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吉倫特派依然在擴張戰爭這一議題上握有主導權，畢竟對戰爭的極力主張是讓吉倫特派於1792年一躍登上權力頂峰的立身之本。因此當他們發現自己在國內問題上被迫處於防守狀態時，便迅速將關注點轉向國外，極力鼓吹向荷蘭和英格蘭正式宣戰。當然，這時候的國際形勢已經不可避免地讓法國與英國處於敵對狀態。英國政府早就對君主制在法國的倒臺深感不安，而法國在對外戰場上的節節推進已經在事實上威脅到了荷蘭的邊境。

1792年12月，英國開始動員海軍並準備採取軍事行動。面對這種情形，布里索派故技重施，像一年前那樣大力煽動戰爭。

而此後秋天法國再次取得的勝利則進一步合理化了吉倫特派的主戰說辭，併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談資。1月初，曾參與美國獨立戰爭的資深海軍上校、吉倫特派的支持者阿爾芒·蓋尚發表長篇講話，譴責英國人在當前戰爭中自欺欺人的中立立場：“在國王和人民的戰爭中，每一個人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在他看來，沒有任何中間立場可選。隨後，他表達了對戰爭的非凡構想，即當法國順利解決與英荷兩國的戰事之後，他們將著手解放這兩大強國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亞洲和美洲都在呼喚我們。”

而且為什麼不將革命帶到葡萄牙和巴西呢？1月12日，布里索本人也傳遞出類似的資訊：法國現在在財力、人力以及戰船的數量上與英國相比都佔據絕對優勢，英國只剩下了“一個大國的空架子”一－畢竟它仍未從此前的戰爭中完全恢復過來。

當然，在革命者的設想中，與英國的戰爭也將給印度帶去自由。

路易十六被處決後，英國王室下令驅逐法國駐倫敦特使。這一事件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英國此舉無異於是對法蘭西民族的“侮辱”，吉倫特派無法坐視不管，再一次提出對英國正式宣戰。2月1日的會議中，布里索和兩名吉倫特派代表相繼提出了這一主張。當有人試圖提出其他議題時，盧韋大喊：“戰爭，戰爭！唯一的主題就是戰爭！”

布里索的主戰論調和1792年時的並無二致，他宣稱：不僅僅是為法國而戰，而且是為了更崇高的目的－將整個歐洲從暴君的手中解放出來－他們必須與英國和荷蘭作戰。儘管擴大化戰爭的主張由吉倫特派提出，但它得到了各派所有代表的支援，這一提案在國民公會獲得了一致透過。一

些山嶽派成員同樣極力主戰。儘管每位代表對“不得不戰”的解釋多種多樣，但似乎所有人都十分確信法國很快就會橫掃整個歐洲。

在2月至3月初這段時間裡，代表們致信愛國團體、家人和朋友，無一不充滿自信地預測共和國軍隊將速戰速決，取得壓倒一切的勝利。在公會代表中，無論是吉倫特派、山嶽派抑或是平原派，無不蔓延著一種非凡的樂觀情緒。堅定的山嶽派成員喬治·庫東說：“

我毫不懷疑，只要我們想，我們完全可以在6個月內解放歐洲，將邪惡的君主制連根拔起。”

布里索的朋友波卡勒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並預測即將到來的戰爭將是一場“足以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

吉倫特派的年輕商人博耶－豐腓德認識到橫亙在面前的巨大挑戰，但他依然堅信法國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

“不再沉寂，不再滿足於虛假的和平，不再為似有若無的恐懼所擾。我們拒絕任何妥協之念。我們終將拯救這個國家，”他總結道，“只要我們永不回頭。”在這種極度膨脹的自信心下，代表們開始著手將此前由他們的“勝利之師”攻下的領土併入共和國疆域。當然，每一處領土的兼併都是以尊重民意為前提的——至少是部分民意。

在3月的第一個星期內，比利時、尼斯、萊茵河右岸地區、瑞士部分地區以及位於洛林且此前已經獨立的薩爾姆公國飛地均已確定併入法蘭西共和國。雅克·皮內特對此欣喜若狂：“此後，法國和比利時將成為一體，不分你我。兩國國民將如親友般團結在一起。”

莫內斯蒂耶甚至已經在思考給新加入共和國的比利時一個新的行政區劃名稱，並認為“北方平原區”再合適不過。也正是懷著這樣的自信，3月7日，國民公會一致同意向西班牙宣戰：“法蘭西將征服又一個敵人，為自由帶來又一次勝利！”

當然，若要在法國所有邊境以及公海上開拓前線戰場，毫無疑問，需要更多的軍隊乃至一次全面的陸軍及海軍重組。與此同時，代表們也已清楚地認識到：1792年應徵入伍的許多志願兵只是暫時參軍，現如今許多人已經離開前線回到家中。

儘管如此，代表們仍樂觀地認為這些志願兵一定會響應祖國的號召，再一次拿起武器為國犧牲。

2月中旬，迪布瓦－克朗塞為軍隊改組制訂了全面計劃。經過仔細的計算，他確定法國將額外需要約30萬名士兵以填補多線作戰的兵力空缺。

因此，一項法令下達至地方：每個省份乃至城鎮和農村都被要求承擔相應的配額，但所有承擔公共職務或是參與軍工生產的個體可以獲得豁免－這一規定將免除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參軍責任。國民公會此舉有意避免大規模徵兵，正如皮內特所解釋的那樣：

大規模徵兵“並不適合自由的人民”。但最終採取何種徵兵模式由各地方當局自行決定。

總體而言，擴充軍隊在大多數人看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這一時期法國人口龐大，青壯人口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多。

其次，1792年夏天年輕人響應徵兵號召的熱情還歷歷在目一－來自法國各地的國民自衛軍成員和志願兵擁入巴黎，爭先恐後地要求入伍。“我們非常樂觀，”克勞德－安託萬·布拉德向佈雷斯特的友人吐露道：“毫無疑問，“祖國正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的號召將為我們帶來數量上遠超預期的捍衛者。”普魯多姆對此表示強烈同意，他寫道：“我們會有足夠多的志願兵，他們很快就會再一次奔赴前線。”

而志願兵們也將瞭解到他們是為整個歐洲的愛國者而戰。然而，這一次，在祖國未被侵略、巴黎並未面臨陷落的危險之際，愛國者們是否還會鼓起同樣的熱情為整個歐洲的同胞而戰？此外，熱情最為高漲的許多年輕愛國者－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城鎮居民－已經在軍中服役；

若要徵兵數達到預期，意味著必須有相當多來自中下階層，尤其是農民階層的人入伍。

然而正如國民公會很快就會發現併為之痛苦的那樣：許多法國人，特別是許多農民，根本不願意打仗。

“瘋人派”與女性意識的覺醒當國民公會的代表將注意力集中在征服世界上時，巴黎武裝分子內部的政治文化也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變革——一方面基於與國民公會的“互動”，一方面基於其內部動因。出身於中產階級的激進武裝分子不斷地在251科德利埃俱樂部、雅各賓俱樂部以及巴黎各轄區委員會召開會議，始終在武裝群體內部發揮著領導性的作用，這一點自革命爆發以來就從未改變過。

但隨著男性公民選舉權的普及，越來越多出身於平民階層的愛國者加入這一陣營中，主要表現為新一代“街頭民兵”的壯大，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

工人階層當中具有高超的演講技巧和組織能力，並且具有領導野心的個體很快就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一躍成為即將到來的政治激進主義舞臺上的佼佼者－而他們此前從未有過登上政治舞臺的機會。

當他們在咖啡館或是街頭辯論場所遇到彼此，又或是在轄區和國民自衛軍的會議中參與辯論時，總會掀起一次次雄辯甚至是相互謾罵和誹謗。每一次的相互攻訐都引發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恐慌；更重要的是，這讓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敵意日益激化，變得不可調和。

在政治權力和政治聲望的競爭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大力鼓吹更為激進的政策。一些人要求嚴格控制食品價格，並對生活必需品實行“最高限價”制度；一些人開始談論重稅甚至是劫富濟貧。此外，以暴力手段來解決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困難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援，具體而言即透過攻擊一系列潛在陰謀者來煽動猜疑文化。

在這一點上，中下階層男性群體中的暴力傾向被髮揮得淋漓盡致，這種普遍存在的暴力習慣早在革命爆發之前就已生根發芽。

當中最極端的一群人自稱“瘋人”，他們自豪地佩戴起“自由之帽”，許多人開始蓄起八字鬍——這

在舊政權末期十分鮮見，但將很快成為男性武裝分子的另一個象徵.在6月初大眾起義期間，代表們會提到控制國民公會大門的是一群“蓄有八字鬍的男人”

。然而，這些激進派群體從來沒有一以貫之的政治立場，而是頻繁地相互競爭，或是與較為溫和的派別爭奪主導權。

結語

隨著“瘋人派”和“無套褲漢”在民眾中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中產階級激進分子也開始模仿他們的服裝和粗獷的言辭乃至口音。記者兼市政官員雅克。埃貝爾出身中產階層，但卻透過在他的報紙發表諸多內容豐富而粗俗的白話文——據說由一名名為迪歇納神父的爐匠主筆——在廣大中下階層民眾中備受讚譽。到1793年中期，公會中許多激進的代表也逐漸自稱“無套褲漢”，穿戴起他們的服飾並開始使用他們獨有的語言；當然，當中少不了“tu”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