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將至時，北京街邊小店上又擺出“兔兒爺”出售，可惜問津者不多。眾所周知，“兔兒爺”是月宮中的玉兔在凡間的“分身”。自古月圓之時，嫦娥、吳剛、桂樹、蟾蜍、玉兔這“月宮五人組”都是供文人墨客發揮想象力時缺一不可的仙物。李白在《古朗月行》中的“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不知令後人產生了多少聯翩的浮想……“月宮五人組”的前面幾位，都是古代神話中常談之人、之事、之物，但對玉兔及其衍生的兔兒爺，瞭解的人似乎不多，值此中秋佳節之際，筆者就來說說其中的掌故。
一、兔孕：哭笑不得的荒唐事
玉兔就是白兔，而玉兔之所以神聖而珍貴，鮮為人知的一個原因是：在中國歷史上，白兔其實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神品”。
據著名動物學家和文史學者夏元瑜先生考證，古代的兔子多是黃褐色，夾雜著黑色的雜毛，白色的也有，但極其稀少，直到元朝，野兔被人們普遍飼養之後，缺乏色素的純白兔子才遍及全國，所以白兔的“普及”迄今也只有六百多年的歷史，在此之前，白兔是皇家御苑、貴族花園中的寵物，普通百姓終生難得一見。
白兔跟白鹿、白雉一樣，都是缺少色素的突變的結果，但因為稀少，在古代被認為是一種祥瑞，預兆著國運昌隆。如東漢《光武本紀》中記載：“建武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兔。”魏明帝永興三年：“大獵於西山獲白兔八，京師獲白兔。”唐高宗武德七年，遼州獲白兔，次年汾西官員報告白兔出現，高祖還特地派人去致祭，敕建玉兔觀。直到宋徽宗政和五年，泰州捉到白兔，依然要寫在史書上……可見那時一隻小白兔的出現是多麼重大的事件。
元代以後，隨著飼養技術的成熟，白兔才在人們的眼中失卻了神聖的光芒，反而逐漸變成對孌童、男娼、男同性戀者的蔑稱。這一稱呼的由來，迄今依然存在爭議，但大體上都源於一種奇怪的說法，即兔子的性別混淆不明，正如木蘭辭中所言：“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明末清初，“男色”之風盛極一時，但在筆記中開始以“兔”名謂之，則多見於乾隆以後。如袁枚在《子不語》中寫一個名叫胡天保的男子，暗戀上了年少科第的福建巡按，不僅每次巡按大人升堂審案，他要旁聽，而且還要跟著一起上廁所，結果被巡按大人逮住，亂棍打死，死後被陰官封為“兔兒神”……此類筆記還有一些，多屬嚼穢為香之類，這裡就不多錄了。相比之下，沈起鳳在《諧鐸》中的“兔孕”一文，比較有代表性，足以體現這一特殊“風俗”導致的荒誕不經。
《諧鐸》
襄陽有個姓韋的，家中奢豪。他有四個小老婆，分四院以居。後來又蓄一孌童，取名粲兒，“日與粲兒坐書室調笑為樂”。而粲兒又跟韋某的小老婆之一阿紫勾搭成奸。不久，阿紫懷孕了，跟粲兒商量道：“我跟主人多年不曾接觸，一旦被發現身懷六甲，恐怕只能仰藥以求死耳！”粲兒說：“不必驚慌，我自有辦法。”
這一天，粲兒跟韋某一起吃早飯，“甫一舉箸，顰眉捧腹，忽作嘔逆狀”。韋某連忙問他怎麼回事？粲兒說：“自蒙君雅愛，如今已懷娠者三月餘矣！”韋某目瞪口呆，半晌才大笑道：“你別開玩笑了，雄雞抱卵，牡馬生駒，這可是今古未聞之事。”粲兒嗔怪道：“你有所不知，我見你人到中年依然膝下無子，便日日到海棠祠下祈禱，願轉男作女，為君延一線之祧。今果神明鑑察，早晚為君抱子，沒想到你卻當我是拿話哄你！”韋某大喜，趕緊安排人伺候。他在家裡找了一圈，家中的婢女也好，寵姬也罷，聽說粲兒懷孕之事，不是嘲笑韋某，就是覺得他瘋了而不搭理他，只有在西院中“養病”的阿紫同意幫忙照顧粲兒，但開出了條件：把粲兒接到西院來，從此直到粲兒“生下”孩子，韋某不得進西院半步。韋某同意了，又去找粲兒相商，粲兒裝模作樣思索了一陣子說：“也好，也好。男兒生產，本來就是駭人聽聞的事情，我住進西院後，一旦臨盆，對外就說孩子是阿紫生的，這樣也可以避免將來物議對孩子不利。”韋某拍掌稱善，將粲兒移居於西院，自己遵守承諾，不進西院半步，獨宿外廂。
“一夕，傳言粲兒腹痛大作”，韋某連忙叫來早已被阿紫和粲兒收買的穩婆負責接生。“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因為粲兒無乳，韋某就讓阿紫以米汁喂之。阿紫自然是母乳餵養，屋子裡雖然每天乳香噴濫，但毫無育兒經驗的韋某卻全無察覺。孩子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女抱入閨中，百方調護，韋某覺得阿紫不妒，連贊其賢惠。不久後，韋某以淫慾無節而病死，粲兒與阿紫竟成夫婦，“收其遺產，遷居冠蓋裡，稱富室焉”。
二、兔兒爺：可以褻玩的目標
粲兒與阿紫“鳩佔鵲巢”，雖然與很多易僕為主的故事相類，但讀起來卻沒有那麼可惡，反而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大抵除了覺得韋某腦殘之外，還有就是粲兒這樣的角色，在世人的眼中只是個玩物罷了——就像“兔兒爺”一樣，無論怎樣的披甲戴盔，坐獅乘虎，說到底也只是一種玩具。中國百姓自古就是“多神論”者，給玩具選樣兒，也要防著觸犯到哪路神仙，兔子既沒有毒蛇猛獸的可怖，也沒有狐狸刺蝟這些“家仙兒”們的詭異，性格溫順、模樣溫婉，便成為了可以褻玩的目標。
史料中最早的“兔兒爺”的記錄，見諸紀曉嵐的先人紀坤（明末學者）在《花王閣剩稿》中的記載：“京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女祀拜之。”到了清代，“兔兒爺”逐漸成為“中秋節指定兒童玩具”。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中，清晰地記錄了當時中秋節“兔兒爺”熱賣的情形：“每屆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摶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謂之兔兒爺。有衣冠而張蓋者，有甲冑而帶纛旗者，有騎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餘。千奇百狀，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帝京歲時紀勝箋補》中亦云：“街上及東西廟會，東安市場皆有賣泥兔者，曰‘兔兒爺’，堆金立粉，大小不同，然極為精工。乾隆年間的詩人楊米人在《都門竹枝詞》中有云：“團圓果共枕頭瓜，香蠟庭前敬月華。月餅高堆尖寶塔，家家都供兔兒爺。”亦是描繪此景的名詩。
《燕京歲時記》
到民國時期，此風不減反增，尤以京城為盛。一過七月十五，前門五牌樓、後門鼓樓前，西單、東四等處，到處都是兔兒爺攤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擺得極為熱鬧，攤前簇擁著孩子們。但最集中的銷售地點還是花市大街，這裡零整批發，品樣俱全。北京文化學者張善培先生回憶：“我年少時每逢中秋節都要隨母親到西花市大街挑選、購買兔兒爺，攤子都呈階梯式擺滿兔兒爺，最大的三尺左右，最小的一兩寸。貨架子上的兔兒爺一層比一層小，色彩繽紛，非常好看。”兔兒爺是由膠泥放入模子裡製作的，不論大小，一律是三瓣嘴，支稜著兩隻長耳朵，人形兔臉，臉上描眉，油粉有紅有白，身上全披綠袍或紅袍，頂盔束甲，插旌旗，騎獅虎，猶如將軍一般威風凜凜——目前在市場上最多見的，也正是這個造型的兔兒爺，但很少有人知道，兔兒爺最初並不是這副模樣的。
常見的兔兒爺造型
據著名戲曲作家翁偶虹先生考證，最早的兔兒爺更像是一個牽線木偶：“白堊其身，人立環臂，臂有提線，牽線則雙臂上下移動，形如搗藥。”到了光緒年間，有兩個看守太廟的旗籍差役，失名而存姓，一個叫“訥子”，一個叫“塔子”，借供職清閒之便，用太廟裡的黏土，融制膠泥，仿照戲曲裡的扎靠扮相，塑製成金甲紅袍的兔兒爺，利市三倍，從此成為市場的“主流”。
如果說這種兔兒爺可以通稱為“戲裝兔兒爺”的話，那麼後來還發展出過各種各樣反映日常生活的兔兒爺：雖是長耳兔首，但已經完全市民化，衣服穿著，俱作時裝，體態神情，酷肖生活，什麼賣油的賣菜的剃頭的算命的……甚至還出現了“兔兒奶奶”，跟兔兒爺的區別，是在兔首之上，塑上“兩把抓”之類的婦女髮型，造型也更有女性風範：什麼抱小孩的洗衣服的買菜的納鞋底子的，極盡生活情趣。孩子們最喜歡一種肘關節和下頜能活動的、俗稱“吧嗒嘴”的兔兒爺，把玩起來真跟吃草的小兔子似的。
三、兔體：昔日優伶成將軍
由於舊時京劇，旦角多為男扮，所以那些喜好男色者也常常以優伶為狎邪的目標，一面玩弄之，一面侮辱之，比如用“相公”甚或“兔子”之名，對他們極盡辱蔑之能事。舊社會，演員的社會地位很低，想混一碗飯吃，只能忍氣吞聲，在一次次“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的吟誦中，埋葬了自己所剩無多的尊嚴——不過，在清人吳熾昌的《客窗閒話》中，卻依然可見其內心恪守的道德和信義。
《客窗閒話》
“浙人章生，在閩遊幕，應臺灣縣之聘，司徵收。”於是章生前往臺灣，同事們欺負他木訥，給了他一座僻靜的舊樓居住。章生年已六旬，喜歡老莊之學，倒樂得個清淨，“遂啟關糞除，以安臥榻於層樓之下”。半年以後，“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是夜設几席於院落，樽酒盤飧，將欲獨酌”，有位自稱無真叟的老人來與他對飲，聊得甚是投機，從此成為好友。
當時的臺灣官員喜歡酬神演劇，每次都請來數十位優伶，他們看哪位幕席得官老爺的寵，都競相諂媚之。幕席都嬖寵那些年齡小的優伶，有位名叫亞祿的，年齡稍大一些，所以無人理會。無真叟暗中勸章生結納亞祿，章生從之，經常送亞祿一些禮物，“祿竟與諸稚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祿感章生甚”。不久之後無真叟向章生告別，說要到西湖去終老，臨別前送給章生一張紹興酒商販酒的“執照”（酒票），章生雖然不明究竟，但還是收下了。
不久之後，臺灣爆發林爽文起義，半月之內，連克彰化、鳳山等數城，章生在逃難途中被義軍抓住，獻俘堂下。林爽文對他一番審訊後說：“你不是本地人，定是官府中人，偽裝而潛逃！”說完喝令將他拖出去斬首。
“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縛”，突然林爽文身後有位年輕而俊俏的將領閃身跪在他面前說：“大王不要錯斬了好人，這位長者姓章，與我是舊識，他實乃浙江來臺從事貿易的商人，因為被官軍欠了錢，困守於此。”林爽文命令搜身，果然在章生身上索得一紙酒票。林爽文相信了，下令釋放。章生已經嚇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救了他，由於戰亂，一時間無處可去，就暫居軍營內。這一天突然聽到有人喊：“亞將軍來閱兵了！”卒伍皆跪迎，章生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坐一年少將軍，戎裝而嫵媚，見到章生，讓人將他請到營帳之內問：“章先生還記得亞祿嗎？”章生這時才發現這位“亞將軍”竟是舊識，不由得喜出望外。亞祿說自己跟林爽文是老朋友了，他起義後一直追隨，所以上次才救下章生，“祿受先生惠，欲圖報者久矣，今兩遇先生，始得伸祿之願，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覓便遣送”。之後將他送回福建，幫他徹底躲避了戰火。
吳熾昌對此事感慨道：“章生之所交者，兔也，獸其體而人其心，故藉以免於大難。”話裡話外，對亞祿之類的優伶依然是“非人化”……時至今日，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增加，人們對性取向的不同更呈現出一種包容的態度，縱使是不喜歡同性戀者，也不贊同對他們“汙名化”，百年後的我們，評價一個人是人是獸，終於從“觀其體”到“察其心”，這絕對是時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