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羊史記.

看新鮮的歷史

撰文：琴劍霜月

編輯：吃硬碟吧

插畫：發達蚊

說起宋朝，我們腦中大概會有這樣幾個印象：從《清明上河圖》中反映出的汴梁繁華；從宋詞射出的縷縷書卷氣；以及從契丹南侵、靖康之恥中折射出的宋朝重文抑武政策所導致的軍隊羸弱——大宋富而不強，是我們給這個將近四百年王朝最普遍的定性。後世較少提及的，反而是歷代大一統王朝都繞不開的農民起義問題。

大一統王朝走到尾聲的時候，總會蹦出幾個“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的亂世豪傑，從“祖師爺”陳勝吳廣，到漢末的張角兄弟，再到吃人肉的黃巢還有“石人一出天下反”的韓山童，殺進紫禁城的李闖，乃至自稱天父之子的洪秀全……

他們都將各自所在的時代攪得天翻地覆，縱然最後沒能坐擁江山，卻也讓華夏曆史的車輪轉了方向。

相比於他們，兩宋的農民起義就沒有那麼大的陣仗了。是因為宋朝富庶，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也就不願扯旗反朝廷麼？事實上，恰恰相反。

#01：

繁華盛世，百姓買單

對於知識分子和商人來說，宋朝是一個昌明自由的時代。文人可以暢所欲言，商賈可以賺得盆滿缽滿，那些網文作者們都喜歡讓筆下的主人公紛紛穿越到大宋，體驗一把東京夢華。但所謂的富庶自由，只是針對社會上層階級而言的。

在土地政策上，唐朝初年實行的是重農、護農和取農的策略。基於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國家以租庸調製農業賦稅為主要的財政收入。

只是到了安史之亂後唐朝局勢不穩，土地兼併越發嚴重，租庸調製才被破壞殆盡。而宋太祖趙匡胤剛剛黃袍加身，為了穩定政局，獲得地主階級的支援，便奉行“不抑兼併”的政策。

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土地兼併已經嚴重到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的程度，沒了地種的貧苦人怎麼活呢？造反唄。

這還不算，宋朝之所以看上去富庶，一個重要原因是繼承了中唐以來的兩稅法，獲得極高的稅收。

本來就乏田可耕的農民，除了要按期向國家繳納賦稅外，還被攤派各種額外的雜稅，負擔之沉重可想而知。

到了宋徽宗登基，這位爺喜歡園林建築，手下的童貫等人到全國各地搜刮奇花異石，以逢迎聖上，而這些費用也很自然地攤派到普通百姓的頭上。如此層層重壓，百姓安能不反？

事實上，兩宋319年的國祚，就出現了大小農民起義434次，平均每年就有1.4次。

可為什麼在我們的印象中，宋朝的大小戰爭主要都是發生在國境線上抵抗外族入侵，而國內似乎風調雨順呢？或者說，這大大小小的四百餘次起義，為什麼都沒有颳起黃巾軍、紅巾軍那樣全國性的風暴呢？

#02：

天下兵馬，聚之汴京

首先是人所共知的一個原因——宋王朝對兵權和兵器的強大管控。

東漢靈帝面對遍地黃巾軍束手無策，命各地自行招兵買馬，剿滅寇匪，結果引發了全國軍閥割據的局面，三國亂世由此初見雛形；唐末黃巢一度殺進長安，唐僖宗倉皇入蜀，依靠朱溫、李克用這些地方武裝平定亂軍，卻也將歷史轉向了五代十國的碎裂。對這些往事瞭如指掌的宋太祖先是透過杯酒釋兵權，杜絕了手下臣子叛變的可能；隨後設立樞密院，“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皇帝得以直接掌握兵權，軍中卻是“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最後，各州縣的財賦“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

種種政策在杜絕地方割據火種的同時，也大大加強了中央的力量，藉由農民起義引發的藩鎮林立、軍閥混戰的局面，在宋朝就很難出現了。

此外，宋朝實行嚴格的兵器管理制度，以穩固國家秩序。政府透過軍工業官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兵器的控制權。兵器產出後，儲存在各地的甲仗庫、軍器庫，地方官員負責監管兵器，以防止兵器濫用。

軍隊中設立借支制度，士兵禁止長期存留武器；民間更是嚴禁私藏和買賣兵器，可見，《水滸傳》中“你使一柄朴刀，我執一杆鋼槍”這種江湖對打的場面，在宋朝多半是不存在的。

沒有兵器在手，農民起義軍的戰鬥力又能強到哪裡去呢？

#03：

招安制度

宋朝起義軍之所以不成氣候，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朝廷的招安方略。而提到招安，我們首先會想到宋江，以及偉人那句著名的點評：“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那麼真實的宋江起義究竟是怎樣的呢？

北宋宣和元年，宋江等三十六人嘯聚梁山泊，隨後四處攻略，在今天河北、山東一帶打了十餘個州郡，鬧出了不小的動靜，這也大致與《水滸傳》中梁山大聚義之前的打青州、攻大名府等章節相符。可僅僅兩年後的宣和三年二月，宋江進攻海州（今江蘇省連雲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擊敗，宋江等遂投降。

至於投降後，這些“梁山好漢”們也並未去打方臘，而是童貫領江淮荊浙等路宣撫使，帶著十五萬大軍浩浩蕩蕩南下，將方臘軍一路擊潰，最終在幫源峒將老方生擒。

話說回來，宋廷為何會傾向於執行招安制度，又是否有“以賊攻寇”的做法呢？

前面提到，宋廷為了防止地方坐大，嚴格執行“強幹弱枝”的策略，除了禁衛軍裝備精良外，主要的軍費都花在抵禦遼夏入侵的邊軍上，而地方上的守備力量十分虛弱。

宋真宗鹹平三年，黃州知州向朝廷上奏時就提到“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須知此時還是北宋立國初年，地方武備就已經有如此嚴重的問題，到了後期更可想而知。中央軍雖然裝備精良，可冗兵冗費現象嚴重：在宋朝當兵只要混混日子，就可以獲得不錯的待遇，軍隊的戰鬥力自然是江河日下。

深感困擾的宋朝統治者們，除了王小波、方臘那樣必須剿滅的義軍外，對於很多尚不成氣候的小股賊寇則是能招撫就不斬盡殺絕，等於將可能燎原的大火消滅在火苗階段。

畢竟以宋軍的能耐，無論是抵禦外侮還是鎮壓內亂，都缺少必勝的把握。而起義的領頭人中也有不少投機分子，並沒有什麼“再造河山”的遠大志向，無非是活不下去了才做這沒本錢的營生。朝廷給一顆甜棗，自己何必還死梗著呢？

除了軍隊戰鬥力堪憂外，北宋傾向招安的另一個原因是文人士大夫執政。

趙匡胤登基之初，便信誓旦旦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兩宋也的確是文人雅士最為享受的時代。無論太宗朝的呂蒙正、仁宗朝的晏殊、還是哲宗朝的司馬光，都是苦讀及第、滿腹經綸的宰執。

一方面，這些重臣有很多出身底層，懂得民間疾苦，對於為了生計鋌而走險的民眾懷有惻隱之心，不忍殺戮；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文臣集團不希望武將們透過剿匪平亂得到提拔，獲得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機會，即便這些武將是在文官的指揮下作戰。

更何況，動用武力是個燒錢的活兒，砸進去大量的物資也不見得能補上窟窿，說不定國家還會要求大家捐出自己的小金庫。而招安與之相比，實在是價效比極高的選擇。北宋末年名臣李綱以抗擊金兵入侵而載入史冊，卻也在他的《論盜》中如此總結過招安的好處：“以彌內亂，一也；以御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陣，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可見能招撫就不剿滅，是宋朝士大夫們的共識。

招安被宋朝皇帝頻繁使用，屢試不爽，的確暫時平息了亂局，但土地兼併這樣深層次的矛盾並未得到解決。

百姓心中的憤懣就如同一簇簇火把，雖然沒有形成燎原之勢，卻也在不斷燒灼這個王朝的根基。雖然兩宋都是亡於外族入侵，但敗亡之根本仍在其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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