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的作者把明朝萬曆皇帝執政時期那

15年調查研究得十分清楚，他著重從當時幾個關鍵的人物角度入手，而不是按一般的歷史事件的順序來敘述。他主要是從萬曆皇帝——執政者、張居正——首輔（權力類似於宰相）、申時行——張居正下一屆首輔、戚繼光——武官將領、海瑞——文官裡的清流、李贄——哲學家，這五個人的角度，分別敘述分析了他們在當時的一個以文官集團為主幹的政治體系中，對於明朝歷史的發展各自有什麼樣的想法信念以及採取的行動，最後再圍繞一個總的政治形態的框架去豐滿每一個人物，跟隨當時的趨勢去理解他們每個人在這場博弈中的結果和價值。

為什麼作者以這種總分總反覆不斷的方式來研究萬曆

15年？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每個人都離不開時代的洪流，每個人都要尊重時代的趨勢。如果拋開時代背景的約束來研究，那麼對於單個人的分析就會缺少動機與意義，他的行為也就無法完整地去解釋，對於一些歷史事件的解釋也會缺少很多敏感的角度。具體來說，在書中作者用的最多的方式是一種迂迴反覆式的、基於史實資料的客觀分析方式，用福爾摩斯偵探式的邏輯推理手法來推測一些情況，再用當時關於那15年間的各種實際資料來驗證佐證——這些實際資料可以是大量的史官記載、官方統計資料，也可以是官員之間的書信往來。作者不僅僅在完善那段歷史，更是在人物與時代的各種矛盾中探求出一系列答案——在一個怎樣的時代背景下，人們為什麼不這樣做，而要那樣做。

本書的特點不僅具有是以真實的歷史資料作為背景的嚴謹作風，還具有一線而貫穿的清晰的邏輯結構式思路，這讓我對他分析表達出的結論感到印象深刻，而且讀起來也頗為過癮。因為不像嚴肅的歷史記載的讀本，它更像是一本專業耐讀的紀實性分析小說，能夠在瞭解當時歷史的同時，還能一窺當時人物的內心活動以及鮮明的人物特點。當作者從區域性到宏觀，從整體再到個例的手法來分析當時的人和事情時，整個脈絡架構就像堆積的積木一樣越來越結實牢固。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萬曆皇帝

從出生就在張居正的輔佐之下，對首輔的信任與張居正的實際權力成正比。張居正是個掌權的實幹家，也是文官集團的帶領者。為什麼他死後有一半以上的文官反對他，一是懼怕他生前的權威，二是張居正生前的一些革新變法動搖了文官集團以儒家道德為治國依據的根本。並不是說張居正損害了文官集團的利益才招致了在他死後對他的反對，因為文官多是以孔子儒家道德規範來入世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多數文官不會顧及自身的世俗利益。同樣也不是張居正任人唯親，濫用私權這樣的小原因。根本上是因為張居正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是以國家實際發展為目標的，但在手段上他卻忽視了明朝末期以文官集團為主導的政治趨勢。

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

張居正

一權獨大而又跳出儒家限制的政治態勢，讓以道德規範來治國的文官集團屢次掣肘。張居正治國的依據更多時候不是孔子的儒家道德規範——什麼遵循道德倫理就推崇，什麼違背道德倫理就反對，而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在當時不太完善的法律為依據的。而法律正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化身，是關於如何更好地統治國家，是直接服務於帝王和他統治的帝國的。可以說，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是有區別的：凡事都用道德來判斷該做與不該做，確實能夠達到一種理論上的平天下的效果——人人效仿而天下太平，但不能與時俱進是道德面對法律條文最大的劣勢。明朝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更精細的東西來支撐護航，因為宦官專權的問題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而孱弱的道德體系是沒法遏制人性陰暗的那一面的。

在朱元璋建國之出，文官體系的權力核心尚未形成，大家都懼怕朱元璋從做農民時就開始養成的對貪汙腐敗的憎恨。當時集權於一身的開國之君自然能夠任意建立法律秩序，而不會像萬曆時期的文官集團一樣，敢於以道德為後盾來對抗皇帝個人的旨意。正是一路以來文官權力為核心的體系已經成熟，儒家的道德規範才能再次成為明朝末期的治國唯一的依據。萬曆皇帝從小就在儒家道德的教育之下，學習各種繁瑣的禮儀和程式，長大之後也沒法脫離以道德來治國的觀念。大臣們一方面以很高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萬曆皇帝——在立儲一事上反對皇帝把他喜歡的鄭貴妃的兒子立為太子，因為王皇后的兒子先出生，立長子為太子才是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另一方面他們的集團內部成員卻是陰陽兩面的。

陽的一面是為官的臣子都遵循儒家的道德規範做事，陰的一面是他們每個人也有慾望私心——立儲一事表面上是他們陽的一面，實際上也是他們基於立儲事件曾經帶來過政治風險的原因而為自身集團利益的一種考慮，而這屬於他們陰的一面。作者在書中直言不諱地評價了這種不太公平的現象，也指出了正是經過立儲一事，萬曆皇帝看清了自己從小到大身處的政治現實。他與文官集團的矛盾不可調和， 他也無力改變這種政治秩序，後期的無為而治就很容易理解了。

申時行（1535年－1614年）

除了萬曆皇帝、張居正，其他幾個不同的人物，也是依附於這種文官權力體系來分析的。

申時行

作為張居正的後繼者，也看清了這種政治趨勢，採取的政治策略不像張居正那麼激進，而主要在於緩和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做一個和事佬來平衡整個朝廷的權力事態。

戚繼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

戚繼光

作為當時武將的一個代表，在達到抗倭成功的巔峰之後，也被文官集團扼制住了權力的進一步擴充套件，根本上還是因為在當時武官的地位遠不如文官重要。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

海瑞

以廉潔聞名朝廷，在文官中也有很多支持者。但他還是被文官集團排斥在外，主要還是文官朝外為陽內部為陰的現實。末期的明朝大多數人為官的目的還是為自身利益考慮的。文官的來源是透過科舉考試篩選的，千辛萬苦考上一個官職，擭取多多少少的利益，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因為當時的官俸微薄，正常為官只夠養家餬口。如果不靠官職便利謀取私利，是很難平衡之前考試的付出的。這樣的環境下基本上很難找到不貪汙賄賂的官員。而海瑞在陽的一面被文官們稱道，因為他符合儒家道德規範。但在陰的一面，很多官員都將他視為另類，因為他只有陽的一面，只為國家百姓的利益考慮，從不同流合汙。海瑞一個人想改變這種趨勢也是蜉蝣撼樹，被排擠出去也是不出所料的。

李贄（1527年～1602年）

最後一位哲學家李贄，想透過探尋一個更好的價值理論來改變明朝這種以儒家道德為根本的治國之道，但他的理論始終沒有擺拖儒家的影子，更像是揉合了孟子思想和其他理論的產物，其作用也無法幫助明朝逆轉衰落的趨勢。

雖然這

15年裡的這幾個關鍵人物在推動明朝發展改變上面失敗了，但透過作者深入的分析，我們瞭解到了那段歷史的主要框架，知道了作為當時主要人物、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風雲變幻。最關鍵的一點是，作者那種迂迴反覆的分析方式，基於事實的層層推理和論證，讓我們在知悉事實的同時也隨書中的角色被帶到那個朝代，感受不同人物的嘆息與掙扎，和他們一樣在面對時代巨大的洪流面前舉棋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