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後期，隨著政治的動盪和經濟的改變，人們對於“早慧”的要求發生了變化。
在重學問與重道德並舉的前提下產生了新的內涵，呈現出了能言善辯、膽識過人、聰慧機敏、學識淵博等新意之處。儒家學說在東漢末期的動盪之中，產生的的變化也隨之引發人民走向更深入的思考。
加之三國時期唯才是舉之風正盛，曹操等人更是以“才”作為選拔的標準，道德和學問逐漸失去意義，能言善辯、聰慧機敏等特徵得到統治者的熱愛。
而東漢“早慧”兒童這一現象，在秦漢與魏晉時期中起著一個傳承的作用，並對其產生重大的影響。
而本文所要講述的“神童”，
他們或隨機應變或學識淵博
，反應著當時社會思想的開放和對人才的尊重。而且其形象特徵中也表現了早慧兒童的社會化之深，並且承擔起了維護家族榮譽的責任。
一、膽識過人
《言語》第二條：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如此年輕的年紀竟然知道事物要相互對比，不能單看其中一點，這一思想已比眾多成人的思想更成熟。不過孩子們的語言中表現出來的也正是
當時社會對思辨思想的推崇,已經滲透到兒童的思想當中。
《夙惠》第三條記載著孔融很有名的故事，孔融十歲，跟隨父親去洛陽，當時李元禮很有盛名，來拜訪的人都要與他有親戚才能進入。有人問孔融，你與李元禮有什麼親戚，孔融答：“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在坐的賓客都覺得很驚奇。
陳韙後到，聽到人人都在說孔融的故事，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而孔融則說：“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從中可以看出，
孔融能以隨機應變之語，巧妙回覆來自成人的嘲諷。
擁有詭辯之才成為當時神童的特點，魏晉時期玄學興盛，尚清談，所以對兒童也多少有些影響。成人對兒童開玩笑，兒童的身心發展遠遜於成人，在這種對抗中處於劣勢，而很多“神童”卻能反應迅速在對抗中佔據勝場。同時，
在當時對門第血統有近乎偏執的看法，作者或許是想透過這段來揭示成人社會的偽善和真實的慾望。
《言語》第十一條，
記載鍾會、鍾毓兩兄弟見魏文帝的故事，
鍾毓流汗，魏文帝問為什麼流汗，鍾毓答：“戰戰惶惶，汗出如漿。”。鍾會未流汗，魏文帝又問他為什麼不流汗，鍾會答：“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這則故事表現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子弟有著高度社會化的生活，他們擁有超過平民子弟的上升機會，同時也處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之中。作者是否有暗諷的意思，說明其不敢跨馬的原因，
亦說明士族子弟在政治鬥爭中的小心翼翼和身不由己的悲哀。
更有成人調侃兒童而反被兒童嘲笑的例子，成人試圖利用某種契機奚落為難神童，卻被神童奚落。這是對成人主導兒童的既定的社會等級秩序的一種反動，是對神童們所承受的那種瓦解社會倫理秩序的激進使命，被進一步強化的表現。但是其對皇帝仍然沒有不敬的言語，
也證明其並沒有逾越秩序的底線，仍然是堅守儒家的本則。
而作者選擇記載或者讚頌這樣一種品質，並且表現出當時社會這樣對倫理秩序的反動，一定是世家大族所信仰的並且具有一定社會現狀的，而士族們選擇記載這樣的一種形象，是否與士族們本身的期望有關呢？所以《世說新語》中這樣一種神童形象的出現
，到底是真正意義上人的覺醒還是有意識地培養和營造的呢。
二、能言善辯
《夙惠》第三條中記載的晉明帝所說的：“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的故事之所以大為士人傳誦，有多方面的原因。晉元帝偏安一隅，北方名士皆從北方遷來，他們心裡非常複雜，對於亡國之痛更是異常的悲傷。
想起長安，自然會引發對北方故土的思念，便問兒子，長安和太陽哪個更遠。
兒子的回答讓他甚是滿意，於是特意召開盛大的宴會向群臣昭示，然而當著群臣的面太子卻說出了與當天不一樣的說辭，並解釋道“舉目見日，不見長安”，一語便震驚四座。當時清談之風正盛，大有莊子詭辯之遺風。
太子這句話頗得玄風之旨，詭辯之趣的妙語，更是體現出太子睿智敏捷和獨立善思的品質。
《言語》第五十一條記載張玄之、顧敷二人都是顧中和的孫子，顧中和更偏愛顧敷，玄之不服氣，有一次一起去寺中，看到有的弟子對著佛像哭泣，有的不哭，顧中和問兩個小孩，為什麼，二人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顧敷的回答超脫世俗，頗有玄學之象，表之以情，動之以理。這種釋和玄的完美結合，也說明了
當時釋玄的結合對兒童的影響之深。
《言語》第四條和《言語》第十二條，孔融的孩子和鍾會、鍾毓兩兄弟，對於偷酒行不行禮進行了簡單的對話。都答道：“偷，那得行禮！”
兩則故事都記述了孩子對於禮法的認識，
並且故事描繪的“神童”們沒有拘泥於禮法，懂得變通，能言善辯，視情況而做出抉擇，也是其早慧的表現。
三、維護家族聲譽
《方正》第五條中王子敬在看門生樗蒲的時候，被門生小輩輕蔑對待，說道：“運漸荀奉倩，近愧劉真長。”然後拂袖而去。這樣的表現是兒童在天然的好奇心和後天社會身份中做出的選擇，深刻反省其行為愧對先賢，
而魏晉士人兒童社會化之早之深，也承擔了魏晉士人的文化特質。
《夙惠》第一條：記載有賓客拜訪陳太丘，太丘讓元方和季方做飯，太丘則與賓客談論事情。兩個孩子偷聽太丘與賓客對話，忘記做飯，太丘問，為什麼沒有把飯做熟？二人說在聽大人的對話，並且把聽到的話原數重複出來，言無遺失。
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這是智商超群，耳聰目明，並且具有驚人記憶力的兒童形象。當然這
也反映出了當時高門大族的教育理念
，看似表達兒童聰慧，實則是太丘等高門士族對於子女的態度，飯為糜，先問有所識否？
可見其關注的角度很重要，他並沒有進行責備，而是看其收穫，可見當時是很鼓勵兒童學習並相對尊重兒童的。雖然有禮教的約束，比如長跪，但卻讓晚輩有可以說話的機會。這則故事表現出了當時高門士族對兒童教育的理念。
士人們更是希望對兒童的教育使其能夠更好地維護家族聲譽和利益。
從七歲的何晏畫地為牢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曹操對何晏的喜愛。
何晏卻不願意留在宮中，但他不能直接抗旨，便畫地為牢說自己好像被囚禁一樣，從側面表達出內心的真實想法。而聰明的曹操更是對何晏愛護有加，讀懂了何晏的內心便送他回家了。
曹操對人才和神童的愛並不僅僅是對他們的重視和欣賞，還有物質上的關懷。更是尊重對方的意願將兒童作為成人一樣平等的對待，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優勢或因自己是成年人，便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兒童。
對兒童的尊重從曹操便做了表率，有了自上而下尊重兒童的風氣。
自東漢末，儒家地位受到極大的衝擊，但“根深蒂固的理性思想並未完全喪失對人的控制力量”，
儒家思想仍佔據著社會的主導作用
。《德行》第三十三條中所載謝奕與謝安的對話中，雖然老翁有錯卻因其年紀大而不忍苛責。
由此可以看出謝安年少時擁有作為孩童特有的天真善良，也有儒家的道德標準。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已經深入到小兒的思想中。因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兒童，還具有強烈的家族觀念和儒家道德觀。
《方正》第一條中的“陳太丘與友期行”，陳元方雖然只有七歲，卻用儒家的種種行為準則來評判是非，並且能夠十分準確地抓住父親朋友的錯誤，用儒家道德標準去衡量、批評別人，言辭懇切，不卑不亢，並以“入門不顧”表示對無信無禮之人的鄙視。
由此便可看出魏晉時期的兒童在傳統的儒學教育下已將儒家道德觀深入骨髓。
除此之外，魏晉時期崇尚清談品評人物，看重家族聲望和個人名譽，世家大族的每位成員都有義務去維護家族聲譽。《世說新語》中的孩童也用他們稚嫩的肩膀扛起維護家族的重任。《夙惠》中記載的桓玄因年紀太小不能繼承爵位、不能堪其重任而痛哭，
這種家族責任感已經融入到世家大族的成員的血液中。
《假譎》中記載的
王羲之聽到王敦謀反，然後佯裝睡著從而躲過殺身之禍的故事。
表現出當時的兒童所處的政治環境的惡劣，使其不得已參與到政治鬥爭中，並且提前接觸到了政治的複雜性。
王羲之當時還未滿十歲，便能清楚的認識到問題，於是急中生智假裝酣睡才得以活命。他的故事在當時得到廣泛的讚許，
而這種能力正是源於當時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和個人處境的不穩定性。
上述幾例雖然不能完全歸為“神童”，但也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兒童自身的道德素質，和禮教標準。他們表現出的行為和話語雖然不是驚為天人，
卻超脫他們當時年紀的理解和要求。
而且他們基本都符合禮教的內在標準，並表現出很合理而又優秀的禮教素質。
《世說新語》中的神童，絕大多數都成為後來的名士
，如孔融、王羲之、衛階、王戎等。他們神童的種種突出的表現，其本身就是符合名士要求和標準的，也是迎合當時士風的，可謂是“兒童名士”。
《世說新語》正是以評價名士的標準來審視這些“神童”的
。也正是因為其中所記錄的基本都是後來的名士，而名士成年成名之後對其幼年進行塑造，這也是歷史記載中常見的現象。
四、總結
從三國時期“以幼慧為忌”的現象，經歷了一個簡單的變化，到魏晉時期變成了對“神童”現象的推崇和對“早慧”的鼓勵。魏晉時期湧現了大批的“神童”，
並且“神童”現象在魏晉時期有了更深一步的重視。
上述可知，《世說新語》表現出的是魏晉時期兒童複雜的現狀和傳統兒童所承受的來自成人世界的種種訴求。
他們或能言善辯，或聰明機敏，在小說手法的加工下，顯得更加的玄妙和聰穎。
但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其創造出這些“神童”的有意識性。
究其原因，一是士大夫在治道理想與現實中產生了巨大鴻溝，士大夫接下來要選擇的是如何自處。士人立身不以“俗”“世”為中心，轉而“自求多福”消極無為。高門士族在政治鬥爭中亦倍感疲倦，在皇權的打壓中，
在君和家的選擇中，逐漸轉而“保家”。
這一系列的政治原因，使兒童成為成人世界表達訴求的代言人，成人或士族們透過鼓吹和宣揚自家“神童”的智慧表現，而用以提升家族榮譽。而這其中兒童對成人世界的反抗，
也表示這一種弱勢階層對統治階層的反動，對傳統社會等級秩序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