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正月；

就在趙匡胤“以宋代周”登基五週年之際，新生的宋王朝正以雷霆萬鈞之力，橫掃黃河以南的割據勢力，不斷將帝國的版圖向南擴張。

正月，兩路宋軍分別從陝西和湖北，向蜀地進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蜀後主孟昶哀嘆道：

“我父子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哪知一旦遇敵，竟無人肯為我東放一箭”

。

見大勢已去，遂於初七這一天，上表請降，宋軍進入成都府，割據蜀地三十餘年的後蜀政權，就此滅亡。

在時隔五十年後，蜀地再次重歸中原政權的統治……

孟昶

自前一年，也就是乾德二年（961年）十一月，宋太祖起兵徵蜀，至次年正月，孟昶上表請降，前後共歷時66天，以宋軍的壓倒性勝利宣告結束。

但究竟該怎樣統治這片地理位置特殊，且曾經高度自治的區域，宋太祖以及他背後的政治班底，顯然還沒有一套成熟的方案。更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面臨問題的特殊性……

但宋王朝統一全國的戰車已經發動，蜀地囤積多年的財富，成為驅動這輛戰車前進的燃料。但與此同時，動亂與不安的種子已經在蜀地埋下，不需多長時間，就會讓新生的宋王朝苦惱不已……

宋太祖

關於宋朝初年，蜀地持續性動亂的原因，史學界給出的說法是：

北宋朝廷在蜀地大肆搜刮財富，以支撐宋朝的統一戰爭，引起當地底層民眾的不滿，進而爆發了農民起義。

這個觀點，應該說還是很正確。關於宋軍在蜀地橫徵暴斂、搜刮財富的史料，可謂是史不絕書。

隨便說一條；宋軍滅亡後蜀以後，後蜀軍隊也隨之投降，宋朝中央按照人頭，每人發十貫錢的治裝費。可實際上，這些錢幾乎是落不到蜀兵的手裡，全部被當時駐紮在蜀地的宋軍統帥貪汙。

但事實上，斂財、貪墨、吏治腐敗的情況，並非僅存在於蜀地一隅。那麼，蜀地的持續性動亂，會不會還有其他因素？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宋朝立國之初，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

北方面對的勁敵是遼朝，盤踞山西的北漢與遼結盟，互為犄角，與宋朝展開對抗；而在南方，還存在大大小小七個割據政權，其中距離宋朝最近的兩個；一個是盤踞江淮的南唐，另一個就是割據四川的後蜀。

前蜀、後蜀

那麼，這個後蜀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把時間拉回公元907年。這一年四月，

梁王朱全忠（朱溫），接受唐哀帝的禪讓，正式稱帝，國號大梁，史稱“後梁”，唐王朝就此滅亡，中國歷史再一次進入割據時代。

就在朱溫稱帝后不久，割據在蜀地一隅的地方軍閥王建，拒不奉梁為正統。並於同年的九月，在蜀地正式即皇帝位，國號大蜀，史稱“前蜀”。與後梁展開軍事和政治上的對峙。

王建出身社會的最底層，人送綽號“賊王八”，從私鹽販子，一路逆襲，六十歲當皇帝。對於一個六十歲的老皇帝而言，當務之急則是安排繼承人。王建最為屬意自己的幼子王宗衍，在其母妃徐氏的軟磨硬泡下，越位建儲，立王宗衍為太子。

公元918年，王建去世，王宗衍即位，改名王衍。事實上，王建生前就發現，自己這個小兒子無才無德，但奈何年事已高，改立太子有心無力。遂在臨終前留下遺言

“太子不賢，可另立旁人”

。

王衍果然是不辜負他老爹的“期望”，平生最喜歡乾的三件事：

一、喜歡賣官，只要錢給夠，多大的官都敢賣。不僅自己賣，還拉上自己的皇后、母妃一起在後宮倒騰“官職”買賣；

二、喜歡把自己打扮成灌江口“二郎神”，身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從成都出發，歷時五個月，沿四川諸州展覽，盛況空前；

三、喜歡給自己立塑像，王衍特意建造上清宮，奉周朝的宗室姬晉（王子晉）為王姓始祖，為父親王建和自己塑像，侍立於姬晉左右。

王衍當了八年皇帝，公元926年，後唐莊宗李存勖興兵徵蜀，70天兵下成都府，王衍舉城投降，王氏一族被全部處死。前蜀就此滅亡，享國十八年。

前蜀政權本質上是軍閥的進化體。軍閥這種簡單粗暴的物種，一旦開始運作，就會演化出一條極為粗暴但很有效的法則：只要拳頭大，誰都可以坐上去。而且這種模式一旦開始，就會複製下去……

前蜀滅亡後，後唐朝廷任命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控制蜀地局勢（部分）。但與此同時，後唐朝廷內部發生政變，唐莊宗李存勖被殺，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後唐朝廷無暇顧及蜀地，孟知祥遂在蜀地不斷擴大勢力。

公元932年，唐明宗授孟知祥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封蜀王。兩年後，明宗病死，孟知祥遂在成都稱帝，國號仍為蜀，史稱“後蜀”。在位114天后孟知祥病死，其子孟昶繼位。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以宋代周，迫使周恭帝柴宗訓禪位於己。面對當時複雜的地緣格局，擺在宋太祖面前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整軍北上，1V2，開始和北漢、遼國死磕；要麼揮師南下，1V7，一舉蕩平南方的割據勢力，混一江南。

那麼，這兩套戰略究竟哪一個更適合新生的王朝呢？

五代十國

話說，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的一個冬夜，北風呼號，大雪紛飛，天氣寒冷異常。宋太祖頂風冒雪，密訪宰相趙普的宅邸，幾碟小菜，兩杯溫酒，二人推杯換盞之間，遂定下了

“先南後北，先易後難”

的統一方略。

當然，一個關係到宋王朝千秋大業的戰略方針，不可能就這樣簡單而富有戲劇性地制定出來。必然要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反覆求證，才最終形成。從某個方面來講，宋朝承襲的正是後周柴榮時期，已經確定的統一方略。

只不過，此時戰略的指揮者已經從周世宗換成了宋太祖。

乾德元年（963年）二月，宋軍以優勢力量迅速平定盤踞在兩湖地區的，荊南節度使高繼衝、武平節度使周保權，打通了進兵蜀地的通道。

兩湖地區

雖說，進兵蜀地的通道已經被打通，但在此後九個多月的時間裡，宋朝方面始終沒有向蜀地用兵的跡象。

難道宋太祖不打算拿下蜀地嗎？顯然並不是。

事實上，宋太祖此時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問題：

任何進入蜀地的勢力集團，都有可能會效仿他的“前輩”，在蜀地再搞一個“後後蜀”

。這個問題困擾了宋太祖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徵蜀戰爭的前夕，這個問題依舊沒有得到最好的解決。

就在兩湖地區被平定後不久，主帥慕容延釗與都監李處耘，開始互為攻訐。這讓宋太祖意識到，曾經的故帥宿將已經不可再用，他決定利用徵蜀戰爭，任命一批名位較低的年輕將領作為統帥，並透過這些少壯派來逐漸替代曾經的宿將。

九月，宋太祖罷去樞密副使李處耘，貶為淄州（今山東淄博南）刺史。十一月，宋太祖任命名位較低的宿將王全斌為西征軍（北路軍）的主帥。

但就在大軍開拔前夕，宋太祖突然釋出了兩條截然相反的詔令！

第一條，是昭告全軍，宋軍所到之處

“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違者以軍法從事”

，算是對入蜀宋軍，軍紀上的約束。但第二條詔令，則就顯得更為意味深長了……

太祖對主帥王全斌等高階將領講道：

“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這話說得再明白點：就是錢都給你們，我只要土地！

這種詔令一旦頒佈，底下的將領馬上心領神會。這等同於告訴他們，入蜀以後可以肆意掠財。於是，王全斌率領的東路軍，在滅蜀過程中

“日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

。而這也成為後來蜀地持續動亂的根源之一。

整個滅蜀戰役的過程非常簡單。十一月，宋太祖接到後蜀勾結北漢的密函。同月，正式發兵進攻後蜀。十二月，北路宋軍攻克興州（今陝西略陽），擊敗蜀軍數萬，主將保正、李進被俘。宋軍乘勝追擊，攻佔入川門戶利州（今四川廣元）。

東路宋軍自江陵（今湖北荊州市荊州區）沿長江西上，連敗後蜀水軍，殺俘以萬計。十二月，宋軍直逼後蜀江防重鎮夔州（治今重慶奉節白帝城）。蜀軍在此阻擊失敗，宋軍乘勝攻入城內夔州，守將自殺身亡。

次年（乾德三年）正月，北路宋軍攻破劍門關，兵進魏城（今四川綿陽東北）。初七，孟昶自知大勢已去，奉降表請降。同月中旬，在徵得宋朝中央同意後，宋軍正式進駐成都，孟昶出降，後蜀滅亡。

蜀地初定，宋太祖就不斷收到前線士兵肆意擄掠的軍報。他意識到持續下去，必然會激起民變。他馬上派出當時的參知政事（副相）呂餘慶，就任成都知府。可是還沒等呂餘慶到成都上任，蜀地就已經出事了……

為了確保蜀地不會再次出現割據勢力，宋朝施行

“詔發蜀兵赴闕”

的特殊政策。乾德三年二月，被徵召的後蜀士兵，開始源源不斷的從蜀地趕赴開封。事實上，這些已經投降的蜀兵，並沒有受到最起碼的尊重，征服者與投降者之間的關係勢同水火。宋軍可以肆意剋扣蜀兵的物資，而蜀兵則是敢怒不敢言。

從四川趕赴開封的蜀兵到達綿州（今四川綿陽）時，發現守城的入川宋軍只有百餘人，其餘都是降宋的蜀軍，於是便搶奪庫存武器開始叛亂，尊原後蜀文州刺史全師雄為主帥。

全師雄自稱“興蜀大王”，灌口（今四川都江堰市）、導江（今四川都江堰市東）、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郫縣（今四川郫縣）、新繁（今四川郫縣東北）等地相繼為叛軍佔領。

駐守蜀地的宋軍不斷向叛軍發起進攻，在滅蜀戰爭中表現不佳的蜀軍，卻在這起大規模的動亂中，表現極佳。動亂一直持續到十二月，在多路宋軍的合力攻擊下，叛軍節節敗退，全師雄病死，叛亂才算徹底平定。

宋朝拿下蜀地只用了66天，平定全師雄叛亂，則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全師雄之亂只是蜀地持續性動亂的開始。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青城縣（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王小波因販茶破產而聚集百餘人起事，率眾攻佔青城、彭山，殺貪官彭山縣令齊元振。王小波戰死後，起義軍又推舉王小波的妻弟李順為首領。彙集萬餘人，接連攻佔蜀州、邛州。淳化五年正月中旬，李順攻佔成都，建立政權，稱大蜀王，建元應運。

宋太宗得知蜀地的嚴峻形勢，隨即任命親信宦官王繼恩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軍征討。起義軍雖然很快就被剿滅了。但負責征討的主帥宦官王繼恩，隱隱然流露出賴在蜀地，不復還京的態度。原本用來剿的起義軍，現在反而成為他向宋朝中央索求無度的籌碼。

結果就是，起義軍死灰復燃，蜀地的諸州縣，不斷出現被起義軍攻佔的情況。

這個時候，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宋太宗，他面對的情況：叛軍永遠剿不徹底，殺掉一波，還有一波。今天可能還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明天起義軍一到，隨時可以變成叛軍。而派去征剿叛軍的主帥，和中央玩起養寇自重的把戲，而宋太宗明明知道，還得咬著牙，供他吃供他喝。你說他心裡氣不氣。

無怪乎，宋太宗有一次意味深長地對副相趙昌言講道：

“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言外之意，這都回歸祖國的懷抱三十年了，怎麼還這麼能折騰。既然那地方原本就是自成一國，要不就算了，我們圖個清靜，不要他了……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表揚一下宋朝初年的這一批。宋太宗這個人，滿腔豪情的“弄”來了皇位，可是一次雍熙北伐的大潰敗，算是徹底把他給打怕了。此後他的性格里，就多多少少有些怯懦的成分。

趙昌言察覺到宋太宗對蜀地

“意頗厭兵”

的態度，馬上進言道：

“國家士馬精強，所向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

。然後對著地圖一頓操作，給宋太宗畫了一張“大餅”，並且自告奮勇去安撫蜀地的形勢。這才算是打消了宋太宗想放棄“蜀地”的想法。

宋太宗

宋朝中央雖然又重拾統治蜀地的信心，但是蜀地的叛亂並未停止……

先是在淳化五年十月，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餘波仍在繼續蔓延。嘉州、遂州（今四川遂寧）一帶，仍有萬餘叛軍在侵擾州縣，宋軍不得不繼續派兵征剿；

至道三年（997年）八月，蜀籍宋將劉旴，發動兵變。連破漢州（今四川廣漢）、蜀州（今四川崇州）、邛州（今四川邛崍）和永康軍（今四川都江堰市），各地守軍“望風奔潰”。

為了穩定局勢，宋朝中央繼續向蜀地增兵，侍衛親軍司步軍主力神衛軍被派駐蜀地，分別由王均、董福任指揮使。如此一來，地方勢力與中央直屬部隊之間，又開始發生矛盾。

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正月元旦，王均（蜀籍）所部發生兵變，殺死宋真宗的舅舅，益州主兵官鈐轄符昭壽。在蜀地自立為王，號為大蜀，在川西肆意橫行，侵擾州縣。宋朝中央只好繼續派兵征剿，直到這一年的十月，叛亂才算徹底平定。

而此時，距離宋太祖滅亡後蜀，統一蜀地，已經過去了37年

……

同樣是被征服地區，南唐、吳越，甚至北漢，都沒有暴發持續性的動亂，為何唯獨蜀地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不妨把時間線拉得更遠一些，來看看蜀地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過往關係：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亡了統治蜀地300餘年的開明王朝，蜀地被納入秦國的統治範圍，正式進入封建社會。

秦、蜀圖

秦亡漢興，漢朝接管了秦國原有的國土，蜀地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加速期。西汗末年，公孫述割據蜀地，自立為王，蜀地進入短暫的割據時期。

公孫述叛亂被平定後，進入東漢時期。到了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局面又一次出現，蜀地相繼被劉焉劉璋父子，以及劉備佔據。公元221年，劉備正式在成都稱帝，與北方的曹魏政權，展開對抗。

司馬氏篡魏，西晉統一全國，蜀地進入短暫的穩定時期。可這種局面僅保持了不到50年，西晉永興三年（306年），李雄在成都稱帝，國號“大成”，是十六國中最早建立的國家。從此蜀地隨同中國歷史，一起進入了大割據時代。先後受東晉、前秦、樵縱；南朝的宋、齊、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個政權的統治。

進入隋唐時期後，蜀地重歸中原政權的大一統，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全盛時期。但這種安定與繁榮的局面，在安史之亂後，便戛然而止。此後歷代唐皇將蜀地視為避禍的天堂，一旦中原動亂，就逃入蜀地避難。

唐亡之後，中國再次進入割據時代，蜀地相繼被前蜀和後蜀統治。與同時代的其他政權，展開並存對峙的局面。

說到這裡，我們隱隱然覺察到一絲脈絡。在這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程序中，蜀地與中原政權的關係，是分分合合若即若離。互相之間，既有千絲萬縷的聯絡，而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又總是分道揚鑣。而蜀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增加了其融入中原社會的成本，從而演化出與中原地區，相似但又並非完全相同的社會體系和文化核心。

這一現象的政治演化結果，便是蜀地民眾對來自外部的政權，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對國家一體化缺少最基本認可。而宋朝中央對這一地區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至少在初期看來，是有所缺失的。

例如前文提到的，在徵蜀戰爭中，放縱軍士私掠斂財；歧視和壓榨投降的蜀兵，並拆解其軍隊建制，編入在京的禁軍，脫離原籍；將原後蜀的高階官員，召至宋京城另行安排職務；凡是赴四川任職的官員，不允許攜帶家眷，以免割據自立。

等等這些措置，雖然很大程度，規避了蜀地再次割據的因素，但同樣也使蜀地的民眾和軍士，很難在宋朝初年這樣一個大的政治環境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而與之相反的，則是遺民情緒的日益高漲。

有這樣一個歷史片段，最能體現這種遺民情緒。話說蜀後主孟昶在成都府上表請降後，被押赴東京汴梁居住。在押赴汴梁的途中，老百姓一路從成都送到鍵為縣，長達數百公里

“萬民擁道，哭聲動地”

，慟哭昏厥達數百人。

而遺民情緒在民間最直接的一個體現，則是底層文化的衝突。蜀地民眾的信仰在當時看來，與中原地區有著明顯的差異。中原地區祭祀的神祇，多數是被朝廷承認的，有“編制”的神仙。而在蜀地，則存在一些“非主流”的神祇，謂之“淫祀”。其中就包括一些人神，例如秦代治蜀名臣李冰，而其中最著名的要數灌江口“二郎神”。

李冰父子

民間相傳二郎神是李冰次子，幫助李冰治水，故與李冰一同受到後代崇奉。灌口二郎神在五代時被尊為“護國靈應王”，祠廟廣佈巴蜀地區。而此後王小波、李順起義，正是借灌口神祭賽大典之時，以灌口二郎神的名義率眾發起民變。

宋朝中央視其為“邪神”，奪去二郎神的王號，淪為“非主流”神仙。同時禁止民眾祭拜“二郎神。然而官府的禁止並不能減少民間百姓對灌口二郎神的信仰祭祀。相反，這種大力打擊蜀地民間信仰的行為，切斷了蜀民的精神寄託的途徑，這反而是引起廣大蜀民抵抗宋廷的主要因素。

如何儘快安定蜀地的動亂，成為當時宋朝中央亟待解決的事情。淳化五年，也就是在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前後。宋太宗派遣張詠入蜀主政。

張詠其實有很多作為了，比如平抑物價、以米易鹽；招撫亂民、重建蜀地的行政體系，樹立國家的公信力；移風易俗，逐步改善蜀地的信仰文化等等。篇幅有限，我們不再一一贅述。

但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舉措，就是推薦蜀地計程車子，積極求學入仕。宋初，蜀人

“知向學而不樂仕宦”

，特別是在蜀地不斷動亂的情況，很多士人不願意參與宋王朝的科舉考試。在張詠入蜀之前，蜀地曾有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沒有入仕之人。

我們可以想見，一個本身就相對比較隔絕的地區，幾十年都沒有精英階層參與國家到高層政治中。長此以往，

這一地區肯定會逐漸演化成為政治上相對落後的地區，甚至還有可能和主體社會脫離。

張詠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他主政蜀地期間，重視蜀地的教育事業。並且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斷向朝廷推薦蜀地子弟入朝為官。由此，一代代蜀中子弟透過科舉和舉薦的方式，開始參與到國家的治理中。這無疑使整個蜀地的底層民眾對這個國家有了基本的歸屬感，而且讓普通老百姓也有了進身之階。遺民情緒和對中原文化的牴觸，遂慢慢消除。

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年），也就是王均兵變發生後的次年，宋朝中央鑑於蜀地持續動亂的局面，決定將原轄整個蜀地的川峽兩路（省級單位），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或“四川路”。後來簡稱“四川”，四川由此得名。其間設四川安撫制置使、四川宣撫使等官職，對蜀地這一特殊的區域，集中權力，分化治理。

五十多年後，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川眉州的蘇洵，帶著兩個兒子蘇軾、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趕赴東京汴梁應試。三蘇出川，意味著蜀地民眾已經完全摒棄了遺民思想，正式接入到宋朝這個大框架下的社會體系。

文化的碰撞與磨合，再一次在跌宕起伏的社會變革中，完成了新的融合……

參考資料：《宋史》、《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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