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少年和青年時代窮怕了，做過和尚，當過乞丐，又參加了郭子興的起義軍。一路苦難伴隨著他的成長，從最基層的被統治者，經過不懈奮鬥，轉變成了最高統治者。他明白創業難守業更難的道理，一當上皇帝就開始思考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他是怎麼得到最高統治權的？

簡單的答案是：他窮得吃不上飯，他要造統治階級的反。有一大堆人跟他一樣窮，甚至比他還窮！悲慘黑暗的時代讓他有了無數的同夥，再加上個人的努力，以及他所領導的同類人的協助，當然還有幸運之神的眷顧，他成功了。

那麼如何保證最高統治權的穩固呢？這個問題在朱元璋看來，主要得保證不能再出現像他這樣的一大堆窮人。他認為基層百姓之所以窮，大多是由於當官兒的貪腐造成的。因此，朱元璋反腐手段極其嚴厲，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入刑門檻極低。他釋出詔令：“為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只要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員格殺勿論。而且從中央六部到地方府、縣，不管涉及到誰，一查到底，決不心慈手軟。

二、用刑極為殘酷。對於發現貪汙的官員，只一刀砍頭算便宜的！動不動就是挖心，砍手、砍腳或是凌遲處死，甚至剝皮填草等。

三、涉案人員眾多。朱元璋在位30年，殺人數量高達十數萬，而且大多是同案牽連的。例如，明初四大案，僅經濟領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殺人就4萬餘。

四、作為皇帝，親自寫定刑典。洪武十八年十一月，頒佈《大誥》。把審判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整理後以誥文的形式向全國發布，告誡官吏們，不要重蹈覆轍。而且他將《大誥》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教育的課本，要求人手一冊，都要學習背誦。

由於把貪腐問題看成大明江山能否延續的重大問題，朱元璋對貪官，可以說是：“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福建等地的官吏，從洪武元年到十八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不是被貶就是被殺。雖然懲貪措施如此嚴厲，腐敗卻從來沒有絕跡。真應了那句古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對於大明朝官員們的前腐後繼，以身試法，朱元璋在震驚之餘，就有了剛才所說的第四條。

朱元璋把貪腐原因歸結於舊朝代特權思想的汙染，貪汙腐化並不是他朱元璋統治時期才有的，由於歷代貪腐文化的影響，“升官發財”是讀書人改變自己和家人生活條件的快捷途徑，所謂“升官發財”是特權思想的直觀體現，有權就有錢，而且窮人可以透過讀書趕考獲得“權”，先有權，才能有錢，再用錢交換更大的權，又用權來貪更多的錢。這樣以來，小權掙小錢，大權掙大錢。小官小貪，大官大貪，甚至清官難清，無官不貪。

為此，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畢竟他文化水平不高，所以這本書文辭庸俗，格式雜亂，因為以威脅恐嚇官員百姓為目的，所以他選取的案例都是極其血腥殘忍的。就這樣，《大誥》成了全國人民必須學習的精神財富。

朱元璋反腐的措施到此一目瞭然，他是想透過對《大誥》的推廣學習，發動廣大大人民群眾共同打擊貪官，同時又教育了那些還沒有當官並且有將來可能當官的平頭百姓。

由於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援，自古以來中國人民想都不敢想象的現象出現了。懦弱的老百姓不但敢告狀，而且居然敢捆綁捉拿被稱為“父母官”的人。

從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幾乎每天都殺官兒。據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

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沒有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發明“戴死罪、徒流辦事”的辦法，讓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鐐銬回到公堂辦公。

這時，有些想透過讀書走上仕途“升官發財”的人把讀書當成送死。有的百姓家中有讀書的，怕被府縣保舉當官，反而裝不識字，在家放牛、種地。甚至還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徵當官，自殘肢體。而正當著官兒的，心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不如瞅準時機大撈特撈一把，死也值了。

“絕對廉潔”，這種在別的王朝沒有實現的夢想，到朱元璋這裡也很快破滅了。他本想透過廣泛發動群眾，在普通百姓的監督下，建設一支“絕對廉潔”的官僚隊伍，可是百姓們有了監督權，也很快腐敗起來。並且他們大多數沒有文化、毫無見識、狂妄自大、明目張膽的接受酒食賄賂。

許多地方官吏和“有頭腦”的群眾運動首領看吃頓飯、喝回酒就能忽悠一大群支持者，他們便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以達到其不可能達到的政治目的。

後來，發展成許多地方的百姓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問罪，可笑的是，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很明顯，朱元璋反腐沒能成功，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明代中後期，腐敗現象在各級官吏中達到了瘋狂和無恥的地步。

在我看來，皇帝專制集權的農業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稅收。要把賦稅收到中央政府來養活軍隊、維持國家運轉、參與國際競爭。再有能力的皇帝，也不可能瞭解每個村莊、每個農戶的具體繳稅情況。一個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他需要組織起一批官僚，幫他幹活，養活這批官僚是要俸祿作為成本的。

各級官員們代替皇帝行使權力管理國家，除去應有的俸祿，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他們有了代理權，也想得到相應的好處，貪腐就作為成本的增加專案出現了。

朱元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把地方統治權分開，搞布政使、按察使、指揮使，設定監察機構，再一個就是“人盯人”式的群眾運動，結果使代理人集團更加龐大，代理成本繼續增多。貪腐，不但朱元璋殺人解決不了，而且雍正高薪養廉也解決不了。

要說制度建設，皇帝專制社會不是沒有制度，而是有高度複雜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制度也不能超越時代和當時的技術條件。

歷史上很多帝王為了維護統治，都為了讓權臣努力工作，對貪腐採取隱忍和放縱的態度。等貪腐嚴重了就殺掉一批，再換一批工作能力強的人上來，工作能力強的一旦貪腐起來，能力也強，那就再換。類似和珅這種老皇帝到死不換的，是為了給繼任者立威，就留著兒皇帝換！當時不流行出國，再說了中國之外，四方蠻夷之地，讓你攜款潛逃你都不願出去受罪。貪吧，反正肉爛了都在“國”裡，秋後自然有人算賬。

如何徹底消除腐敗，中國傳統社會寄希望於明君、賢臣、仁政、高薪和朱元璋式的高壓，實踐證明完全破產。有些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認為，政府對經濟管的越少越好，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

我們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美國作為例子，國會兩院的議員，設計之初就是讓他們代表各州人民監督聯邦政府，特別是位高權重的參議員。可是，一批議員卻變成了聯邦政府、企業之間的利益樞紐。2015年暴露的聯邦參議員梅嫩德斯案件就是一例，他擔任眾議員、參議員近二十年，利用自己在參議院的職務為政治捐助人謀取政府採購訂單，政府部門不願意就組織聽證會施加壓力，參議院聽證會本來是制約手段，結果變成了牟利手段。

在美、英等國，議員有兩種不同層次的腐敗，低層次的腐敗就是大肆公款報銷，例如，2009年英國《每日電訊報》持續披露議員濫用特權報銷津貼，就使英國政壇發生大震盪。高層次腐敗就像前段文章舉的例子，用自己監督權，謀取利益。特別是其中一些長期擔任議員的，還左右著法官和很多國家機關關鍵職務的提名權，圍繞著這些資深議員形成了複雜的腐敗和利益輸送網路。

由此可見，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無論什麼社會制度，為反貪腐設立監督部門、監督人員、監督制度，不是沒有作用，而是作用有限。絕對權力與絕對腐敗，如影相隨。監督別人的人，最終也需要有人來監督，人性使然。

解決腐敗問題，在加強法制建設、提高全民素質的同時，還要依靠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的升級。例如，貪官們愛現金，現金還不存進銀行裡。因為一旦電子資料化了，更容易處在監控之下。

這讓我想起“開掛的國家”去年發生的一件大事，當地時間2016年11月8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為了打擊貪汙和洗黑錢，決定從當天午夜零時起，廢除500和1000盧比兩種最大面額紙幣的流通，按照規定，民眾必須及時將這些大額舊鈔存入銀行，兌換新幣。

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技術手段應用於國家管理的一個例項，印度有十幾億人口，假設需要兌換的舊鈔是10萬億盧比，根據舊鈔的發行量，印度央行印製10萬億新盧比備用，然而，因為各種原因，比如假幣、貪汙受賄和其它的黑錢不敢兌換，最後那10萬億新盧比兌出去的有多少？假定是8萬億，結果就是印度政府在沒有增發的情況下白得了2萬億盧比現鈔，這2萬億怎麼用就是莫迪政府說了算！難怪廣大網友高呼“莫迪老仙，法力無邊，趕英超美，就在明天”。

最後，需要對力爭“絕對廉潔”的朱元璋說一聲，反腐永遠在路上！未來如果讓電腦或機器人更多的參與管理，提供公共服務，根本不用搞制度建設，也不用教育，更不需要“人盯人”式的群眾運動，除非把電腦、機器人設計成貪腐的程式，否則貪腐將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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