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華沙方面制定的解決方案被稱為“宗希臘禮的羅塞尼亞民族接納方案”。東正教會將被承認為一個合法實體，享受與聯合教會同等的權利和待遇。

這個方案在有東正教貴族代表出席的聯邦議會中討論產生，得到尚未登基的國王瓦迪斯拉夫四世的支援，也達到了一定的政治目標。

它令東正教會的忠誠在短期內重歸聯邦，也確保了哥薩克人加入斯摩稜斯克戰爭，與聯邦軍隊共同作戰。此外，王室當局對東正教會的承認還在教會高層與哥薩克人之間製造了一道裂痕：教會的生存不再需要哥薩克人的保護，從此開始倒向華沙一方。

在協議推動者們看來，東正教會與王室當局的和解要求成立一個新的神職領導層。

為了增強“與華沙媾和”一派的力量，議會的東正教參與者推選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希拉。

莫希拉甫一抵達基輔，就逮捕了他的前任，並將其送進基輔洞穴修道院的牢房。身為一名前波蘭軍官和洞穴修道院前掌院，這位新東正教會領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曾與斯莫特里茨基和博列茨基相熟，在自己的教會里不需要依賴哥薩克人或受哥薩克保護的人。

他還擁有王室當局無保留的支援，因為他畢竟出身於一個統治家族。彼得·莫希拉沒有王室血統，但他是摩爾達維亞公國東正教統治者（領主）的兒子，因此無疑屬於聯邦的貴族階層。

莫希拉的頌揚者們將他視為羅斯的新領袖。奧斯特羅斯基等王公和薩海達奇內等哥薩克人曾被東正教知識分子歌頌為基輔王公弗拉基米爾大帝和“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傳承者，如今莫希拉卻取代了他們的地位。

“你是否記得羅斯曾多麼光榮？有多少偉大的君主？”莫希拉的一位頌揚者以聖索菲亞大教堂（“智者”雅羅斯拉夫的建築遺產，莫希拉將之重建）的口吻寫道，“如今他們已經凋零。羅斯需要您的出現。”

莫希拉抱著極大的熱忱，將恢復羅斯時代的教堂視為己任，重建了其中相當一部分。

然而在17世紀中葉，“重建”這個詞與今天的含義相去甚遠。

正如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外觀所顯示，莫希拉和他的建築師們從來無意恢復這座教堂的拜占庭式面貌。他們“重建”教堂時採用的新樣式來自西方，受到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影響。

不同文化風格趨勢的融合決定了莫希拉擔任都主教時期各種作為的本質，而我們今天所見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正是這種融合的範本。儘管教堂內部仍用拜占庭式的壁畫裝點，從外觀上看它卻是一座巴洛克式教堂。

拜占庭傳統的西方化，還有東正教會對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運動挑戰的適應，是莫希拉的宗教和教育創新的兩大驅動力。

就建築的例子而論，莫希拉採用的那些風格並不僅僅是“西方的”，同時還是“天主教的”。

聯合教會和東正教會之間相互競爭，努力嘗試在追趕天主教革新運動的同時不放棄自己的拜占庭傳統。聯合教會可以將他們的學生送到羅馬以及中歐和西歐的耶穌會學校，東正教會卻無此優待。為應對這種挑戰，莫希拉在基輔建立了第一所東正教學院，並改造耶穌會學院的課程為己所用。

這所1632年建立的學院合併了基輔兄弟會學校和洞穴修道院學校，後來被稱為基輔莫希拉高等學院，如今是烏克蘭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與17世紀時一樣，它也是烏克蘭最西方化的大學。莫希拉鞏固了基輔作為聯邦東正教地區及其他地區的一流出版業中心的地位。17世紀40年代在基輔出版的書籍的傳播範圍遠遠超出烏克蘭。

其中的《聖禮儀軌》是第一本對東正教儀式進行系統化的著作。另一本題為《正教信條》的作品則在史上第一次對東正教信仰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全面討論，以問答的方式對260個問題做出解釋。

這本書在1640年左右寫就，在1643年的一次東正教牧首會議上獲得透過，於1645年在基輔出版。這部深受天主教風格影響的《正教信條》成為對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爾·盧卡里斯1633年那部有新教傾向的問答式作品的迴應

。東正教牧首們的認可令《正教信條》成為包括莫斯科沙皇國在內整個東正教世界的權威著作。

莫希拉所開創的教育和出版事業最主要的目標在於革新基輔東正教會。這位都主教致力於加強教會中主教的權力，強化神職人員戒律，改善與王室當局的關係，而一個教育良好的教士階層、一個概念清晰的信條系統和一套標準化的聖禮實踐與他的這些努力息息相關。

所有這些舉措都是對整個歐洲宗教生活信條化浪潮中的標誌性事件——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做出的應對。

“信條化”這個詞有多重含義。在16世紀，處於天主教—新教分界線上的所有教會都忙於信條規範化、教士教育、戒律強化和聖禮儀式標準化，並透過與世俗權威的合作來實現。

到了17世紀中葉，彼得·莫希拉領導下的東正教會也加入了這場歐洲大合唱。值得一提的是，自1240年的蒙古入侵之後，基輔這座城市就幾乎從東正教世界的地圖上消失了，此時扮演著東正教改革領導角色卻是基輔，而不是莫斯科或君士坦丁堡。

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因素造成了這一現象。“動盪之年”過去之後，莫斯科的牧首們相信除了莫斯科沙皇國之外沒有真正的宗教，因此不光與西方隔絕，也被東方基督教世界摒棄。

處於奧斯曼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教會嘗試仿照新教模式進行改革，卻未能沿這條路走下去。

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爾·盧卡里斯在1629年用拉丁語出版了一部深受新教教理影響的東正教信仰的《釋疑》，卻在1638年被蘇丹下令絞死，罪名是唆使哥薩克人進攻奧斯曼帝國。

同年舉行的君士坦丁堡教會會議因盧卡里斯的神學觀點將他革出教門。競爭發生在莫希拉和盧卡里斯之間，也發生在東正教改革的天主教模式和新教模式之間，最終莫希拉的模式取得了勝利。

他的改革運動將在接下來的150年中對東正教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佈列斯特聯合的影響下，無論廣義的聯邦內的整個羅塞尼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社會，還是狹義的烏克蘭精英階層，都分裂為兩個教會陣營。

這種分裂在今天的烏克蘭仍然存在。

然而有關佈列斯特聯合命運的鬥爭也讓這個社會對其共性——歷史、文化和宗教傳統——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儘管鬥爭中充斥著激烈的言辭，偶爾還發生實質性的暴力，它卻促成了一種新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的誕生。

這種多元文化允許討論，包容不同意見。東西方基督教世界交界地帶的位置為烏克蘭帶來的，不是一個融合兩種基督教傳統的“邊界”教會（這頂帽子往往為聯合教會所專享），而是兩個。

在尋求對自身的改革和適應佈列斯特聯合之後幾十年間新情況的過程中，東正教會同樣擁抱了來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新潮流。

17世紀初，要想在烏克蘭境內畫出一條東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線，比現在更加困難。在這條宗教分界線的兩側，關於佈列斯特聯合的論爭都起到了幫助羅斯社會從知識長眠中甦醒的作用。

辯論者們涉及的話題有羅斯的皈依和基輔都主教區的歷史，有教會、立陶宛大公爵治下羅斯國土和盧布林聯合之後的東正教信仰的各種權利，也有後來那段時期的王室法令和議會解決方案。

對於能夠閱讀並參加到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和宗教發展中的人而言，論爭者們創造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自我身份認同感。

結語

如果說論爭者們在宗教議題上各執一詞，

他們卻都對那個被他們稱為羅塞尼亞民族的實體表現出了最高敬意，並都宣稱自己是在為它的利益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