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權建立初期，開始恢復太學招募學生。太學生主要為
“避役”而來，並非真心實意打算學習。所以選擇優秀的太學生極為困難，而朝堂官員的文化水準也十分令人堪憂。
但是隨著時代發展庶民的生活安定，地方教育開始逐漸恢復。社會教化能否成功取決於地方教育程度，只有讓庶民識禮儀知廉恥，民風淳樸社會才能安定祥和。
邴原自幼家境極端困苦無力求學深造，得到老師幫助以後學業取得成功。其後他遊學歸來，把所學知識傳授鄉里，門徒達到數百人，使得整個地區受到他的影響，甚至他的學問可以和大儒鄭玄相提並論。
管寧、張臶和王列都是這時期著名學者，他們興辦學校教授弟子，對於儒家教化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王列修建學校以後，使整個
“州閭”出現良好的學習風氣。
因此儒學興廢對於國家乃至社會都有深遠影響，只有興辦儒家教育並致力於恢復地方教化，才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問題。
從而中央和地方共同關注的教化問題，也是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逐漸推廣的政治哲學問題。因此發展地方教育，儒家教化才能在鄉里興盛，百姓懂禮儀知廉恥存孝悌，社會才能趨向和諧穩定。
晉武帝即位以後開始恢復地方教育，很多官吏和影響力較大的儒者，成為建設地方學校的重要力量。這時期興修學校在全國各地先後展開，儘管西晉後期政局波動很大，但整體上兩晉時期的儒家教化依然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
此外，兩晉時期還有很多地方官員興辦學校，他們既是地方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兩晉時期儒家教化的宣傳者。所以
“泮宮”是學校的別稱，“化被萬里”之“化”，表示統治者期待王道教化能夠到達萬里之遙的周邊地區。
在古代家藏七千多捲圖書的規模非常驚人，甚至來到他家讀書經常達到百人，範平還為讀者們置辦
“衣食”，這更有效地推廣地方教育，使貧者能夠獲得寶貴的讀書機會。可以看出地方的私學教育已經獲得很大發展，以儒家經學為核心的教化思想，成為有學之士的人生價值觀念。
崔遊、範隆、董景道、孔衍、範宣和王歡等，都是地方知名學者，他們積極研讀儒家經學，對於社會穩定和地方教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上述的文獻考察，可以看出兩晉時期地方興辦儒學教育非常活躍，參與者幾乎都是地方官吏、地方望族或者有名望的儒者，這對於推廣儒家教化起到積極作用。這說明教化與教育密不可分。而且透過曹魏和兩晉的地方教育比較，可以發現兩晉時期的地方教育遠比曹魏時期興盛，這與統治階級重視程度以及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巡行與考課。
據史書記述曹魏的幾位天子都有巡行記錄，也涉及到一些儒家教化問題。其中有招募儒生、關注訴訟和鰥寡孤獨者等，甚至還有取締六十歲以上被買賣的法令。此外，《三國志》還記載曹魏時期的考課制度，這些內容都客觀地反映出曹魏時期的選官方式與教化特點。
實際上曹丕的這封詔書客觀地反映出曹魏政權的選官方式，也能夠表達他們迫切需要人才。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皇帝在巡行時招募有才學之人，所以對於地方的儒學教育產生極大的宣傳作用。地方發生饑荒，為其開倉放糧救助百姓。甚至派遣使者到許昌，採用
“振貸”方式幫助有困難的百姓，這些都體現出統治者的王道教化。
魏明帝即位以後比較重視撫卹民情，這對於地方教化具有深遠影響。當庶民獲得統治階級的幫助以後，會將這樣的皇恩向周邊廣泛傳播，從而達到社會教化的政治目的。
齊王曹芳也有很多巡行的教化事例。所以當曹芳得知還有買賣女婢之事以後，不得不再次下詔廢除超過六十歲官奴買賣，並勒令地方官員負責此事。因此《三國志》記載曹芳前後兩次頒佈此事並不矛盾。
但是曹魏兩次下詔制定的考課法終未實施，鑑於主要考察儒家教化，因此對其中原因就不展開論述。重點探討一下曹魏時期和儒家教化緊密相關的考課標準中的品行標準。
品行標準是從道德層面對官員考核，主要體現儒家的思想主張。官員作為儒家教化的踐行者，曹魏時期，對官員的選拔標準和考課標準經歷了一個由
“唯才是舉，輕視品行”到注重“儒學和品行”的變化。
曹操執政，輕視品行，
“唯才是舉”。從曹操詔令可以看出，不同的政治環境，對官員的選用和考察的標準，德行和功能要因時而變，側重點不同。
魏明帝時期，曹魏政治已趨於治平，遂糾正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轉向注重考察儒學和品行。魏明帝以盧毓為吏部尚書，其選舉用人，
“先舉性行，而後言才”。盧毓還認為“才”與“善”是統一的，“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
所謂“善”，既是品行。盧毓以德先才後進行選舉，標誌著曹魏選舉標準的重大變化，也標誌著當時考課標準的變化。考課標準的變化反映到教化層面就是曹魏統治者對儒家教化的重視。
縱觀曹魏政權的巡行主要體現在關注鰥寡孤獨者，對於年長者或失去生活能力者，則要求地方政府給予幫助，甚至魏明帝經常參加獄訟，可見他關心民生的積極態度。曹魏建國初期就恢復兩漢以來的考課制度，由於曹魏吏部尚書陳群，提出施行
“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其後完全以經學取士的方法逐漸衰微了。
清代學者王夫之認為：“魏從陳群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這說明九品中正制對後代選舉官吏確有深遠影響，選官制度變化，考課制度必然隨之改變。鑑於主要考察儒家教化，因此對魏晉選官制度和考課制度不做展開討論。
關於兩晉時期的巡行，《晉書》保留了一些資料。其中有一封司馬炎命令地方官員定期巡行的詔書非常重要，儘管並非他本人到地方體察民情，卻可以體現出很多這方面的教化思想。下面首先分析這封詔書內容。
據晉武帝頒佈的詔書內容，規定郡國官員至少三年要巡行一次轄區，主要體現以下八個方面：
其一，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主要關注民間生活檢查物價量器及老年長壽者等）。其二，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關注地方有無冤情刑法有無過失詢問百姓疾苦等）。
實際上這些內容都是管理地方的法律法規，以及地方官吏應該保持的道德操守，也是晉武帝關注地方官員安撫百姓的一些教化思想。
此外，晉武帝司馬炎還多次親臨審判現場，甚至參與對受刑人的法律裁決。
這些行為既是反映統治者關注民事訴訟，還可以體現他以
“善行”作為教化理念。鑑於某個犯人被從輕發落，必然會感念皇恩浩蕩，並將天子德政與惠民事蹟廣泛傳播，使得整個社會處在王道教化的和諧氛圍裡，從而達到儒家倫理道德的至善境界。
正是因為統治者的“善行善念”，又使得政權獲得庶民階層的有力支援，社會教化才能走向健康發展的良性軌道。所以只有以“親民”為基礎，以“至善”為根本方向，才能彰顯出儒家教化的思想宗旨。
其中晉武帝的“善行”，正是鮮明地反映出儒家的治國理念，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政治訴求和精神境界。如果再引申論之，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而且有惻隱之心，這是在長期教化下形成的思想體系。晉武帝能夠從輕處罰受刑人，既是表現他的不忍之心和王道教化，也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緣故。
因此魏文帝時期多為延續東漢舊制，對於經學考試遠比前代寬鬆，這是戰亂以後缺少人才所致。魏明帝時期雖有改制，但沿用的年度較短不久廢棄。魏文帝和魏明帝對待百姓尚有關愛仁慈之情，降至曹芳曹髦曹奐三少帝時期，大權旁落自身生命已經岌岌可危，在這樣的背景下，考核官吏只能流於形式了。
結語
西晉武帝時期國家百廢待興，儒家教化相繼展開。然而隨著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以後，南方建立的東晉政權往往受到世家大族的影響。日本學者川勝義雄認為：
“東晉貴族制乃是以鄉論主義為原理的意識形態支配的體制。”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考核官員往往受到貴族豪族的羈絆，很難實行有效徹底的解決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