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狹義而言，都城可理解為“統治中心”，指以歷代古埃及君主為核心的王室所在地及相伴隨之行政中心駐地，即古埃及所謂的“都城”之義。
在古埃及，都城實際上並非等同於現代政治學所描述的“首都”，縱觀古埃及的歷史長河可知，在其歷史上，曾有宗教中心與行政中心合一或分離的兩種互不相同的史實。
人類歷史無論就橫縱方向而言都可以輕鬆觀察到，都城變遷絕對不是某處特有產物，但
古埃及都城變遷所映射出的有關歷史，不僅有利於探索其基本發展規律及其歷史特色，而且對觀察古埃及文明興衰變化有著極大的益處。
古埃及都城頻繁的遷徙，探尋並分析了其相關史實之後不難發現：古埃及都城選址的變化不僅僅依據軍事地理等因素，這從側面反映了古埃及政治中心逐漸北移的趨勢，這同時也是古埃及其自主去適應歷史條件變化的一個結果。
時代痕跡——古埃及都城變遷的部分過程
古埃及自約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初步完成國家統一，至公元前30年羅馬滅亡托勒密王朝，古埃及王朝3000餘年的統治中涉及了都城的多次更迭變化。
起始，從孟斐斯到赫拉克來俄波利斯。
孟斐斯，作為古埃及的第一個都城，是古埃及第一到第八王朝的王室所在地及行政中心駐地。
儘管馬涅託把埃及早王朝時期稱之提斯王朝，可提斯只不過為這一段時期的古埃及君王出身世系，真正都城即孟斐斯。
約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初步完成國家統一便建立該城並定都於此，儘管學界至今仍對美尼斯的確切歷史身份存在各種爭議，但是對他與孟斐斯的關係及對該城早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該城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古埃及最早的政治中心
，奉卜塔為保護神，並使之成為埃及得名之溯源。
其地位於上下埃及之界點上，承接南北。東臨尼羅河三角洲，擁有豐沛的水源供應，既便於農作物耕種與生產，又是定居生活的重要保障。
約公元前2150年，
年邁的古埃及君主佩皮二世死後，因繼承諸子統治時期很短，因此未能很好應對古埃及第六王朝末期所出現的政治、經濟危機，致使古埃及古王國統一局面逐漸崩潰並結束了君主專制。
古埃及陷入分裂混亂之局。在此期間位於中部埃及的赫拉克來俄波利斯逐漸強大起來並控制了北部三角洲與中埃及等地區並建立了古埃及第九和第十王朝。
赫拉克來俄波利斯近臨法雍湖，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擴大耕種。
因而使赫拉克來俄波利斯成為新的政治中心而稱雄一時。
之後從赫拉克來俄波利斯到底比斯再到伊賽塔維。
古埃及第一中間期後期，位於古埃及南部的底比斯依靠地跨尼羅河兩岸和臨近努比亞與紅海的陸水交通貿易優勢而得到發展，促使其在孟圖霍特普一世時開始公開反對北方而於此建立古埃及第十一王朝。
該王朝從因提夫一世時起開始與北方赫拉克來俄波利斯王朝相鬥爭並對各地採取縱橫捭闔之策，此外，從因提夫一世起還將從上埃及赫爾摩波里斯引進的阿蒙神賦予其國家神的崇拜地位，使之由地方開始集權化而使底比斯不斷強大起來。
回過頭來看，赫拉克來俄波利斯王朝卻在底比斯咄咄逼人的攻勢下漸顯頹勢，先是在阿赫託伊三世時期因無法戰勝底比斯而採取守勢，後又在美利卡拉由於不斷敗於底比斯而喪失領土，終使後者在孟圖霍特普二世統治時期將其取代而再次統一古埃及，古埃及由此進入中王國時代。
古埃及第十一王朝儘管完成了再次統一古埃及的歷史任務，但無力解決古埃及古王國末期以來的中央與地方矛盾問題。
約公元前1991年末任君主孟圖霍特普四世死後，該王朝遂在內戰中解體。曾任該王朝宰相的阿蒙內姆哈特一世聯合數省長官使古埃及恢復統一併建立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為穩定政治統治和加強中央集權，阿蒙內姆哈特一世將都城由底比斯遷至老家伊賽塔維。
再從伊賽塔維到底比斯、索伊斯、阿瓦里斯。
伊賽塔維作為都城貫穿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始終。伊賽塔維位於今埃及開羅以南法尤姆綠洲附近。即孟斐斯以南。
阿蒙內姆哈特一世選址該地作為都城一方面有利於古埃及抵抗來自亞洲的侵擾，該地連線上下埃及，埃及語意為兩塊土地的主人，因便於古埃及朝廷控制下埃及而加強了中央集權，從而暫時緩解了古埃及古王國末期以來的中央與地方矛盾問題。
伴隨王權的再次強大，古埃及國力逐漸加強而對外進行擴張。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承襲阿蒙內姆哈特一世之位後先後遠征努比亞、利比亞以及西亞地區，建立要塞、開採礦石和透過貿易加強古埃及對外聯絡。
另一方面，塞索斯特里斯一世還繼承了古埃及第十一王朝以來崇拜阿蒙神之傳統並透過建造神廟使之活躍而神化王權，強化自己的統治。
影響都城變遷的因素
古埃及都城變遷絕非古埃及歷史之孤立或偶然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表現。
其一是取決於都城的地理區位之優勢與重要性，
如底比斯、阿瓦里斯或培爾拉美蘇、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賽斯、亞歷山大城等城市均憑藉便利的交通環境而成為古埃及一朝或數朝都城。
如孟斐斯、赫拉克來俄波利斯等城市，其都依賴發達的農業並因此受到古埃及不同時代統治者的青睞而成為都城。又如伊賽塔維、培爾拉美蘇等城市被選為都城則是為了鞏固國防，加強對各地或邊境管理的體現。
其二是古埃及政治形勢變化的產物
。如阿馬納便是王權與神權之爭而使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頓為了便於脫離神廟僧侶集團與舊貴族的束縛而尋求開拓王權政治空間的結果。
又如赫拉克來俄波利斯、索伊斯、阿瓦里斯、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萊翁特坡里斯、門德斯、塞本尼託等都是古埃及特定的歷史與政治環境下的產物。另外，古埃及都城的移遷也離不開歷史人物的浸染。
由古埃及3000多年內多座都城的更迭變化不難看出，古埃及都城變遷常常離不開某位重要君主的影子。
如美尼斯統一上下埃及，建都孟斐斯、阿蒙內姆哈特一世建立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定都伊賽塔維、尼發魯德一世建立古埃及第二十九王朝而定都門德斯等，反映了這些君主企圖透過改朝換代、建立新都而彪炳千秋的心態。
古埃及伴隨歷史變化政治軍事與經濟文化諸因素之此消彼長的態勢，而古埃及都城政治中心由南向北移的完成則體現了古埃及由上埃及到下埃及之區域地理開發的不斷加強與深化的過程及伴隨時代變化古埃及對外聯絡的持續深入。
再從古埃及各都城歷史時間上評價，孟斐斯、底比斯、伊賽塔維、阿瓦里斯或培爾拉美蘇、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賽斯、亞歷山大城等城市建都時間較為長久，歷史底韻豐厚。
而索伊斯、阿馬納、萊翁特坡里斯等地則存世短暫，如阿馬納本身即建於為開荒的土地之上，使用十來年即遭廢毀。這充分證明了該城是古埃及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典型建築代表。
頻繁變遷——古埃及王朝的衰落
古埃及政權發展的特點是太平盛世和分裂亂世的反覆交替。
3000多年的歷史存在了個31王朝，經粗略計算：政權的穩定發展期內，每個王朝的統治平均可達150年左右，而政權的分裂期，每個王朝平均統治的時間只有45年左右。
甚至有不少王朝短命到令人驚訝：第7王朝只存在了70天，卻換了70個法老。不論是“穩”還是“亂”，這期限也還是太短，頻繁地政權更迭是致使古埃及文明無法延續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古埃及政權“一穩一亂”的規律中。我們不難發現，王權的興衰和國家的興衰是互為因果的。
就上古時代的都邑而言，綜合來說是以宮殿廟宇區作為君主統治國家與日常生活的中心場所的政治概念。即人類發展到文明社會以後才出現的政治中心。
“都邑”一詞主要強調它的政治性，而“城市”則主要是突出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都邑是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共性特徵，大型聚落的形成，體現該時期聚落遷徙的全民性，說明了強大的政治強制性。
《尚書禮庚上》：
“不常聚邑，於今五邦。”
上古廣幅王權國家為維持寬廣地域的統治，都邑具有不穩定性。統治中心常常伴隨君主的意志發生遷移，反映統治集團複雜的統治意識。為了政治需要，平民棄離故土，緊隨統治者據點的搬遷。
儘管民眾原有的生活和組織秩序不會由於聚落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亦不會由於人口遷移產生大規模的內部動盪，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但是上古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社會經濟形式，使平民深受土地的束縛，生活必需品直接受到土地好壞程度的支配，不免在發生大規模人口遷移時出現感情違逆現象，從而促使強權威懾與嚴密組織成為實現政治性人口遷移的必要條件。
這使得該時期的立都建國之策，儘管都在較小的地域範圍內發生遷移，卻反映出浩大的政治經營舉措。即以強大的政治威勢與嚴密的組織協調作為前提，以若干族群為主體，發生舉國皆動的大規模人口遷徙現象。
王權的興衰導致都城的變遷，對國家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治中心的頻繁變化，不停衝擊著古埃及文明的底蘊。
結語
古埃及都城變遷有著多重的意義。
第一，都城的遷徙可令古埃及契合具體歷史環境下不同的政治需要，以有利於各朝代穩定統治或長治久安，從而有利於各王朝各種生產消費或經濟貿易活動及大小不一的征戰要求。
其次，透過古埃及都城變遷還產生了各類人等的聚會或分離，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各時期各民族之間各文化交流、傳承與發展，進一步提高人類利用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水平與能力。
另外，古埃及都城變遷同時促進了相關的建築、工程技術不斷提高與進步，為現當代世人留下難以估量的物質財富與精神遺產。
參考文獻
《古代埃及史》
《埃及史：從原初時代至當下》
《埃及學研究———輝煌的古埃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