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言事分記到言事相兼”，實際上講的就是古代記史的習慣、它的發展和它的變化。中國史學的發軔期，根據現存的文獻，當產生於西周、春秋時期。傳說中的古代典籍，是所謂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這僅是傳說，它到底是不是史籍呢？因為沒有傳下來，所以真偽難辨，很難說清楚。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時代，才有不少完整的史書出現。

這裡請大家注意：指完整的史書，如周王朝有《周書》《周志》，各國都有《春秋》，也就是說“春秋”這個名稱，實際上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稱，只是這些史書絕大部分都已亡，我們看不到了。那麼它的體制到底如何，現在當然也就無從知道了。流傳至今的，我們說“完整的”“最早的”，首推是《尚書》《春秋》等少數幾部。古代史官的分工，是非常細的。我這裡舉兩條文獻的根據：一是《禮記》的《玉藻》篇。請大家看看，這《禮記·玉藻》篇裡面說：天子……玄端而居。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就是說：凡是天子的舉動，都要把它記下來——做什麼事情，左史把它記載下來；說的話，右史把它記載下來。言跟行都記載下來，使君王能夠謹言慎行，而且給旁人，給後人也留下榜樣。《漢書·藝文志》裡面說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跟《玉藻》篇有點不一樣。

《玉藻》篇裡說的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實這個問題不大，古代史官分工很細，有左史、右史之分。不管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還是右史記言、左史記事，總之就是：中國史學發軔之初始著作，它是言跟事分記——言跟事是分開來記載的。根據我剛才給大家列出來的這兩條文獻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這一點，中國史學史的起源之作與古希臘的情況完全不同。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25年，也就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末期。他的著作叫《歷史》，也有的翻譯作《希波戰爭史》，他這部書，被稱為古希臘第一部史學著作。這部著作，前半部分敘述埃及、希臘、波斯等國的歷史，後半部分是對希波戰爭具體過程的描述，書中非常重視情節的生動描寫，還摻進了許多神話故事。而荷馬的《史詩》，寫的是古希臘歷史，當然它嚴格說是文學作品。

因此，在古希臘的史學歷史上，像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它們並沒有言事分書的習慣。這一點跟我們中國古代的史書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說，在最早發軔期的中國史學著作，它是言事分紀的。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記言之書謂之《尚書》，記事之書謂之《春秋》，所以我們這裡把《尚書》跟《春秋》這兩部著作給簡單介紹一下——雖然大家已經有所瞭解。記言之書《尚書》，是我國現存最古的史書。其實它並非一部史家刻意而為的歷史專著，也就是說不是一開始就由史家帶有目的性的著作，它只是雜輯而成的一部書。清代，清代學者閻若璩經過二十多年的考證，寫成《古文尚書疏證》這麼一部書，論證了古文《尚書》的不可靠。

這個問題今天我們不細說。《尚書》的文章彙集起來，我們把它稱為典、謨、訓、誥、誓、命等，因為裡面有堯典、舜典、皋陶謨、伊訓、大誥、康誥、泰誓、牧誓、顧命等這些篇章，這些基本上都是統治者的講話記錄或文告。如《商書》中的《盤庚》——這是很著名、很重要的一篇——說的就是殷王盤庚為了動員遷都對臣民做的演說，換句話說就是商王盤庚為了動員遷都做的一個動員報告。

盤庚是商的第二十位君王，他為了避免水患，復興殷商，要把都城從奄遷到殷，大概原來在奄地的時候，洪水經常氾濫，所以他決定要遷都，以此來振興商朝。他要遷到殷去，也就是河南的安陽，但遭到各方面的反對。所以他反覆向臣民傳達遷都的原因和目的，而且譴責那些守舊制不想改變狀況，又貪圖安逸，甚至散佈謠言惑眾的官員，希望臣民能與自己同心同德，敬天得民，以繼先王之業。這就是《盤庚》的內容。文中雖有簡單的記事，但主要在於記言。

大家如果去讀讀《盤庚》就知道。作者採用反覆說理、鋪陳申述的手法來表達盤庚訓誥的內容。而且還用了很多的比喻，我這裡舉了幾條，像“若顛木之有由櫱”“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予告汝於難，若射之有志”，等等，用了這些比喻，來增強說服力。像《無逸》這篇裡面，也是比較鮮明的一—周公在告誡成王的時候，用了一個方法，就是“以史為鑑”的方法，察往知來，放眼歷史，放眼未來，借鑑歷史經驗以告誡成王，要吸取教訓，表現出深沉的歷史意識和宏遠的歷史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