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古代戰爭中得出的一個經驗，從這可以看出來，
在一場戰爭之中，除了雙方的行軍作戰的謀略以外，如何輸送糧草，如何保證後方儲備的供給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隋唐時期中國與鄰邦高麗就發生過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的糧草供給方略就成為了很多歷史學家研究的方向。
根據研究發現當時的糧運一共分為了三個不同的階段，一是陸運為主要手段；二是陸運、漕運相結合；三是海運掌握了主動權。
之所以會有這三個時期的糧草運送方式的變化，與當時的社會發展腳步有著密切的聯絡，而且在戰爭中運送糧草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那就是“集中化戰略”有著非常大的危害。
所謂的“集中化戰略”就是指“將雞蛋全部放在一個籃子裡面，一旦發生意外，就會失去所有的雞蛋”。
這一理論如果用在了糧草運輸上面，就可以解釋為如果所有的糧草都運用一種方式運輸，只要敵人在這條運輸線上設下埋伏，那麼前方的作戰部隊就會面臨十分危險的境地。
所以隋唐征戰高麗的時候，
掌權者不僅對於前線的作戰非常關心以外，對於後方支援部隊的運轉也格外地注意
。
一、以陸運為主的第一階段
自隋朝開皇十八年出兵征戰高麗開始，到唐朝貞觀十八年這段時間，一直都是有陸運參與的，也就是公元598年到公元644年，持續了46年之久。
只不過在這46年中，以611年隋煬帝年間為分界線，又可以細分為純粹的陸運模式和陸運、漕運相結合的模式
。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細分是因為
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出現新的變革
，以前人們對於水資源的利用程度非常低，除了農業生產以外基本上屬於未開發的狀態。
不過隨著隋煬帝時期對於水運的突破，陸運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有了變化，開始轉變為了水陸結合，
這就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社會環境的變化。
1、征伐高麗的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戰爭不斷的國家，不過中國都是內戰奪權之戰比較多，對外國的征戰還是相對較少的，這可能也是受到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影響，認為自己國家怎麼鬥都是可以的，
但是征戰他國就違背了和平原則。
不過在隋唐時期卻發生了征伐高麗的事件，對比來看，
唐朝時期中國和另一鄰國日本就是和平相處，甚至還有了文化交流頂峰的“遣唐使”的出現
，
那麼導致這樣兩種截然不同外交狀態的原因是什麼呢？
根據歷史記載“高麗王元帥靺羯之眾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衝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併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隋朝之所以會出兵高麗是有因可循的，是高麗國先一步打破了和平共處的原則，隋朝只不過是作出了反擊之後才決定征戰高麗的。
只不過這一時期的征戰並沒有勝利，最後無功而返了，
原因就是在行軍作戰的途中遭遇了糧運危機，
後方補給的不及時使得軍隊前進的腳步舉步維艱，最後不得不撤兵回營。
2、再次出征高麗的軍隊
第二次出征高麗的時間已經到了貞觀年間了，
當然這裡所謂的第二次出征並非第二次軍事活動，而是指的第二次以陸運糧草為主的征伐高麗。
所以說中間是略過了隋煬帝時期的，在這次的出兵征戰之前，唐太宗就想要吸取前人的經驗，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於是結合了前朝謀士的敘述以後，
唐太宗還是決定了陸攻為主。
由此可見唐太宗並沒有將前朝謀士的話放在心上，而是堅持了自己的判斷
，不過出於全面考慮唐太宗還是準備了一支水軍作為協助部隊。
這一點從唐太宗的行軍準備就可以看出，在征戰之前唐太宗徵集了大概有六萬之多陸軍，而水軍只有四萬人，另外還有胡人陸軍的協助，
可以說陸軍的人數遠遠地超出了水軍，以此類推糧運的計劃上自然也是陸運佔據了主導地位。
二、水陸結合的糧運第二階段
這一階段的時間節點是隋煬帝的大業七年，也就是公元611年
，這一階段的特點就是吸取了前人的經驗，制定了新的應對策略。
上述可知最初征戰高麗的時候，
因為糧草的運送跟不上軍需，所以導致前線部隊不得不撤回。
以這樣的失敗結局收場自然心裡窩火，於是到了隋煬帝時期，又一次準備出戰高麗。
這一次的出戰隋煬帝特別注重前期準備
，根據歷史記載“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
由此可見隋煬帝在戰前準備時，多麼重視糧草的問題，光是徵集糧草就已經這麼大動干戈了，
後來隋煬帝為了不重蹈覆轍，還命人開通了水渠，為的就是高麗之戰能夠保證糧草的萬無一失。
根據《冊府元龜》記載“閻毗為起部郎。煬帝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諑郡，以通渠。毗督其役。”“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辦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隋煬帝為了征戰高麗，確實做了非常充足的準備，
陸運水運相結合，確保了糧草運輸上絕對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出現差錯。
只不過最後還是沒能像預想中那樣，
出征高麗還是沒有取得想要的結果。
三、海運為主的第三階段
這一階段是從貞觀十九年開始的
，
之所以會有運輸上的再次變化，與當時皇帝對高麗的征戰方針變動有著直接的關係，
據記載“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
從中可以看出這時對高麗的征戰策略已經作了調整，將重點放在了對於百濟的控制權上
，所以說進攻的策略發生了改變，行軍作戰以及運輸的路線規劃也要發生變化，跨海行動一觸即發。
在唐太宗時期就想要征戰高麗了，當時也有大臣提出了重視水運的建議“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月艦為水運。”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大臣已經看出了之前的失敗癥結所在，所以就告訴了唐太宗，想要征戰高麗是一件耗時很長的戰事，可能會持續幾年，所以物資的儲備一定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再根據前朝的幾次的失敗來看，
用人力和牲口來運送糧草的陸運方式必然不可行，現在首要的就是轉變糧草運輸的問題，水運或者海運就是最好的選擇。
只不過唐太宗還是覺得陸運不能失去主導地位，所以海運一事雖然採納了，但是也只是用作輔助而已，
後來隨著唐高宗的繼位，海運作為主導地位的運輸模式才算成為主流。
有《唐大詔令集》記載“朕以寡昧，纂承鴻烈……前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備東行者，即宜並停訖。”從這可以看出來在
打仗之前唐高宗就已經下令開始造船了
，這也說明了在這一次的征戰高麗中，海運已經成為主流的運輸。
在《太平廣記》中亦有記載“唐白仁皙，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差送米遼東，過海遇風。”從這段文獻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出來，
在唐高宗時期征戰遼東也就是高麗之時，用的都是船隻運送糧草，而且從中還可以看出，唐高宗時期大力造船的根本目的就是運送糧草。
所以說從唐高宗年間的船隻數量和造船力度不難看出，
海運已經逐漸變成了糧草運輸的主流，陸運已經漸漸地消失了。
而且在貞觀十八年光是史料有記載的造船地點就有洪、饒、江這三個州，
到了貞觀二十一年就發展到了江南十二州造大船。
除此之外造船數量也發生了令人驚訝地增長，
貞觀二十一年記載數量為三五百艘，到了貞觀二十二年就增長到了一千一百艘
，這樣的增長速度足以證明海運確實已經成為了主流趨勢。
根據隋唐時期對於高麗的征戰可以看出，行軍作戰除了前線衝鋒陷陣將士有著卓越功績以外，後勤保障也有著功不可沒的作用，
而掌權者在設計行軍路線的時候，同時要考慮的還有糧草運輸的問題。
所以說糧草運輸和政策是直接掛鉤的，政策的改變也會帶來運輸方式的變革，唐高宗時期之所以能征服百濟就是得益於政策的改變。
如果還是一直沿用陸運為主的話，
不但耗時長、耗力大以外還存在著很大的風險，
可是改成海運以後這些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最後海運成為主流也是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隋徵高麗之目的及其失敗之原因》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從百濟之役看初唐海軍》
《貞觀十九年唐對高麗的戰爭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