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八六一年，太平軍與清軍之間陷入激戰。

前一年，太平軍剛剛擊潰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再次讓清廷大為震動。他們攻佔了蘇州、杭州等城市，而後又發起西征，目標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漢，政府軍也隨即展開反擊。那年四月，雙方在另一座長江沿岸城市安慶短兵相接，由曾國荃率領的湘軍，將太平軍佔領的安慶團團包圍，洪秀全族弟洪仁率眾前往馳援，卻沒能成功。幾個月後，太平軍宣告彈盡援絕，大勢已去，清軍攻破了安慶，整座城市重回清廷掌握之中。

就在這場安慶保衛戰正酣的同時，有另一場戰事在太平洋彼岸爆發。一八六〇年的十一月，美國舉辦總統大選，結果揭曉，林肯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這個結果卻引起南方各州的不滿，由南卡羅來納州為首，前後共有七個州陸續宣佈脫離聯邦。隔年三月，林肯在就職典禮上仍在呼籲統一團結，卻沒能挽回分裂的局勢。到了一八六一年四月，南方與北方的軍隊在薩姆特堡第一次交火，南北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這場兄弟鬩牆的內戰，一共打了四年多，造成前所未有的慘烈傷亡。到一八六五年南方軍全數宣告投降為止，估計至少六十二萬名士兵命喪戰場—這數字比美軍在兩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中犧牲的人數全部加起來還要多。以當時美國人口來計算，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兩人死於戰爭。而這還沒有計入普通的平民。

毀滅性的內戰，迫使美國民眾必須逼視死亡。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歷史學者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寫過一本《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在書中，她把南北戰爭的焦點，從征戰沙場的英雄與將軍，轉移到那些大量的、無名的死者身上。

生命大規模地消逝，改變了“死亡”本身的意義，比如人們開始追問，遠赴戰場計程車兵們，在沒有家人陪伴的情況下，如何還能獲得“善終”（Good Death）？在戰爭情境下，殺戮如何不與宗教信仰產生衝突？還有活著的人呢？

人們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象的浩劫已成為了日常的經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上帝在哪裡？一個仁慈的神，怎能允許這樣的殘忍與這樣的苦難存在？懷疑快要壓倒了信仰—這是對上帝仁慈與靈魂不朽的基督教敘述之信仰，是對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與目的之信仰。語言似乎無力解釋；人們似乎無法理解他們的死亡—以及他們的生命—的意義。

逝者已矣，而生者才剛要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

同一時間在太平洋此岸，太平天國為中國社會帶來的衝擊不遑多讓，上千萬人的死亡，大規模的破壞與屠殺。對於失序的恐懼，在在挑動著人們的情緒，刺激著人們的想象。死亡不只是肉體的消逝，它需要悼念，也需要詮釋。它需要意義。這是歷史學者梅爾清在《躁動的亡魂》一書中要探索的主題。

梅爾清教授並未著墨太多在我們熟悉的人物，如洪秀全或曾國藩，反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較不知名的地方文人，或是犧牲性命的無名將士。對他們而言，死亡有何意義？他們用筆墨與身體，寫下了太平天國的另一種歷史。這不是一項容易的研究工作，卻改變了我們理解這段歷史的視野。

歷史是關於記憶的學問，關乎我們記住哪些事情，又如何記憶。一旦我們拉長時間，記憶本身也成了歷史，層層疊疊。比如關於太平天國的歷史記述，在臺灣受教育的讀者，可能已經十分習慣將它視為一場叛亂，是在那內憂外患不斷的晚清末年，另一場荒唐亂世；但在海峽彼岸的中國，有段時間卻將太平天國視為英雄豪傑，農民起義典範，例如一九七三年一本由“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所編纂的《太平天國》，講到清軍策劃戰略，便說他們“用心十分險惡”，還與歐洲國家等“外國侵略者”聯手，至於講到太平軍的人物，則說他們“堅貞不屈”、“可歌可泣”，不時有著“輝煌勝利”。

而今農民起義已經不再被歌頌，中國轉而渴望和平崛起，要的是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歷史上人們的情緒、傷痛、失落，與夢靨般的記憶，難道就一筆勾銷，通通都不算數了嗎？在每一場災禍過後，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哪些人與事應該被記得，又有哪些不該被遺忘的卻遭到埋葬？《躁動的亡魂》以太平天國為例，對這些議題進行了一場嚴肅的追問。

歷史是關於死者，也是關於生者。或者說，是生與死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歷史學者不也一向都是招魂者嗎？我們總是在傾聽亡魂的聲音，不論那是躁動的，還是幽微的。

《躁動的亡魂》一書雖然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內容卻充滿情感，甚至有個十分感性的結尾，在兩位譯者的精心翻譯下，這些文字更是顯得格外動人。

“戰爭結束後，留下了什麼？”作者問。而這本書是她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