貴族橫行的年代，往往是商業不發達的年代，莊園式經濟，遏制了流通，而流通被遏制，也就遏制了國家信用。
所以，在這樣的年代，貨幣往往不是唯一的等價交換物，比如三國兩晉時期，鹽和布、絹都長期充當貨幣使用， 比如說整個唐代，絹都充當了很大一部分貨幣職能，之所以出現這種實用物品充當等價交換物，無外乎政府信用，不足以讓普遍民眾認可。
唐代特別明顯，尤其是前期，十貫以下的物品，一般用錢來交換，十貫以上，往往用絹來交換。
比如前面提到的玄宗時期，西部的軍隊的糧食政府無力供應，只能向民間“和糴”來徵集，數額很巨大，達到了三百多萬石。
可是徵集的等價交換物是什麼呢？大部分是絹，而不是錢。
政府向北邊的幾大軍區獎勵補貼物資，獎勵和補貼的是什麼呢，也是絹，而不是錢！
就是典型的政府信用不足，而政府信用不足，自然就會讓割據勢力的私人信用有用武之地。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思考，比如一個河北的軍閥，他的子民們要向福建換茶，向湖南換大米，向山西換鹽，向江西換銅，向山東換鐵等等等等。
當社會的商品流通大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如果國家有信用，大家都用國家發行的貨幣去結算，你一個河北的軍閥想割據，怎麼去割據？
你拍著胸脯說，大家不要用國家發行的貨幣，我來擔保，有人會聽你麼？你算哪根蔥，誰能信任你的擔保的信譽呢？
但如果，國家沒有了信用，大家都用實物（如絹）而不是國家發行的貨幣去結算，那麼軍閥自然還有撲騰的空間。
說了這麼多，主要是透過政府收入這一塊，尤其是實物收入和貨幣收入這一個側面做一個簡單展開。
讓更多朋友理解，晚唐和五代，作為豪門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過渡的時期，形成了獨特的軍閥政治，絕不是因為唐玄宗腦殘搞出了一個節度使制度，然後就禍亂兩百年，其背後是有著深厚的經濟背景的，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規律的。
官僚政治還是軍閥政治還是貴族政治，其背後都是在特定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環境下，無數人流血流汗的奮力博弈，所共同構造的。
上面的內容是從經濟方面，解釋了為什麼唐廷無法控制節度使的後勤，這裡給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會出現節度使？
安祿山的和關內三鎮（朔方、河西、隴右三鎮）之間的互相牽制的架構，是反覆摸索出來的一個微妙而又穩定的架構。
但是很多愛好者可能就會有疑問，為什麼要設定這麼多節度使呢，唐太宗、唐高宗沒搞這麼多節度使，不也照樣打遍天下嗎？那麼，玄宗皇帝時期設定眾多節度使的原理何在呢？
當長城以北的政權處於統一與強盛之中時，永遠是中原皇朝的噩夢，而一個分裂與不安的長城以北，永遠是中原王朝夢寐以求的幸福。
看上去，終唐帝國一朝，他都是幸福的，因為伴隨唐帝國的長城以北，始終處在分裂、動盪與不安之中。
這主要是由於，當時長城以北與中原王朝交界的幾個同時具備遊牧與農耕條件的地方——隴右、河套、遼西、大同和北京（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幽雲十六州），伴隨著慕容鮮卑、拓跋鮮卑的長期入主中原和漢化，這些地方都被中原帝國牢牢掌控，失去了這些具備農耕條件，擁有大量人口和物資的地區，草原民族就陷入了長期的分散的部落征伐時代。
他們連建立一個穩定的統一政權都是奢求，遑論具備長久控制農耕文明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了。
可是，唐帝國又是不幸的，因為北方草原上沒有可以威脅自己的力量，西方卻突然崛起了一個龐然大物——吐蕃。
一個新興的、野蠻的、統一的，具備強大中央集權實力，具備強大農耕文明經濟實力，又擁有廣闊的牧場和充足的馬匹，具備遊牧騎兵軍事優勢的吐蕃帝國，逐漸對唐帝國形成了難以遏制的巨大威脅。
尤其是，唐帝國初期的戰略佈局，完全沒有考慮到一個如此強大的對手的存在，因此吐蕃的崛起就成了唐帝國初期眾多戰略佈局的掘墓者。
在唐帝國的初期，對於軍事的組成，採取的是和東漢帝國類似的居重馭輕的戰略，強大的軍隊都集中在中央的控制之中，地方則儘量給予最大的限制。
唐初軍事力量的核心是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兵農合一，士兵戰時為兵，平時為農，國家給予土地，免除一切其餘賦稅雜役。
府兵平時的耕種和居住都在地方專設的折衝府裡，大的折衝府有兵1200，中等的1000，下等的800。
唐初期的折衝府個數前後不斷變動，大約都維持在600上下，目前可考的總數627個，其中關中就有289個，加上河東（現在的山西）166個，隴右33個，可以說全國2/3的府兵都聚集在了帝國的眼皮子底下。
府兵的主要任務是兩個，一個是番代宿衛，一個是番代徵防。
也就是說，府兵輪番的執行守衛京城，守衛邊疆重鎮和臨時緊急出征的任務。
唐帝國當然還有很多的其餘軍隊，比如禁軍，州郡邊軍，各類內附番兵，地方團結兵和臨時徵募士兵，但是在唐帝國的頭幾十年裡，府兵始終是絕對核心主力。
而府兵的後勤完全掌握在帝國的手中，因此，儘管唐帝國時期，皇權始終處在不穩定之中，但是帝國的秩序仍然非常穩定，不復東漢末年四百年來，地方割據勢力屢屢興風作浪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局面。
但是維持府兵制不是沒有代價的，我們先來看看軍事代價。
府兵數量看上去很多，總數超過60萬，可是問題是，府兵不是職業軍隊，是兵農合一，自己管自己飯吃的兼職軍隊！
他們的戰鬥和軍事任務都是“番代”的，簡單的說就是幾班倒的。
一般近的5班倒，遠的7班倒，8班倒，最多12班倒！
所以，實時線上充當士兵的軍隊，只有十萬左右，即便遇到戰事頻繁，政府不講信用，也最多做到三班倒。
所以，帝國的核心主力部隊，數量其實最多在二十萬左右，遇到大規模戰事，去掉守衛京城和各地的防守必須的人馬，機動兵力往往無法超過十萬。
實際上，帝國初期，威震八方，多次吊打突厥，滅亡吐谷渾，蕩平西域等等輝煌勝利的對外戰鬥，都是採用的這種精兵模式。
帝國出動幾萬精兵加上一些附屬的番兵，透過一次為期幾個月，最多不過一年左右的臨時出征，定點打擊，基本殲滅敵軍主力，把敵人打破了膽，之後主要透過政治手腕和羈縻的方式，控制廣闊草原上的敵人。
這樣的模式，對於喪失農耕基地的長城以北草原民族，非常有效，因為草原上脆弱的部落聯盟現狀，使得唐帝國屢屢能夠獲得足夠的軍事情報，而唐帝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草原薄弱的防守能力，讓唐帝國可以多次有效的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這樣的軍事佈局，能夠湊效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你的對手都是可以被你快速吊打，毫無還手之力。
在面對一個擁有同樣農耕文明和堅固防守基地的對手時，就很難起作用了，如果對手還具備進攻能力，那就幾乎無解了。
因為你的兵力都集中在首都，就等於邊境處於不設防狀態，對手可以集中優勢兵力，肆意騷擾你，消滅你的有生力量和經濟基礎。
但你如果長期駐紮邊防，就勢必打破當前居重馭輕的戰略佈局，在邊疆培養一個個擁有強大軍政力量的獨立的軍事重鎮，從而面臨尾大不掉的局面。
比如唐帝國對付高句麗，就比對付突厥吐谷渾來的艱難。
對方的堅固城池，密集人口和充足的軍隊，想通過幾萬精兵短期攻勢去一個個拔釘子，顯然不現實。
所以太宗伐高麗，湊了各種部隊，還必須要臨時徵募十萬軍隊，隨後的戰鬥程序也很難令人滿意，唐帝國雖然可以獲得一些區域性的勝利，可是在對方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下，唐軍只能在一個個堅城下，一個個的拔釘子，根本無法快速解決戰鬥，後勤無力維持。
所以最後的唐帝國與高句麗的戰鬥，成了漫長的消耗戰，經歷了二十年不斷的派遣兵力各種掃蕩遊擊作戰，耗盡對方國力，才最終獲勝。
高句麗擁有足夠的防守能力，但是軍事實力偏弱，不具備進攻能力，只能單純的被動防守，因此唐帝國透過臨時徵募，反覆少量兵力掃蕩，可以最終消滅對手。
所以高句麗還不足以徹底打破唐帝國的戰略佈局，但是另一個對手吐蕃就大不一樣了，其不僅防守能力強，而且還具備雄厚的進攻實力，對於唐帝國的居重馭輕戰略，構成了很實際的挑戰。
唐帝國疆域的巔峰，大約是649年擒東突厥車鼻可汗，置狼山都護府，以及十年後，徹底滅亡西突厥，置昆凌、濛池兩個都護府，儘管這些地方都是標準的羈縻控制，但是畢竟是臣服於唐帝國了，所以令後世眾多漢族後人驕傲無比的大唐帝國地圖，都來自這個時候。
可惜好景不長，670年，崛起的吐蕃就攻佔了唐帝國的安西四鎮，2年後，佔領了臣服唐帝國的吐谷渾，威脅河西，並在之後多次大敗唐軍主力，給以府兵為主的唐軍帶來了大量的殺傷。
由於吐蕃崛起對唐帝國帶來的巨大軍事壓力和損耗，十年後，北邊的東突厥也成功復國，徹底失去控制，東北的契丹李萬忠也開始反叛，從此帝國東北邊境再無寧日。
也就是說，即便是把羈縻當領土的帶水分的盛唐疆域圖，滿打滿算也就維持了屈屈十一年，就徹底崩潰，基本回到了傳統中原帝國的疆域。
武則天時期，唐帝國已經開始大量的臨時募兵。
同時，唐軍與吐蕃在安西四鎮多次大規模鏖戰，唐軍收復了安西四鎮，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697年，吐蕃陷入了內訌，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混亂，暫時無力對外擴張，唐帝國西部邊境才得以勉強安寧一段時間。
玄宗皇帝接手的就是這麼個局面：
1、府兵制在屢次戰亂和經濟環境的變更中，已經形同虛設，名存實亡，根本無並可用了。
2、北部東突厥成功復國，屢屢南下。
3、東北契丹和奚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定的中央集權，控制的遼西具備農耕文明條件，開始對東北邊境形成威脅。
4、而最大的困難，還是來自於吐蕃，內訌只是暫時的，此時的吐蕃又恢復了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必須要大量的正規邊防部隊，與之長期鏖戰，才有抗衡的可能。
現在，擺在大唐帝國皇帝面前的就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採用積極的，主動的戰略，廢棄之前居重馭輕，嚴格限制和控制傭兵大佬的戰略構思，充分授權給擁有軍事才能的軍政大佬，給予更多的行政經濟財政的協調甚至控制權力，從而解開綁在軍政大佬上的手腳，充分釋放帝國的軍事潛力。
後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安史之亂不可避免，因為這就是標準的太阿倒持啊！
要麼呢，就是採取保守的策略，繼續和以前一樣，內重外輕，繼續像防賊一樣，把軍政大佬的手腳捆綁的死死的。
這樣一來，安史之亂那樣的局面大約暫時是不會發生的，可是問題是，面對越來越糜爛無力的軍事能力，面對越來越膨脹的吐蕃，這樣的局面又能維持幾年呢？
事實上，吐蕃在玄宗朝，面對玄宗強大的軍事壓迫，始終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可是隨著安史之亂髮生，唐帝國邊軍大量調離，吐蕃立即一日千里，狂飆突進。就在安史之亂平定的同一年，吐蕃把唐帝國的邊疆壓縮到了鳳翔，並一舉攻破了長安城！
之後幾十年，唐帝國始終需要維持超過40萬的常備部隊，守在離首都不到500裡的防線之中！如果算上西南防守吐蕃和南詔的軍隊，唐帝國時刻需要50-60萬的常備軍抵禦吐蕃！
事實上，吐蕃一直在強有力的影響著大唐的軍事政治局勢。
當吐蕃強盛，勢不可擋的時候，唐帝國裡那是真的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皇帝被藩鎮趕的四處亂竄。
隨著吐蕃再次陷入內亂與衰退，唐帝國把邊疆巨大的人力物力解放出來後，立即就滿血復活，把眾多不聽使喚的藩鎮打的嗷嗷亂叫，一度呈現中興景象。
可見，面對著以吐蕃為首的巨大的外部敵人，唐帝國即便採取保守策略，暫時可以不用面對太阿倒持的局面，也遲早要面臨被迫組建幾十萬軍隊長期守衛邊疆的局面，也顯然無法阻止最終的軍頭獨立化，軍閥化的趨勢。
所以，早在玄宗老爸的睿宗時期，面對現實的軍事困境，就提出過分天下為24個都督府（也就是24個大軍區）的行政軍事改革計劃，但是朝臣達不成一致，鬧到了中央擴大會議（百官會議）去討論，決策，最終以擔心軍頭權重難制的理由，否決了這次改革。
睿宗皇帝作為一個相對平庸和弱勢的皇帝，對此不了了之，但是到了雄才大略，獨斷專行的強勢皇帝玄宗這裡，他毫不猶豫的建立起節度使制度，徹底放開了軍頭的手腳，帶來了大唐幾十年的極盛，自然也就免不了後來的軍頭失控。
有了這個唐帝國的背景常識，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帝國會出現擁兵十幾萬的龐然大物般的大軍頭了。
可是一些朋友深入思考又難免會有這樣的疑惑，你放開軍頭的手腳，讓他們長期統領常備軍隊，這可以理解了。
可是你也不能把行政、軍事、人事、財政等權利都交給人家，把人家搞的一個個都是獨立軍閥了，人家能不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嗎？
你看人家宋帝國、明帝國清帝國，哪個軍頭能染指這麼大的權利了，連慈禧太后都知道要削藩，最後人也很順利的把各路軍頭收拾的順順貼貼的，怎麼唐玄宗就這麼笨呢？
這就需要我們有進一步的常識，那就是以唐帝國的經濟背景，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實際上之後的一百多年，唐帝國千方百計想做到這一點，之後的五代那麼多皇帝，亂世梟雄千方百計想做到這一點，但也大多失敗了。
主要原因玄宗時期政府的收入和分配方式，仍然是實物為主，這就給政府的放權與抓權帶來了很大無法跨越的障礙。
我們下面可以進一步來做一些深入探討，看看地方的權利是怎麼不可避免的被節度使滲透和抓走的。
節度使的特點，就是需要維持招募一支數量龐大的常備軍，那麼這支常備軍計程車兵和馬匹就需要基本的糧草，軍用物資和日常薪水與戰鬥獎勵，那麼這些後勤怎麼解決呢？
在一個實物收入的時代，就意味著政府往往缺乏透過貨幣和社會分工，專業民間乃至商業部門參與的能力，實際上這些後勤都需要透過政府來解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大政府模式，或者叫做計劃經濟加國有經營的方式，顯然效率極度低下。
比如說，唐帝國解決後勤這塊就有三個途徑：
一個是軍屯和營田，就是國家分配大片土地，由專門的國家機構組織士兵、團練或者租給民眾來耕種，收穫糧食。
理論上，這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好辦法，而且國家組織士兵耕種，還可以巧妙的把部隊平時的訓練組織管理，和戰時的指揮系統分割開來。
可問題是，作為一個國有農場的經營模式，軍屯和營田的效率和裡面的腐敗侵吞，是不言自明的。
我們舉個例子，唐帝國的馬場也是由國家經營的，太宗高宗前期，總體效率還比較高，最高時期育有七十萬匹馬，到了後來逐漸腐化失效，開元初期一度只剩下24萬匹，損失了三分之二。
所以，一旦決定成立節度使，一旦決定授予軍隊更大的權利，去主動出擊邊境的敵人，你就必須要保證其後勤，那麼營田使就自然的被節度使給兼了。
因為軍隊日常戰鬥越來越多，糧食需要和訓練、作戰的時間都越來越需要由軍事領袖統一調配，營田軍屯的日常工作，再由不懂軍事的部門和系統來管理和控制，就會與軍隊的需要產生矛盾，並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後勤。
而隨著營運使普遍被節度使兼任後，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官職問題，而是兩個系統被合二為一了。
當然，僅靠軍屯營田是滿足不了需求的，還需要國家從常備倉裡調撥大量的糧食和物資，這裡的調撥存在一個轉輸的問題，這又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效率低下的大型工程專案。
當時要轉輸邊軍糧草物資，就需要轉運使的機構來負責。
以安祿山控制的范陽、盧龍兩鎮，需要大量從河陰倉運送物資，有陸運使和水運使兩個機構負責海運和陸上運輸。
同樣的，由於國家運營的極度低效，在常備軍隊數量激增，對轉輸數量和時間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把轉輸的工程放權給地方就成為提高效率，滿足藩鎮需求的必然，於是轉運使，陸運使、水運使這樣的職務，也往往被節度使兼任了，地方轉輸相關的系統，也就和軍隊系統逐漸合併，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節度使的控制力。
接下來還有部隊的薪水和獎勵，前面介紹，在缺乏國家信用的貨幣調節的情況下，採用絹帛來代替貨幣，那麼就存在一個截留的問題。
因為絹的運輸也很不容易，運到倉庫再運回來很容易耗損，現在招募的軍隊數量激增，每年不包括戰爭獎恤就需要上千萬匹的絹帛，而主動出擊的軍事要求，戰爭的獎恤數量不必日常開銷少。
所以在財政捉襟見肘的現狀下，為了減少耗損，往往地方的租庸調的糧食和絹帛，都會大量的就地截留。
這就需要地方行政系統和軍隊系統的密切配合，你地方能徵收多少賦稅，數量準不準確，能不能及時到位，能不能更好的輸送，這些決定地方官員政績的東西，節度使就有了很大的話語權。
至於軍隊裡的人事權利，頻繁的戰爭狀況下，人事權是最容易被抓走的權利。
因為指揮官就在前線，需要隨時用官職作為獎勵激勵屬下拼死作戰，戰爭結束之後前線部隊誰的功勞大，誰的犧牲多指揮官也最清楚，提拔誰，獎勵誰自然也掌握在指揮官的手裡。
中央能掌握的也只有軍區裡面最上層的人事權，但是基層，中層的權利被節度使慢慢全部滲透幾乎是沒有辦法的。不要說在官僚制度不健全的唐玄宗時期，就是健全的清朝時期，年羹堯打了幾年仗，都能生出軍閥化的傾向。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們就能大體理解為什麼節度使的權利會越來越大，走向失控，接下來就容易理解為什麼玄宗只能在關東三鎮（河東、范陽、平盧）和關內三鎮（朔方、河西、隴右）之間反覆平衡了。
但是我們還需要幾個常識，來進一步理解為什麼說關內三鎮對皇帝的威脅遠遠大於關東三鎮？為什麼皇帝需要一個安祿山似的人物統籌關東三鎮？為什麼玄宗皇帝難以下決心調整關東三鎮的佈局？
這是因為關內三鎮的後勤壓力遠遠大於關東，導致關內三鎮的後勤組織進一步失控。
關內主要的後勤基地在於關中地區，可是隨著關中的水土流失，政治經濟組織模式的變化（比如府兵制度和關隴貴族為代表的豪族後代雲集關中導致稅源大減），以及官僚組織的急劇膨脹，關中實際上已經養不起全國性的政權了。
從董卓、李傕和郭汜時期，我們就可以看出，關中已經養不起全國性的政權了。
而到了唐帝國時期，有了完備的記載和統計，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到這一點，高宗皇帝開始，到武則天以來，首都長安每年的糧食缺口是二百萬石！
而低下的政府直營的運河漕運效率，導致每年的轉輸能力最多隻有八十萬石，每年淨缺口達到一百多萬石！
所以沒有辦法，唐帝國只有頻繁的遷都洛陽，玄宗皇帝開元年間，也不斷遷都洛陽。
直到開元二十一年，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唐帝國迎來了漕運的組織和技術的革命，每年向關中的轉輸能力超過二百萬石，從而玄宗皇帝終於可以不用往洛陽跑了。
我們可以看到，又是實物經濟下，大政府的組織效率的低下帶來的無可挽回的惡果。
在府兵制崩潰以後，帝國連首都的糧食都滿足不了，又拿什麼去滿足邊軍呢？
開始的時候，張說主持期間，採用的辦法就是大裁軍，一裁就是二十萬，然後用免除色役的方式，從被各級政府部門非法合法佔有的色役和逃亡人員中招募壯士（這些人基本都是本來就吃財政飯的人）代替府兵和禁軍宿衛京師。
可問題是如前所述，這些節流的措施，無法滿足邊疆日益緊張的局勢，更無法滿足雄才大略的玄宗皇帝的主動進攻的願望。怎麼辦？
於是隨著關西三鎮的設定和人馬不斷龐大，一個新的解決軍糧的制度誕生了，就是和糴。
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就是政府將糧草的徵集貯存和轉運等相關的一系列工程專案，大量的轉包給了民間機構，利用商業化的社會分工帶來的效率的巨大提升，解決軍糧不足的問題。和糴的規模達到了每年60多萬貫錢加四百多萬匹絹！
在一個連貨幣信用都沒能建立，還需要靠實物作為主要等價交換物的帝國，這種向民間的轉包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政府對後勤徹底的失控了！
在關東，雖然軍屯營田系統、轉運系統甚至地方行政系統，都逐漸被節度使的軍事系統所侵佔，但至少物資的收集和貯存仍然主要掌控在帝國的手裡，帝國仍然有力掌握軍閥的命脈。
可是在關內呢，連這一點最後的制衡也失去了。
我們可以簡單的想一下，如果太子和三鎮的一兩個軍閥眉來眼去的，突然說皇帝你身邊的小人太多了，我們都覺得還是太子英明神武，鳥生魚湯，您還是提前退休享清福去吧。
你說皇帝該怎麼辦？
哪怕三鎮只有一、兩鎮有這個強烈意願，也會讓玄宗皇帝束手無策，因為太子和軍閥都有能力掌控大量的絹，而常年的和糴意味著，民間已經有了成熟快速有效的與政府交換糧草的渠道、機構和人員組織。
只要有絹，太子就足以撇開帝國中央的束縛，獲取到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從而長期與皇帝形成相持，此時，如果沒有關東強鎮的強力支援，皇帝會有什麼下場就很難說了。
明白了這些道理，我們就能明白唐玄宗為什麼會一天之間殺三個兒子。理解為什麼皇帝對太子問題如此敏感。理解為什麼王忠嗣和太子就那麼有的沒的沾那麼點邊，就會立即被拿下，失去政治生命。
最終理解玄宗皇帝關東、關內諸鎮佈局背後，不得不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