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崇禎帝是明朝自太祖以來罕見的勤政之君。

據有關史料記載：崇禎帝勤政到為處理公文徹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寧宮拜見宮中最有威望的劉太妃時，竟然坐著睡著了，劉太妃命人拿來錦被給崇禎蓋上。崇禎醒來後苦澀地說，為處理公文，召見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經兩夜未眠，說罷與劉太妃相對落淚。

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揮師百萬東進京師，將京城團團圍困。為了化解危機，朱由檢召集了京內三大營，打算靠著九門堅不可摧的城防與賊軍周旋，等待吳三桂的關寧鐵騎救駕。然而，吳三桂卻遲遲未到，三大營的十萬精兵自行瓦解，京城九門守軍紛紛開門投降。

朱由檢做夢都想不到失敗來得如此突然。

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說，大明王朝已衰落，但是，也不至於敗得如此突然。那麼，為何明朝正規軍在面對農民軍時如此不堪一擊呢？

正如朱由檢臨終前的遺言所說，臣子誤國，崇禎朝的大臣們多為牆頭草，他們的態度緊隨軍事發生變化。在大臣們的態度變化中，1643年是一個關鍵節點。就在這一年，手握重兵的陝西總督孫傳庭被李自成擊敗，明軍主力全軍覆沒，朝官們的政治立場發生極大的轉變。

在此之前，極少有明朝大臣投降闖軍，但是，在此之後，明朝大臣一聽說闖軍來襲，紛紛拱手而降。尤其是在農民軍攻破京城時，朝官們幾乎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農民軍佔領京城後，當時京中尚有大臣兩千餘人，但只有二十一名大臣選擇追隨皇帝殉國。

身處南京的史可法如此評價道：“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明朝的大臣們大多“識時務”，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斷定明朝滅亡已成定局。

朝廷民心盡失，大明百姓喪失了對朝廷的信心。明朝末年，為了解決內憂外患，朝廷不得不向民間徵收繁重的稅目，並將這筆稅收用於“三餉”，極大地加重了各地農民的負擔。除此之外，崇禎即位後天災頻發，老百姓收穫的糧食連溫飽都難以解決，又如何能繳納繁重的賦稅呢？為了逃避苛稅，農民們不得不加入到起義熱潮中。

李自成為何能夠一呼百應？就是因為他打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得到勞苦大眾的積極響應。從當時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中我們就能看出老百姓對闖軍的期盼：“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京城的百姓雖處天子腳下，但是，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聽說農民軍即將打入京城，許多京城百姓甚至對李自成懷有期待。

當時的京城，甚至，流傳著這樣的傳言：李公子一旦遇到貧苦人家，必會賞銀五兩。闖王有這種傳言造勢，京城的老百姓自然盼著闖王早日攻破城門。

其結果就是：在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開啟正陽門，迎劉宗敏所部軍，中午，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此時崇禎帶著太監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宮，大臣皆己逃散，最後，崇禎前往景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李自成下令將崇禎“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後移入佛寺。

從軍事角度來看，1643年孫傳庭的軍隊被全殲，此時明朝仍有戰鬥力的軍隊只剩吳三桂一支。然而，此時的吳三桂需時刻提防盤踞在遼東的後金，分兵乏術。崇禎能夠依靠的，只剩老牌勁旅三大營。何曾幾時，三大營是明朝最精銳的軍隊，但是，經土木堡一役，三大營的折損過半，只剩一群老弱病殘，徒有正規軍的架勢，根本沒有戰鬥力。

史學界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京城黑死病蔓延，三大營計程車兵飽受其害，失去了戰鬥力，事實上即便沒有鼠疫作祟，十萬名明軍對於百萬農民軍來說仍是杯水車薪。更何況，朝廷已經幾年未給三大營發糧餉，士兵們又怎會為朝廷賣命呢？

還有就是，明朝陷入極為嚴峻的財政危機，國家機構一度陷入癱瘓。前文中我們已提到，朝廷根本無法從民間徵收足夠的賦稅。此時關外的後金、關內的農民軍、各地頻發的天災，以及冷眼旁觀的各地藩王，他們都成了影響朝廷收入的重要因素。因為朝廷沒有足夠的資金解決問題，所以這些問題愈發嚴峻，進而導致朝廷更難從民間徵集糧餉，陷入惡性迴圈。

根據史料記載，在1644年初朝廷對外負債已多達白銀百萬兩，同年從南方收取的稅銀僅有幾萬兩。國庫中的錢究竟流向何方了呢？絕大多數都鑽進了大臣們的口袋裡。國家面臨危亡之際，崇禎曾號召文武百官進行募捐，為國家解決燃眉之急。然而，朝臣呼聲雖大，但真正肯慷慨解囊的大臣卻寥寥無幾，大臣們或拿著幾百兩銀子應付皇帝，或乾脆對崇禎哭窮。

更可笑的是，當李自成的軍隊進入京城後，曾嚮明朝遺老們徵收“拷餉”，在大棒的震懾下，大臣們像竹筒倒豆子般交出了自己的私產。據統計，當時最窮的官員都能拿出白銀數萬兩，還有不少官員“慷慨”贈予農民軍白銀十萬兩。

參考資料：

【《明史》、《崇禎長編》、《崇禎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