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以致用，本即是士人階層一以貫之的人生追求和主要謀生方式，以士人階層為母體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尤其是在對兩漢文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儒家經典內，更是將入仕作為士人取得成功的標誌。
孔子即認為：“學而優則仕。”“學而優”似乎是士人得以入仕的必要條件。但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許多文人的經世追求不能得到滿足。尤其是在文人仕進之途不暢的情況下，其經世方式也必然會變得豐富多樣。
漢初中央政權多為功臣和外戚集團所把持，毫無背景的中下層士人很難參與政權管理。經世的理想、生存的壓力與仕進之途不暢這一現實相碰撞，遂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主動投靠掌握實權的諸侯與權貴以謀出路。
齊地並非龍興之地，而且沒有助漢朝開國的功勳人物。因此，齊地文人就很難在漢初政壇上佔據優勢地位。
於是在這股士人遊走諸侯、託身權門的幹利浪潮中，他們也成為其中頗為活躍的一個群體。戰國以至秦漢之間，齊國方士、辯士、說庇、軍事家等散在各處，搖唇鼓舌，出謀劃策，其人數當屬天下第一。
一、遊幕
遊幕，是漢初齊地文人參與政權的主要方式。促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其時的社會環境為遊士的存在提供了足夠的政治和文化空間。漢初諸侯王勢力強大，異姓諸侯坐擁關東六國大部分土地，有自主權且手握重兵，極大地威脅到中央集權統治。
劉邦在位期間雖然剪除了七國中的六國，但又參照周朝制度，分封九個同姓諸侯王。這些諸侯王的領地幾佔漢朝國土的三分之二，享有封地的一切賦稅，並有任命除侯國丞相以外所有官吏的權力。
這些諸侯王為了保護和發展自身的既有勢力或滿足一己的喜好，也極力招攬各種人才為幕僚。諸侯王國所具有的較髙獨立性和延攬人才之風為遊幕之士營造了與戰國時期相近的生存、活動空間。
與此同時，漢初統治者所採取的一系列寬鬆的文化政策，如惠帝廢除挾書律，高後廢除妖言令，文帝除誹謗飫言罪等，使戰國晚期的多種學術文化得以復興，士人的思想和個體意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和張揚。
齊地文人如黃生、梁石君、東郭先生、田生、鄒陽、羊勝、公孫詭、公孫狸等人，就是在此種條件下參與政權的。
梁石君與東郭先生原是被田榮劫持到軍營中的齊國謀士，在田榮兵敗後隱居深山。曹參任齊國丞相後，大力舉賢納士，在蒯通的建議下起用二人，奉為上客。
齊人鄒陽的經歷則更加具有典型性，他先是於眾多招納遊士的諸侯國中選擇了最為富庶的吳國作為遊幕之地，後諫阻吳王劉濞謀反不成，又投奔到地位如曰中天的梁孝王劉武麾下。
在梁孝王刺殺袁盎的事情敗露後，他為保全梁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說曹參招納賢士的目的在於恢復和發展齊國經濟，以安定劉氏天下的話，那麼吳王與梁孝王的行徑則暴露了自身不臣的政治野心，其招納賓客謀士的最終目的也在於壯大自身實力，以便為自己謀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在此環境下，齊地文人的入幕選擇還是較為多樣的，鄒陽的去吳遊梁正顯示出漢初齊地文人較為寬廣的遊幕空間。
除諸侯王外，漢代顯貴之臣禮賢下士的現象也十分普遍。這當然與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息息相關，但似乎也與漢初重義士的社會風尚不無關係。
漢朝皇室出自平民百姓，其之所以取得天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眾多義士的全力相挺。漢統治者既以義士得天下，故而對士人的義行也頗為提倡。這也是劉邦在聞知田橫二客自殺殉主後，“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的原因所在。
齊地文人公孫弘於武帝年間拜相封侯後，即修建客館，延攬天下賢士與自己共商國事。結合他建議武帝為博士置弟子員的行為來看，其延攬賓客的目的，乃務求做到合理地利用人才。
漢初權臣的養士之風無疑為齊地文人的遊幕開拓了更為寬廣的空間。尤其如公孫弘般的齊地顯貴文人，出於地緣的親近感和對朋友才能的熟悉，其所延攬的賓客也極有可能多是齊地“故人”。
諸侯、權臣厚遇賓客的舉動，也在客觀上對中央集權的穩固形成了威脅。遊士於高祖年間的陳豨謀反，景帝年間的六國之亂與梁孝王覬覦帝位，武帝年間的淮南王謀反諸事件中都扮演了助力叛亂的角色，以致引起了最高統治者的警惕和切齒痛恨。
自文帝時期起，漢中央開始有意解決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問題，在統治者的刻意打壓之下，遊士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土壤大為萎縮了，興盛一時的齊地文人遊幕浪潮也逐漸走向衰落。
但必須看到的是，由於兩漢仕進制度的特色和封建專制政體自身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文人依託權門以求取富貴的“遊幕”現象於兩漢時期一直廣泛存在。只是由於其產生條件和身份地位的變化，性質已然與漢初的遊幕文人大為不同。西漢中期以後的“遊幕”文人雖然也以幹取名利為目的，但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己與薦舉官的私屬無異。
而被薦舉的賓客或僚屬為報恩主拔擢之利，又會反過來為其政治、經濟利益服務。
這種政出私門的現象不僅最終導致了漢代官場朋黨現象的產生，也為其時文人“遊幕”活動的延續提供了新的保障。除此之外，漢代豪族地主於西漢中期的迅速崛起，也為兩漢文人的遊幕活動開闢了新的空間。
這些豪族地主有很多本身就是官僚世家，即或僅是地方豪強，為了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和謀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也會廣招賓客為自身服務。這些賓客中自然也包括了一定數量的齊地文人在內。
二、察舉
察舉制是武帝以後乃至東漢一朝的主要選官途徑，也是西漢中期以後齊地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徑。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得益於儒家經學在漢代思想文化界主流地位的確立。
武帝即位後，社會經濟己較漢初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諸侯王的屢興叛亂與遊士階層的離心離德，一直是影響漢政權鞏固的不穩定因素之一。這促使武帝下決心改革一系列相關制度，以實現對士人階層最大程度的控制與吸納。
而關注現實、強調致用的儒家學說在經過漢初六十多年的傳播和發展後，於社會統治方面的優越性逐漸凸顯出來。
董仲舒作為今文齊學的集大成者和推動儒家學說官方化的關鍵人物，其《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作，以儒家思想為主幹，並吸納陰陽五行、法家、名家等學派學說，在理論上成功解決了證實漢朝政權合法性與長存性等問題，因而被武帝採納，使經過實踐性改造的儒家學說最終成為漢朝統治的理論依據。班固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學說在兩漢思想界的主體地位於此時開始得以確立。
在統一思想文化的同時，漢武帝還在前幾任統治者用人政策的基礎上改革和完善了人才選拔制度，從而使熟諳經學的兩漢文人的入仕途徑得以暢通。早在漢朝建立之初，漢髙祖劉邦即曾下求賢詔，徵召天下賢士大夫共治天下。
其後，漢惠帝也“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景之時，都曾詔舉賢良方正，並先後設立起三家詩學、公羊春秋、諸子傳記等博士職位。
但上述舉措並沒有改變功臣、外戚把持朝政的基本態勢，齊地文人中，能如婁敬、胡毋生、轅固生等憑藉自身學識進入中央政權的人只是少數，且除了劉敬之外，胡毋生等人皆處在被統治者置而不用的尷尬地位，自身的經世抱負根本就難以施展。
只有到了軍功權臣全部凋零，豐沛集團把持朝政的局面不復存在的武帝時期，吏治改革的時機才真正到來。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勸諫武帝，用意在於建設一套與國家文化政策相適應的用人制度，從而使學習儒家經學的文人能夠做到學以致用。
董仲舒的建議基本為武帝所採納，他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並於元朔元年將二千石官吏察舉人才的制度以法定的形式確立下來，察舉制度分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與文學以及明經、明法等科目，這些科目多與經學相關聯。即使是明法之士，也崇尚在運用法律時以儒學作掩飾。
察舉制的實行標誌著研讀經學成為兩漢文人入仕的正途，也使得文人群體中的佼佼者大可不必在政治清明時投入遊幕文人的行列。
同樣為經學之士開闢仕進途徑還有公孫弘設定博士弟子員的建議。《史記儒林列傳》說他擔任學官後，有意倡揚儒學，於是建議武帝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乃從全國各地的民間選拔而來，跟隨太常學習一年後，經考試合格者可按其優異程度分別授以相應的官職。
公孫弘的建議被武帝採納後，也以相對固定的形式被儲存下來。在此之後，博士弟子的人數屢有增加。至東漢桓、靈時期，弟子員數竟達到三萬多人。
弟子員數量的不斷增多，也即預示著兩漢文人依靠習經而步入仕途的機會不斷增加。這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原本知識多元化的文人階層逐漸向單一的儒士階層過渡。
齊地文人在學術取向上的轉變，正反映出他們對此種學仕合一的用人制度的認可和積極響應。自此之後，齊地文人中的佼佼者多有著濃厚的經學背景。
經學取士制度的成功，不僅使兩漢由此進入了一個經學盛行的時代，還在統治者與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通經致用的共識：一方面，統治者在確保察舉制推行的同時，還經常差遣官員分行各州，發掘賢能。
朝廷既有意廣納民間賢才，則才學之士亦不乏進入仕途的機會。另一方面，許多受益於經學取士的大臣也往往以拔舉賢能作為自己的本分。
在上述大背景下，有才能之士甘於遊幕而不研經求仕者，恐怕己經不多。西漢中期以後，齊地知名文人之所以大多以察舉入仕，武帝以後的兩漢朝廷所實施的一系列取士政策，是極為重要的原因。
結論
總之，在兩漢大一統的背景下，齊地文人出仕的途徑有遊幕和察舉兩種。漢初功臣、外戚把持朝政，文人仕進途徑不暢，又加之諸侯國擁有較高的自主權，養士之風在其時依舊盛行，所以齊地文人在此一時期的參政方式也主要是透過遊幕得以實現的。
武帝時期，儒家五經被設立為官學，以經學取士為主的察舉制度也被建立起來，通經文人的入仕中央朝廷的渠道由此生成，並在日後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與之相反，文人的遊幕活動則在統治者的仇視和打壓之下，逐漸趨於消沉。
受此影響，齊地文人在武帝以後的入仕途徑雖然仍包括遊幕活動在內，但卻以察舉為主。
除遊幕和察舉之外，兩漢齊地文人的入仕途徑還包括州郡闢除、徵召、任子以及納貲等，但由於不佔主導地位，故本文不予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