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從1645年設立明史館開始編修明史，途中斷斷續續，一直到1739年《明史》完成定稿，歷經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代皇帝，歷時94年，不可謂不驚人。

不過，因為出於政治上的考量，《明史》對於明朝皇帝的評價確實很少看到批評之語，即便是對於亡國的朱由檢，也說他“慨然有為”，朱由檢有為嗎？顯然，他並沒有什麼作為，但是清朝仍然揀好聽的說。

對於明憲宗也是如此，說他“恢恢有人君之度”，對他在位時期的成績，則評價稱：“仁、宣之治於斯復見。”

這麼一看的話，《明史》對明憲宗的評價確實還不錯，只不過，這只是清朝在恭維明憲宗罷了。

《明史》在評價明孝宗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這句話才是《明史》評價明朝十六位皇帝的精髓，明朝雖然傳了十六位皇帝，可除了太、成二祖之外，值得一讚的也只有仁、宣、孝三宗了，此論確實不虛。當然，倘若嘉靖皇帝能夠將修道問仙的時間用於治國的話，他也不輸仁、宣、孝三宗，只可惜這廝不想將寶貴的時間用於治國。

那麼，撇開《明史》的評價，明憲宗朱見深究竟是明君還是昏君呢？

明憲宗朱見深的經歷有一點特殊，他爹明英宗朱祁鎮曾經被宦官王振忽悠著去親政瓦剌，結果反被瓦剌首領也先給俘虜了，皇位也被弟弟朱祁鈺給搶走了，朱祁鈺當了皇帝之後，廢了朱見深的儲君之位。

後來，也先一看明朝這邊不理明英宗了，討不到好處了，又不想浪費糧食養他，乾脆又將明英宗送回了明朝，想讓明朝上演一出“二帝相爭”的戲碼。

果然，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趁朱祁鈺病重之時發動了“奪門之變”，明英宗稀裡糊塗地復位，朱見深這才又當回了皇太子，也才得以在明英宗病逝後即位為皇帝。

朱見深一即位便宣佈減免明年田租的三分之一，這是多數皇帝接手皇位的時候都會做的事，所以從這一點看不出他是不是明君。

成化元年的時候，平定了廣西瑤族的叛亂，免除了天下軍隊衛所屯田的糧食的十分之三，又拿錢拿糧賑濟兩京、浙江和河南的饑荒，再然後將來犯的蒙古毛裡孩王打了回去，這一年也就過去了。

成化二年和成化元年差不多，沒幹什麼出格的事，沒犯什麼錯，也沒什麼值得稱讚的功績。

實際上，朱見深自即位之後，從成化元年到成化十二年，便多數是在忙於平定各地的叛亂或者蒙古的襲擾，除此之外，便是免除部分受災地區賦稅，或者賑災，餘者便再無值得稱道的地方了，

成化十一年的時候，他在立朱祐樘為皇太子之後，緊接著恢復了朱祁鈺的帝號。

所以，成化十二年及十二年之前的朱見深，雖然也稱不上明君，也沒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歷史功績，但總體而言算是一個合格的守成之君。

可是到了成化十三年的時候，朱見深突然設立了西廠，讓宦官汪直提督西廠，開始了他的特務統治。

汪直一上位，便立刻對朝臣動手，抓捕了郎中武清、樂章，太醫院院判蔣宗武、行人司行人張廷綱和浙江布政使劉福、左通政方賢等人，一時之間，鬧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所以，內閣大學士商鉻和兵部尚書項忠急忙站出來讓朱見深廢除西廠，朱見深這時候還聽得進去別人的勸，所以同意了。

可是，朱見深已經嚐到了西廠的甜頭，西廠一出，誰還敢不老老實實聽他的話？所以，五月撤銷了西廠，到了六月他又迫不及待地恢復了西廠，誰勸都勸不住，畢竟特務統治對皇帝集權確實很有幫助。

如果說朱見深僅僅是讓汪直幫他搞特務統治還可以原諒的話，那他讓汪直去遼東處置邊務就過分了。

汪直鎮守大同期間，一直想將手伸到軍隊，想要控制軍隊，和軍隊將領鬧得很僵，以至於他彈劾將領，將領也彈劾他，所以影響頗為惡劣，軍隊還怎麼帶？好在朱見深還算清醒，將汪直調去了南京御馬監，後來又將汪直降為奉御，曾經顯赫一時的汪直瞬間被打落到了谷底。

此後，朱見深又開始忙於賑災了。

縱觀朱見深一生，除了開設西廠，任用汪直進行了幾年時間的特務統治之外，說實話還算過得去，至少不會亂髮脾氣，也沒有亂殺人，也捨得拿錢出來賑災。

所以，明憲宗總的來說雖然可能不能算是一個明君，雖然也沒有實現《明史》所說的“仁、宣之治於斯復見”，但是他也絕不是什麼昏君，也不能說庸君，因為他比庸君又強一點，總之，說他是一個合格的守成之君肯定沒錯。

也正是因為朱見深沒有打亂明朝的底子，他兒子朱祐樘，也就是明孝宗即位之後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繼續發揮。

明憲宗一般，但明孝宗還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