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我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縱觀中國歷史各個朝代，得國最正者無非漢，明而已！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本淮右布衣起於微末，歷南征北戰，終驅逐元虜，恢復中華。
有明一朝，無漢時之和親，無宋時之歲幣，無清時之喪權，國土廣闊，遠邁漢唐！
這樣一個強盛的漢人王朝最終卻在內憂外患下走向滅亡，實在是讓人唏噓。
但是當我們把目光轉向明末這一風雲激盪的時期，實在讓人哭笑不得，這一時期有沉迷修道煉丹的明世宗嘉靖帝，也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明神宗萬曆帝，更出現了一位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木匠皇帝明熹宗天啟帝朱由校。
歷史上對天啟帝爭議最多的地方無疑是他啟用宦官魏忠賢，大力打壓東林黨，並且沉迷於木匠活無心朝政，使得魏忠賢一黨禍亂朝綱，認為大明王朝實亡於天啟之手。
即使之後崇禎皇帝即位，剷除閹黨意圖振興大明，但此時大明國勢已日薄西山，大勢已去無力迴天。
派系爭鬥嚴重內耗
天啟帝即位之初，正值三大案末期，這一時期皇權更迭頻繁，導致朝局混亂。文官勢力抱團自成黨派，朝堂之上黨爭不斷肆意攻伐，皇權大有旁落之勢。
朱由校登基之時，大明朝內憂外患不斷，女真努爾哈赤已攻陷重鎮瀋陽，遼東戰事岌岌可危。
同時帝國內部災害不斷，人民流離失所，國庫空虛財政崩潰。在這種外有強敵環伺，內有憂患未平的情況下，朝堂之上什麼
“楚黨”、“齊黨”、“東林黨”
等黨派依舊互相攻伐，嚴重內耗。可能許多人會被東林黨“清流”的外衣所迷惑。誠然，東林黨中確實有心憂國事之輩，但更多的卻是當時江南地區的大地主階級的代表，
這些所謂的“清流”整天抱團黨爭，空談報國，卻行誤國之事！
在此之後，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前召集百官，竟無一人前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後，這些舊臣卻立馬轉投新君，之後滿清入主，剃髮易服者不在少數。
之前慷慨激昂事君報國者，現文人風骨皆棄之兩旁，實在是貽笑大方。前宋左相陸秀夫負帝投海，文臣武將追隨投海，數萬軍民殉國實在讓人心生敬佩。
官商勾結抵制稅收
東林黨所代表的的江浙商人團體和地主豪強透過控制地方礦產開採以及食鹽銷售運輸獲取大量財富。
當時明朝國內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因為自然災害導致北方農業
歉收
，導致流民湧動；而江南地區經濟發達，富賈眾多。天啟帝就想改變長期以來“重農輕商”的政策，最起碼要加收江南地區的商稅。
但是這一舉動直接觸動到了江南地區地主豪強的利益，遭到這群人一致抵制。這些地方豪強的朝廷代表東林黨也開始向皇帝發難，說什麼
“國不與民爭利”“應藏富於民”
之類的冠冕堂皇之詞，他們反而還要求繼續加徵農民的農業稅收。
在北方流民、災民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東林黨卻拒絕向江南地區徵稅，這對大明朝的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天啟帝最後決定還是要加收商稅，且對江南地區的地方豪強要下重手整治。
然而面對和文官集團的直接衝突天啟帝還是得退避三舍，畢竟被文官們扣上一頂昏君帽子的滋味不太好受。但退避不代表退縮，天啟帝走出了一招“曲線救國”的路子：面對集體抱團的東林黨，為了保證皇權專制，天啟帝決定啟用一股新的勢力來對抗東林黨。
啟用閹黨以治東林
天啟帝由於其父明光宗朱常洛不受萬曆待見，幾乎和這幫文臣沒打過交道，自然也談不上關係一說，而且首輔、尚書等重臣也並非自己的親信。於是宦官成為了天啟帝唯一可以信任的人，重用宦官也就變成了水到渠成的選擇，
而天啟帝聰明的地方就是利用了宦官來對抗東林黨，利用宦官集團和抱團的文人集團互相狗咬狗，進而從中得利。
為了能夠抗衡東林黨，這就需要是個狠角色，並且還能被自己所控制，天啟帝選擇了自己的心腹魏忠賢。
天啟三年（1623年），魏忠賢執掌東廠，用閹黨的勢力制衡風頭正盛的東林黨。其實魏忠賢最強的能力不是打壓東林黨，而是收稅。
魏忠賢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重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外貿易稅。
此舉可謂是給不斷衰微的明朝打了一劑強心針，所以雖然天啟年間外有強敵壓境，內部自然災害不斷的情況下，明軍卻從來沒有斷過軍餉，尚有一戰之力。關內更是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閹黨被滅時，魏忠賢為崇禎皇帝內帑留下了兩千萬兩白銀，沒有這些錢，崇禎能不能苦撐十七年都是個未知數。
魏忠賢死後，原本江南地區的工商稅、海外貿易稅被廢除，在東林黨的鼓譟下被轉到農民頭上。本就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勞動人民無力承擔越來越高的稅收，流離失所成為流民，最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而大明朝的稅收越收越少，到最後連軍隊的的軍餉都發不出來，但與此同時，後金的實力卻在不斷增強。關內農民起義不斷，軍隊拿不到軍餉無力抵抗清軍。最終在內憂外患下，北京淪陷，明朝走向滅亡。
當然了，說了這麼多也不是幫魏忠賢洗白。
雖然他透過徵收商稅挽救了大明朝的財政，但更多的金銀卻是進了自己的腰包，他把控朝政大肆清除異己，殘害忠良也是不爭的事實。
所謂打著“清流”旗號的東林黨人也好不到那裡去，
言語間“以死事君恩”，然而君死臣未死，為何?雖言報國，卻行誤國之事，為何？
東林黨中也不乏忠臣義士，崇禎煤山自縊之後，也還是有官員殉國，以死報君恩的。
但非常時期當行非常之事，在明末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那些文官滿口的“之乎者也”，“孔孟道德”是救不了國家社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