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曾經讚歎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二句說：“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志林》卷十）
極是。任何行當，都有外行所不能清楚瞭解的專門知識和訣竅，知者未必能言。縱使言之，他人也未必能理會其中微妙。蘇軾得意，正緣於他能瞭解陶詩的好處。
陶詩有很多好處，其中一種便是對田園生活描寫非常真切，無愧田園詩歌之宗。這種真切的特色，後世讀者很多都不能把握。比如有人認為陶淵明只是詩裡寫寫，勸農是真，自己力農是假。再有一種流行的看法，“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是陶淵明不諳農事的寫照，或者直白說因為他懶。我們無法苛責遠離農業的現代讀者，但研究者卻有責任準確地解讀陶詩，將陶公心事與行事大白於天下。這裡就以人所熟知的《歸園田居》五首的前三首為例，分析一下陶公田園書寫的真切特性。
酉陽桃花源廣場雕塑
《歸園田居》組詩與《歸去來兮辭》所表達的是同一主題，即離去與歸來，尤其是其一。詩也好、辭也好，歸來都具有雙重含義。首先是迴歸真實的田園，更進一步迴歸心靈的自由。“復得返自然”，陶淵明話語中“自然”，並不是英語的nature，而是一個老莊的概念，這裡是指心的本然與自適，正是“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意思。由此更進一層，在離去與歸來主題的背後，還隱藏著身心交戰的主題。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俗是習俗，是大家習以為常的觀念、禮法、行為方式，是要個人屈從於眾人的力量，也就是下一句的“塵網”。本無俗念，為什麼後來會“誤落塵網中”而“久在樊籠裡”呢？《歸去來兮辭》裡作了解答，因為“以心為形役”。身心交戰的第一輪，身體獲勝，所以出山為官。然而反思自己，覺得“深愧平生之志”，“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心靈戰勝身體，又“守拙歸園田”。
“守拙歸”，即《歸去來兮辭》的“息交以絕遊”。俗人就像莊子所說的鴟：“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莊子·秋水》）
陶公看來，人間交遊，無往不在的都是鴟、蜩與學鳩那樣的人物，要返自然，當然要從息交絕遊做起，這需要內心具有絕大的力量。
有力量，才能由歸來出發，走向心靈的自由。凡偉大者，莫不是承受更多的艱辛與痛苦而造就的。希臘詩人卡瓦菲斯《伊薩卡島》雲：“當你啟程前往伊薩卡，但願你的道路漫長。”伊薩卡島是奧德修斯的故鄉，奧德修斯的歸鄉之路漫長，所以成就了一部史詩。棄捷徑而取長途，雖非必要，卻是偉大的充分條件。陶詩此處說“守拙歸園田”，彼處說“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說“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也是拒絕坦途近路的同一態度。
但只是持“守拙”的態度，在痛苦中煎熬忍耐，恐怕很難堅持下去。在艱難而平淡的田園生活中發現美與樂，這才是歸心的本領：“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先要糾正一個流行的誤解，“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並不是描寫遠眺中的村莊。前面說“守拙歸園田”，以下就是對自家園田的描寫。“方宅”四句寫自己的居所宅院，“曖曖”四句刻畫所居之村落，次第井然，層次分明。如果中間橫插一望遠，那前後便不能貫通。而且後面明明說到雞鳴狗吠，這是自己村中的景象和聲音，遠望中村落的雞犬聲是他聽不到的。又組詩其四“披榛步荒墟”，可知陶公近處村落早已荒蕪，那麼“墟里煙”之景象也只能為己村所有。所以“遠人村”是說自己所居之村莊遠離人間，非謂望中別有一遠村也。而“曖曖”者，所居乃在遠離人世之村落，由塵中望來，正在曖曖然隱約之間。這與《桃花源詩》“荒路曖交通”詩義正相通。
陶公是怎麼描寫自己的宅院和村落的呢？他說自己所居宅院四方佔地十餘畝，其中有草屋八九間。十餘畝的宅基地挺大的。《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中略）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孟子·滕文公上》趙岐注同之。儒家理想中的五口之家，佔地頂多五畝。相較可知十畝之宅不為不大，其中可種果木花草極多。但偌大宅院中草屋草屋不過八九間，又頗陋。《晉書·吳隱之傳》載以清廉著稱的吳隱之居家後“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陶淵明的茅屋不過多了兩三間，自然也是很樸陋的。屋舍陋是詩人安貧有守，宅院大是他知足常樂，這正是《時運》詩“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之意。
然後是宅院景象。《宋書·五行志》載：“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囿。”又：“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內為酒壚列肆。”可見西晉以後，在屋北庭院中營造園林的風氣逐漸形成，至東晉依然如此。陶淵明“榆柳蔭後簷”，所寫似乎正是北園景象。可不可以“桃李蔭後簷，榆柳羅堂前”呢？絕對不行。陶詩所寫才是真實田園。蓋榆樹和柳樹都是性好陰溼的樹種，且濃陰覆地，其下不宜再種別的草木，所以才種在屋後北園。《齊民要術》卷五《種榆、白楊》：“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種者，宜於園地北畔。”唐人韓鄂《四時纂要》卷一也說：“榆性好陰地，其下不植五穀。種者宜於園北背陰之處。”又：“種柳（中略）尤宜溼地。”《藝文類聚》卷八八《木部·榆》引《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雜五行書》甚至把北園種榆的行為神化了，認為有宜蠶桑的作用。所以榆柳只能長在後簷外。
反之，桃、李果樹，需要充足陽光，應該種植在堂前南邊院中。《齊民要術》卷四《種李》：“桃、李，大率方兩步一根。”自注：“大穊連陰，則子細而味亦不佳。”繆啟愉先生解釋說：“枝葉蔭翳相連，是培養果樹最忌的。通風不良，陽光廕庇，光能作用惡劣，枝葉難以合成果實所需要的有機物質，自然果實少而小，味道也差。而且蔭翳還是病蟲害的潛藏淵藪，為害更大。”
（《齊民要術校釋》）
陶公詩云“羅堂前”，正是桃李羅列散佈的樣子，“羅”字可謂精確不移。而前面《齊民要術》《四時纂要》形容榆樹“扇地”“陰地”，極言其樹蔭可觀，所以上一句詩云“蔭後簷”，同樣是斬截準確的下字手段。
詩人的視線由自家宅院擴充套件至所住的孤獨而溫暖的小村落，不但有裊裊炊煙，還有雞犬之聲洋洋盈耳。讀者很容易想到《老子》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及陶公《桃花源記》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小國寡民，自然是陶淵明期待的生活狀態。而元代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則指出：“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全用其語。”其實詩歌還暗合了《莊子》雜篇《則陽》中的一個典故：“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郭象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從《莊子》的角度去理解，原來雞鳴狗吠都是本性如此，是自然之物、自然之境。前面鋪寫得這樣踏實，詩歌最後說“復得返自然”便是真實語，而不是空話。《莊子》之典向為前人忽略，所以這裡特別拈出。
另外，“雞鳴桑樹顛”如果當作實景看，那也不妨稍加說明。因為過去的雞都散養，直到魏晉南北朝時，圈養才逐漸流行。《齊民要術》卷六《養雞》載圈養之法曰：“雞棲，宜據地為籠，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樹林，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書中特別強調圈養的好處，似乎可以反證當時圈養還不夠普及。至少詩句所描寫的，仍是散養的雞。也許斯時斯地尚未流行圈養法，也許只是主人漫不經心，純任自然。這樣深究一下，趣味便增加了許多。
這樣的景象何其溫潤。加繆曾經說：“所有聰明人都會受到的共同誘惑：憤世嫉俗。”
（《加繆手記》）
陶淵明似乎戰勝了這種誘惑。看清世間的黑暗與荒謬而仍不失其深沉溫潤之愛，其悲深，其愛大，其人廣大而深沉。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雖然瀟灑，卻終有輕薄相。而陶詩的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如何欣然自得；黃昏中的村落炊煙、雞鳴犬吠，又何等溫暖。安然於陋，可見慾望已然淡薄；欣然於草木村莊，便是心之充盈活潑。心中生機勃勃，眼中色、耳中聲——孤村炊煙，雞鳴狗吠——這才無一不可愛。而雞犬鳴吠的天性不受人力操縱，人也無法操縱，便是詩人所感受到的自然。於是“戶庭無塵雜”，已絕官場交遊也。於是“虛室有餘閒”，因息交絕遊而心下安寧也。這是初回田園，身心俱得解脫的喜悅。迴歸田園，是陶淵明真正走向自己、走向自由的最重要一步。
話到此處，不妨附帶討論一下“復得返自然”的異文問題。“復”字，有一個異文作“安”。田曉菲教授的《塵幾錄》認為，歷代箋註家選擇“復”而排斥“安”字，是大家想當然地覺得“詩人已經掙脫了枷鎖，可以享受一點安寧了”，實際上他們這樣是把陶詩中的複雜感受給單純化了，為的只是突出自己心中那個單純的寧靜自然的陶淵明形象。為了增強說服力，田曉菲教授還舉了楊萬里的《曉起探梅》詩作為比擬：“一生劫劫祗長途，投老山林始定居。夢破青燈窗欲白，猶疑雪店聽雞初。”田教授錯了。如前文所述，從雞鳴狗吠的自然到虛室餘閒，再到返自然，一氣而下，於意於理都不容別做他解。而作為互文的《歸去來兮辭》同樣說“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其中何嘗有一點懷疑？楊萬里的詩歌從背面敷色，烘托風塵漂泊、人生無奈的感慨，卻不是要表達田園之無法迴歸、心靈之無法寧靜，用作比擬也是不恰當的。
再來看其二：“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詩歌首二句描寫家園的位置，這種開篇法與《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一樣。除了標誌位置以外，這兩首詩都是用否定性的表達方式開篇的。詩歌中的否定實際有雙重功能。第一，是直接的否定，比如這裡說與俗世中人沒有交往。第二，雖然否定，被否定的物件卻能產生一個背景，為詩歌提供一個大的場景、一個座標。即如這首詩，俗世的交往雖然被否定了，但俗世卻成為詩人園田居大的背景，在這個喧鬧、擾攘的背景上，詩人的鄉野顯得愈加寧謐、質樸。
沒有人事交往，下面順理成章地寫自己的慵懶閒適。“白日掩荊扉”就是 “門雖設而常關”的意思。白天關著門，可能是出門勞作，也可能是人在家沒出門，後一句“虛室絕塵想”，說心裡斷絕了俗世念頭，正好說明詩人大白天呆在家裡悠然出神，打發時光。因此，後面的“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應該發生在黃昏日落，他人勞作歸家以後。前四句寫的是不與俗人交往，下面卻筆鋒一轉，寫起與人的交往來了。這個轉折很妙。伍涵芬《讀書樂趣》雲：“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緻，令人反覆吟詠，翩然欲仙。然尤妙於‘息交絕遊’一句下即接雲：‘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一流，同於槁木乎？”詩與辭同一機杼。紅塵名利之客，非我徒也，鄉里父老，樸拙之中自有妙趣。與他們“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所談的不過桑麻話。作為詩句，這兩句不修飾錘鍊，一白如水，卻有一種飄逸的神氣在，好像是王羲之在寫字，你看他漫不經心寫來，卻逸宕瀟灑，飄然風塵之外，而這種輕盈的丰采，卻是由腳踏實地的生活而來。敦厚者最輕盈。有了這兩句詩，全詩變得渾樸自然，同時，因為這樸實，生活中的詩意全部地浸潤到了詩歌中，於是輕盈起來。
以桑麻代稱農事，這是文學的手法。只是農事甚多，為何特別拈出桑麻？《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可知桑樹常種在廬舍宅院四周，為眼前之物，且正與前一首的“雞鳴桑樹顛”相應。“衣食當須紀”，桑麻都是衣事，自然連類而及。種桑麻都辛苦，種麻尤其不易。《齊民要術》卷二《種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地薄者糞之。耕不厭熟。”自注：“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無葉也。”地要肥，不肥者要多施肥。又要勤耕，反覆至少七遍。正文又云：“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葉而鋤。”看來麻的種植很是煩難艱苦，付出既多，看到近處的桑麻日漸長大，遠方開荒的土地也日漸廣大，不能不倍覺歡欣而相對縱談。
但為什麼突然害怕霜霰來到，草木零落？如果理解成詩人在蓬勃生長的日子裡憂心著秋冬，似乎跳躍稍大。而且桑樹並非草本，秋悴春榮是常理，又何須擔憂。可惜注家因為這兩句詩清通如話，都不願辭費，這個疑問一直懸而未決。其實陶公所擔憂的，並不是迴圈的四時榮枯，而是非時的風霜雪雨。如《呂氏春秋·季春紀》所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又《仲夏紀》：“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這裡描述的春夏所行的秋令、冬令，就是指這種極端的災害天氣。這類天氣並不罕見，正史《五行志》中儲存了相當多的記錄。這裡從《宋書·五行志》中摘錄在南方，尤其是在東晉發生的部分非時霜霰記錄，以見業農之艱難：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谷。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
（晉元帝）太興三年三月，海鹽郡雨雹。
（晉明帝）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
晉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四月己酉，雨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寸。
以上記錄中，雨雹、隕霜、雨雪的時間，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此時“霜霰至”，動輒減產，重則絕收。即使沒有霜霰，夏秋季節的“風雨縱橫至”，也足可以造成“收斂不盈廛”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的後果。陶公的恐懼憂慮，是再真實不過的農家之憂。至於要否由此引申出人生之憂，那就儘可讓讀者發揮了。至少《命子》詩中所云：“福無虛至，禍亦易來。”深有此慨。
清代溫汝能說：“‘相見’二語，逼真田家氣象，陶詩多有真趣，此類是也。”最中肯綮。土地靜穆，深沉，恆長，許多農夫木訥，但說起莊稼，卻能頭頭是道。聽者有心，自能在樸拙言語中領略到土地與人生的經驗與智慧。閒話農事，生命遷流在其中，人海滄桑在其外，哀樂相生，不淫不傷，最得雋永深味。顧隨先生雲：“古今中外之詩人所以能震爍古今流傳不朽，多以其偉大，而陶之流傳不朽，不以其偉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詩，也許這就是他的偉大處。”說得真好。
但王夫之《俟解》有云：“生汙世、處僻壤而又不免於貧賤，無高明俊偉之師友相與薰陶，抑不能不與惡俗人相見，其自處莫要於慎言。言之下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則將與俱化。如與仕者言則言遷除交結，與鄉人言則言賦役獄訟，不知痛戒而習為固然，其迷失本心，難以救藥矣。守口如瓶，莫此為至。吾所言非彼所欲聞，則量睛較雨，問山川，談風物可爾。”陶公與農夫談桑麻是否也如此？友人王顨庵先生曾對我說：“與野老實無可共語，以不願與本階級人往還，故云雲。就其底裡言之，仍是負氣處。”看來骨鯁之士所見如此。陶淵明自然也是傲岸之人，二王之說，別有深味。
最後看看其三的首二句：“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常常見人以此為例，來論證陶淵明的隨性與懶散，可謂厚誣古人。其實鄧小軍教授早就解釋過這個問題，他說：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 2《大豆第六》引西漢汜勝之《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用深耕。大豆須均而稀。”所謂“均而稀”，“均”指窩距均勻，“稀”即指行距較寬。為什麼大豆種植行距要稀？這是因為大豆植株需要較大空間才能長得茂盛（四川方言叫“長得蓬起來”，“蓬”指枝葉充分展開），豆莢裡的豆子才能長得飽滿、碩大。所以，豆苗一時被草掩蓋，是農田常事，沒有關係，只要去鋤草，就沒有草了。如果把“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解釋為陶淵明“疏於耕作”，這樣的解釋，可能是由於不太熟悉南方農村生活。
（《古典詩歌註釋與農村生活經驗》，《晉陽學刊》，2010年第四期）
還可以補充一點。其一“開荒南野際”，其二“我土日已廣”，所說的都是南山下這塊地。除了鄧文所引之外，《齊民要術》還說種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種豆與種麻正相反，新開荒的土地反倒更好。等種上幾年豆子，新地變熟，可以再種其他農作物。新開闢的土地中雜草的殘根和草籽本來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當然會造成“草盛豆苗稀”的景象。陶公自述勤苦墾荒的詩作，反而成了後人口中懶散的表徵，以陶公的性格，他一定呵呵而笑，欣然領受這番“好意”吧。
《顏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顏之推批評南朝士大夫不知稼穡，落實到大小謝身上毫無問題，但要這樣看陶淵明就不對了。陶公于田園是親切的，他將心靈與理想寄寓其中，詩歌便真而有味。這樣的詩歌需要讀者有相應的知識，挑戰讀者心靈的深度，更需要讀者有呼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