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澂篆書《安西頌》拓片
申聞
大約八九年前，友人偶然告知在蘇城新發現一塊吳大澂的碑刻，後以照片見示。細看才知，是同治十一年（1872）汪鳴鑾丁憂在家時，為翁榮義（號亦泉，翁綬琪父）所撰《翁氏家祠碑記》，由吳大澂隸書書丹，遂誤會是吳大澂撰文。兩年前，翁瑞午的孫女來蘇，恰有一面之緣，據云為出售修葺竣工的老宅而自大洋彼岸來，談及當年其父翁誠光修理房屋時，於地下意外掘得石碑一塊，竟然就是那塊翁氏家祠碑。金髮碧眼的她不通中文，對高祖翁亦泉與年輕的吳大澂一起在蘇州辦賑的那段往事自然也就一無所知，望著她一去不回的背影，剩下的唯有嘆息。
頃上海盧康華兄寄贈新編的《近代稀見碑拓史料叢刊》（第一輯），收錄清末、民國碑刻拓本五種，其中第二種是吳大澂撰並書的《大義橋黃氏義莊記》，內容上與《翁氏祠堂碑記》提及翁氏創立義莊之事有共通處。而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吳大澂的篆書都比隸書要有名。據《黃氏義莊記》影印前言所述，吳湖帆在民國三十二年（1943）夏去常熟訪黃公望墓的遊記中提到過它。而早在八年前（1935）出版的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光緒十七年（1891）下，就已據拓本著錄，只是沒有抄錄此《記》全文。目前我們所見吳大澂的著作中，只有詩詞部分有清末刻本《愙齋先生詩鈔》、民國吳湖帆編《愙齋詩存》兩種，儘管有遺漏、缺字之憾，但總比文章沒能正式結集要好。顧廷龍在編纂《年譜》期間，曾有意編輯《愙齋文存》，但很遺憾最終未能成事。隨著吳湖帆、顧廷龍諸先生的離世，原有的很多線索和資料也都散失了。
吳大澂一生中，除了八股文、奏稿電報、題跋、書札之外，還寫過不少碑記，可惜原石多半毀失，拓本亦不易尋覓。從他生前的記述看，吳大澂將自己的書法摹刻上石的熱情，應該不比訪拓古代石刻低。同治八年（1869）暮春，他與兄長吳大根、友人顧曰棟遊杭州，曾有篆書數行題記留於靈隱。光緒元年（1875），應左宗棠之囑作《安西頌》，吳大澂以篆書寫成，寄交左氏刻成四石，今石歸甘肅省博物館。此後，他出關幫辦邊務，外出巡視途中，不時於樹石、牆壁上留題，亦有為之刻石者。五嶽之中，華山、泰山上至今仍留有吳大澂的題刻。尤其是泰山，他曾自己出資讓拓工黃文升將其所題摹勒在崖壁山石之間，如中天門的金文“虎”字，三官廟附近的杜甫《望嶽》詩、《漢鏡銘》、《摹琅琊刻石》以及五松亭畔的“秦松”二字，書寫時間為光緒十二年（1886），正式刻石已到次年。當年勒石留名的代價不小，他卻並不吝惜。據浙江圖書館藏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十五日吳大澂致張曜書札中提及：
去臘登岱頂時，適有拓工黃文升導遊，請題名以紀鴻爪。因與議定刻資，先給銀五十一兩，途中匆促，不及工書。茲特寫齊寄上，乞轉交泰安令吳惺初同年代付黃文升，屬其從容刻之。
湖南巡撫任內，是吳大澂書寫碑記付之刻石的高峰期。民國間，蘇州振新書社曾向吳湖帆借取底本，付之石印，名目見於《振新書社石印書籍目錄》。計篆書有《白鶴泉銘》（光緒十八年）、《周真人廟碑》、《李公廟碑》、《陶公廟碑》（均光緒廿一年），楷書有《李仙女廟碑》、《李仙女廟碑（墨跡）》（光緒廿一年），以上五種皆書於湘中，大半為求雨而作。按《李仙女廟碑》既分成拓本、墨跡兩種，可知前面三種底本應是拓本。加上之前的隸書《三關口鑿道記》（光緒元年，石在寧夏固原博物館）、篆書《銅柱銘》（光緒十二年）和《篆文孝經》（石在河南商丘博物館）、 《篆文論語》、《說文部首》等，多達十種，可見吳大澂書法在民國間的流行。現今十種之中，仍有數種不斷被翻印，足證其深受大眾歡迎，長銷不衰。顧廷龍之編著《吳愙齋先生年譜》，亦與他幼年習書時用吳大澂書法字帖為範本有關。
《大義橋黃氏義莊記》的影印問世，為臨習吳大澂篆書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範本。此碑書寫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早於湖南巡撫任內的那幾種，這一年吳大澂五十七歲，因前一年正月母親去世丁憂在家。閒暇時寄興書畫，其篆書書風也漸趨定型，最直接的旁證是吳大澂三兄弟合作完成的母親韓太夫人墓誌——《清故誥封一品太夫人韓太夫人墓誌銘》，由吳大根撰文、吳大澂書丹、吳大衡篆蓋（《吳愙齋先生年譜》以此志文為吳大澂所撰，非是）。志文由吳大澂以篆書書寫，時在光緒十六年（1890）九月，距《大義橋黃氏義莊記》約十個月左右，兩相比照，可見兩者書風相近，較湖南五種稍為瘦硬而已。
須注意者，此《記》並非常熟黃浩（秋濤）後人直接向吳大澂求取，而是託同鄉趙宗德（藏書家趙宗建之兄）居中介紹方得。吳大澂與常熟舊山樓趙氏、虛廓園曾氏關係密切，新發現的吳大澂同治四年（1865）兩個月日記手稿中，就有他赴常熟，借住趙家、遊虞山的記錄。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下旬，吳大澂曾遊虞山，借住在曾氏虛廓園中，時作文酒之會，一直到六月末才回蘇城。而今曾園中尚存其題詩刻石，大部分已輯入《愙齋詩存》。茲據拓本校對，發現尚有遺漏者，可作補充。單從時間上看，《大義橋黃氏義莊記》很可能是吳大澂在常熟期間撰寫並書丹的。《記》文引經據典，一板一眼，頗為周全，但仍不免讓人將之視為應酬文字，其實不然。吳大澂對黃秋濤創立義莊，經歷太平天國運動，義莊被毀，其子黃嘉賓、黃嘉賢兄弟克承父志，努力恢復舊制，頗為讚許。他之所以會如此認同，一方面是服膺於吳中先賢范仲淹創設義莊的主張，一方面也是對自我價值觀的體認。作為吳中紳士，振興家族，周贍族人，培植子弟，皆以建立義莊為第一要務，故早在光緒五年（1879），吳大澂便與兄長吳大根商議，倡立義莊，“買田七百畝，計銀一萬四千餘兩。族叔祖紀蘭公助田三百畝。議立條規，以本年所收租息，分給族中孤寡及婚嫁喪葬之費”。由此可見，因他本人身體力行，深知箇中甘苦，才會不惜筆墨，為素不相識的黃氏後人撰寫長篇碑記。於是再讀《大義橋黃氏義莊記》，不免讓人覺得他意不在此。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