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森林覆蓋的吳哥窟，憑藉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等中國文獻還原其歷史。
故闕特勤之碑的故事
從現在已發現的緬甸表文、暹羅表文、蘇祿諮覆文來看，緬甸語、暹羅語、蘇祿語原本與漢文譯本相差極大，雖說李光濤教授提供了暹羅“自譯漢表文”，但相關的研究尚未完全完成。而南掌表文被“翻譯”的過程，很可能說明了異文發生的原因。所有這些異文的出現，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唐代的故闕特勤之碑。
我最近去蒙古國考察，意外地看到了故闕特勤之碑。它位於蒙古國中部哈拉和林附近，鄂爾渾河舊河道。我對唐代的歷史是不太瞭解的，因為去了緬甸，對“驃國”的歷史記載感興趣，因此也對這個碑發生了興趣。我們知道大英博物館的羅塞塔碑（Rosetta Stone），是該館的鎮館之寶，製作於公元前196年，上面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書、古希臘文，意思完全相同。由此，古文字學家可以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故闕特勤之碑製作於唐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從外形來看，就是唐的風格。西面是漢文，南、東、北面是突厥文，但兩種文字表達的是不同的意思。
唐代文獻記錄了突厥要求唐朝幫助建廟立碑之事，說明了這個碑是可靠的。1889年，俄國考古學家雅德林採夫（N。 M。 Yadrintsev）發現了這個碑，但還不能解讀。這位俄國考古學家猜測稱，如果一面是漢字的話，將是解讀另一種文字的鑰匙。他想到的，大約是羅塞塔碑。該碑突厥文的解讀開始於1893年，當然漢文字的解讀似乎更早一些。此後，突厥碑文的解讀與研究，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關注之點。
故闕特勤碑
闕特勤（公元684或685-731或732年），突厥毗伽可汗（公元？-734年）的弟弟，也是毗伽可汗最重要的助手。從唐代文獻來看，唐朝與東突厥交戰，東突厥雖佔有一時的軍事優勢，但懼於唐朝的國力，主動向唐朝稱臣，結為父子關係。吐蕃曾欲聯合突厥攻唐，被毗伽可汗、闕特勤所拒，兩人被認為是“親唐派”。闕特勤死後，毗伽可汗十分傷心，要求唐朝派工匠為其立廟建碑。故闕特勤之碑漢文由唐玄宗李隆基所撰，對“親唐”的闕特勤十分讚賞，碑文中有動人的句子：
……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父子之義，既在敦崇，兄弟之親，得無連類，俱為子愛，再感深情。是用故製作豐碑，發揮遐檄，使千古之下，休光日新。詞曰：沙塞之國，丁零之鄉，雄武鬱起，於爾先王，爾君克長，載赫殊方，爾道克順，謀親我唐，孰謂若人，網保延長，高碑山立，垂裕無疆。
其中最重要的句子是“爾道克順，謀親我唐”。有意思的是，毗伽可汗自己也寫了碑文，並讓唐代工匠把他的碑文刻在同一座碑上。從毗伽可汗所撰文字來看，他和闕特勤都不是什麼“親唐”派，而是對唐朝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住在這裡，我同唐人建立了關係。他們慷慨地給了〔我們〕這麼多金、銀、糧食、絲綢。唐人的話語甜蜜，寶物華麗（原文：柔軟）。他們用甜蜜的話語、華麗的寶物誘惑，使得遠處的人民靠近〔他們〕，當住近了以後，他們就心懷惡意，他們不讓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為。一人有錯，連其族人、人民、後輩都不饒恕。由於受到他們甜蜜的話語、華麗的寶物的誘惑。突厥人民，你們死了許多人。突厥人民，當你們一部分不僅要右面（南面）住在總材（Chughay）山（陰山），並要住在平原時，於是惡人就這樣教唆部分突厥人民道：“凡住遠處的給壞的禮物，凡住近處的給好的禮物。”他們就這樣教唆了。無知的人聽信了那些話，走近了〔他們〕，於是你們死了許多人。如去那個地方，突厥人民你們就將死亡；如你們住在於都斤山地方，〔從這裡〕派去商隊，那就沒有憂慮。如住在於都斤山，你們將永保國家。
由於其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於唐人的奸詐和欺騙，由於他們的引誘，由於他們使兄弟相仇，由於他們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喪失了成為國家的國家，失去了成為可汗的可汗，高貴的男兒成為唐人的奴隸，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諸官舍棄了突厥稱號，親唐朝的諸官採用唐朝稱號，臣屬於唐朝皇帝，〔併為他們〕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離可汗那裡，在西方，一直打到鐵門〔關〕，把其國家和法制交給了唐朝皇帝。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這樣說道：“我曾是有國家的人民，現在我的國家在哪裡？我在為誰獲取國家？”——他們說。“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現在〕我的可汗在哪裡？我為哪家可汗出力？”——他們說。這樣說著，他們就成為唐朝皇帝的敵人。成為敵人後，〔但〕他們未能自立，重又內屬了。〔唐朝皇帝〕並不考慮〔突厥人民〕曾出了這樣多的力，他們說：“我要滅掉突厥人民，並使其斷絕後代。”他們〔突厥〕在滅亡。
（耿世民譯）
唐玄宗李隆基肯定不知道毗伽可汗的內心想法，而在鄂爾渾河刻石的唐代工匠也不知道他們所刻的內容。我這麼說，當然有著歷史的證據，就當毗伽可汗為闕特勤建廟立碑後不久，被其大臣毒死。唐太宗李隆基得此訊息，於公元735年（開元二十三年）再派工匠到鄂爾渾河畔，為毗伽可汗建廟立碑，於是又有了毗伽可汗碑。這也是世界著名的石碑。兩座廟當然早已不存在了，兩座碑卻經千餘年而留存至今，相距約一公里。
博物館展出的闕特勤廟還原模型，可見唐代的風格。
突厥古代歷史資料是很少的，最主要的文獻應該是中文的。在蒙古鄂爾渾河畔發現的古突厥文石碑，當然引起了土耳其的關注。上世紀末，土耳其考古學家也來到這裡，併為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援建了一座博物館，修建了專門的公路。據說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土耳其館就有故闕特勤之碑的複製品。這些土耳其歷史學家可能漢語不太好，不太知道這座碑的全部歷史；或者說欺負中國人，反正你也看不懂古突厥文。
從唐玄宗李隆基到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清高宗弘曆（乾隆皇帝），時間上正好是一千年。他們都是偉大的君主，盛世的創造者。從故闕特勤之碑之異文到南掌表文之翻譯，再到鄭昭的表文之異文，是否又有著相似性？如果有相似性，這連線一千多年的這些偉大君主的思想底蘊又是什麼？左右這些君王思想的儒家天下學說又起了什麼作用？
唐玄宗李隆基、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曆
使用漢文字的朝鮮、越南、琉球三國宗藩關係的解讀方式
由此再來看龔自珍的《主客司述略》和嘉慶朝《大清會典》，談到了朝鮮、越南、南掌、緬甸、蘇祿、暹羅、荷蘭、琉球、博爾都嘉利亞、意達利亞、博爾都噶爾、英吉利，一共是十二個國名，十一個國家。按照清朝的主觀觀念，清朝與這十一個國家建立了宗藩關係。我以上的演講，去掉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葡萄牙、羅馬教廷和英國，剩下了七個亞洲國家。我以上的演講，引用了白詩薇、莊吉發、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李坤睿等人的研究論文，說明了緬甸、暹羅的宗藩關係不太像，蘇祿、南掌的宗藩關係可能不太像；剩下的只有朝鮮、越南、琉球。也就是說，從現有的研究來看，能真正確定宗藩關係的，只是使用漢文字的朝鮮、越南、琉球三個國家。而這三個國家的情況也有很大的區別，其中朝鮮王國是宗藩關係的“模範國”。現在的人談清朝的宗藩關係，往往是清朝與朝鮮王國宗藩關係的擴大化，用朝鮮的事例來說明其它國家。這是錯誤的。曾經有一位政治學教授問我，什麼是宗藩關係？讓我下個定義，而我卻無法下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一國是十一種情況，亞洲七國是七種情況，差異非常之大，決不可以混為一談。
使用漢文字的朝鮮、越南、琉球，同時也尊崇儒家學說。當然這三個國家儒學程度是有差別的，朝鮮最高，越南次之，琉球更次之。朝鮮和越南皆開科取士，考的就是儒學。琉球派人去北京國子監入學，即琉球學館。宗藩關係是與儒學相聯絡的。藩屬國朝貢、冊封等事務由禮部主客清吏司來管理，也與儒學的教義有關。
那麼，這三個使用漢文字的國家，宗藩關係又是怎麼樣的？
先來看越南。我曾經去過越南阮朝的都城順化，看到了鑄九鼎、看到了王城的城門從外面看是三個從裡面看是五個，外三內五，即外王內帝。阮朝的君主對清朝自稱越南國王，而在國內自稱為皇帝。在阮朝的官方文獻《大南實錄》中，阮朝君主對清朝皇帝的態度不是那麼畢恭畢敬的，而是經常要算計算計宗主國的。
越南阮朝明命帝（1820-1841在位）的詔令，自稱為皇帝。
再來看琉球。琉球王國的歷史文獻儲存下來的是不多的，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文獻《歷代寶案》，記錄了1424至1867年的外交檔案，其儲存至今也是一個奇蹟，最好的抄本現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從《歷代寶案》來看，琉球國王對清朝皇帝的態度與琉球表文的言辭還是有差別的，更何況琉球王國與日本薩摩藩又有著特殊關係。
作為儒家文化最為深厚的朝鮮，也最重視歷史。其歷史文獻最多，保留的也比較好。滿洲人入主中原後，朝鮮王國的儒學者一度認為，他們才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甲午戰爭後，朝鮮王國改國號，其中一個提議便是“大華”。在這個宗藩關係的模範國中，從表文到官方的《實錄》，都充滿了“事大字小”的儒學精神。那麼，清朝與朝鮮王國宗藩關係的性質就可以由此而定性了嗎？我覺得還不可以。朝鮮王國重儒學、重歷史，他們的朝貢使節還留下了許多記錄，即號稱多達五百多部的《燕行錄》，現在已經選印了三十多部。他們的這類記錄似能更準確地反映出兩國關係的本質。這些前來朝貢的使節，私下裡對宗主國是不太尊重的，經常說壞話，批評大於歌頌，甚至不尊重清朝的皇帝，儘管他們的國王是清朝的皇帝冊封的。
如果要真正理解並說明清朝與朝鮮、越南、琉球三國的宗藩關係，還需要多看三國本身的文獻，瞭解三國內部的情況，瞭解三國君主與宮廷對清朝的看法，瞭解三國貢使本身的觀感，並瞭解儒學在三國的意義，絕不能只看清朝的官方文獻。如果有條件的話，最好到三地去學習、生活一個時期，學習他們的語言與歷史，瞭解其情感，儘管其官方文獻當時使用漢文字。只有從雙方的角度來觀察、來解讀，才能得出正確結論。王元崇教授批評道：“有些人抄著《大清會典》寫歷史！”《大清會典》自然要詳細閱看，但光看《會典》無法寫出真實的歷史。我在前面講過，這只是清朝官方的主觀看法。
復建的琉球王國王宮，今已焚燬。
現有的研究狀況——學習語言的重要性
根據清朝的官方記錄：蘇祿最後派使入貢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掌最後派使入貢為咸豐三年（1853），因貢道受阻，未入京；暹羅最後派使入貢亦為咸豐三年（1853）；緬甸最後派出貢使到京時為光緒元年（1875）；琉球在日本併吞之前，於光緒三年（1877）派出求救使；越南最後派出貢使到京時為光緒七年（1881）；朝鮮最後派出貢使為光緒二十年（1894）。也就是說，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之後（1895），禮部主客清吏司所管轄的封貢體系完全被打破，除了前面提到的、作為特例的喜馬拉雅山地國家外，清朝已經沒有藩屬國了。
《大清會典》最後一次修訂，始於光緒十二年（1886），成書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然在光緒《大清會典》中，仍然沿續了過去的說法：
主客清吏司，郎中滿洲一人、蒙古一人、漢一人；員外郎宗室一人、滿洲一人；主事滿洲一人，漢一人。掌四裔職貢封賚之事……凡四裔朝貢之國，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緬甸。餘國則通互市焉。凡入貢各定其期，與其道，使各辨其數。凡貢使至則以聞，乃進其表奏，達其貢物，敘其朝儀，給其例賞。貢使往來皆護……
朝貢國仍為七個，只是不再有“荷蘭”與“西洋諸國”。直至此時，禮部主客清吏司的官員數額未變，職能未變，儘管七國的貢使已不再來。光緒《大清會典》如此敘事，也說明清朝此時的尷尬。修訂《會典》者都是清朝的官員，一方面他們想維繫清朝原來的封貢體制，另一方面他們所佔有的資料、所掌握的語言以及他們的思想觀念，都不支援他們能夠得出新的結論來。總理衙門雖已成立多年，但其官員多為科舉出身，疏於近代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知識，大多不懂外國語，更沒有緬甸語、暹羅語、寮國語、蘇祿語的知識。京師大學堂剛剛開辦，對於各國的研究，尤其是亞洲七國的研究，尚未開始。
清朝滅亡後，1914年（民國三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館，編纂《清史》，參加者多為前清的遺老。他們的舊學功力極其深厚，對清朝的掌故、典章十分熟諳，但畢竟缺少相應的近代政治學、近代國際關係和外國語的知識。《清史》的編纂是打破舊體例的，新設了《邦交志》，共八卷，分別敘述了清朝與俄、英、法、美、德、日本以及瑞典挪威、丹墨（麥）、和（荷）蘭、日斯巴尼亞（西班牙）、比利時、義（意）大利、奧斯馬加（奧地利）、秘魯、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剛果等國的交往；但仍有傳統的《屬國傳》，共四卷，前三卷分別是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南掌、蘇祿七國，內容仍以清朝官方史料為主。《清史》的編纂當時未能完成，今以《清史稿》存世。
《清史稿》
北洋政府清史館編纂《清史》時，中國已經有了多所大學，但外交史、東亞史的研究尚無大的進展。此後，清華大學歷史系蔣廷黻教授以篳路藍縷之精神，以啟“山林”——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開展起來了，然關注點仍是歐美日本等大國。也有一些學者關注於東南亞史，但所使用的仍是中文材料。戰爭與革命引發了重大社會動盪，也阻礙了研究的進展。此後的學術史，也為大家所熟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的研究者忌言“宗藩”，似乎是一種不好的名詞。由於長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國學術界曾一度對“清朝的宗藩關係”變得十分生疏，有些人甚至與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相混淆。
我在前面一再強調，一項好的研究必須看到看懂雙方的材料，瞭解雙方的企圖。這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語言能力，尤其是多種語言，然後是在地生活經驗，才能得到真正的進展，得出中肯的結論。以龔自珍和嘉慶《大清會典》所提到的十一國而言，以目前中國的學術研究狀況而言——清朝與英國、葡萄牙、羅馬教廷的關係，我們是有所瞭解；而清朝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我們基本不瞭解；清朝與朝鮮、琉球的關係，我們有所瞭解；清朝與越南的關係，我們瞭解的不多；清朝與緬甸、暹羅的關係，我們不怎麼了解；清朝與蘇祿、南掌的關係，我們基本不瞭解。也就是說，自1895年甲午戰後清朝封貢體系被打破，至今已經一百二十四年了，中國學術界還說不清楚“清朝的宗藩關係”。
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府的地毯，注意龍、鳳和雙喜的圖案。
我們作為宗主國說不清楚，藩屬國能說清楚嗎？
英國、葡萄牙、羅馬教廷、荷屬東印度公司可以排除在外。作為朝鮮王國，韓國學術界大約還比較清楚，北朝鮮恐怕不是很清楚；作為琉球王國，日本學術界大約還比較清楚；作為蘇祿王國，菲律賓學術界大約不很清楚；作為越南王國，越南學術界恐怕不清楚；作為南掌王國，寮國學術界恐怕不清楚；作為緬甸王國，緬甸學術界大約不太清楚；作為暹羅王國，泰國學術界大約不很清楚。也就是說，由於史料的儲存情況，由於書面語言的變換，由於國家形態的變化，由於各國的學術研究水準差異，當年的藩屬國也說不太清楚了。我在這裡還需要強調文化背景的因素。日本吞併琉球王國時，曾向清朝提出了兩分法，即以宮古海峽為界，以北歸日本，以南歸清朝。清朝提出了三分法，宮古海峽以南歸中國，奄美大島等歸日本，琉球王國保留沖繩本島及附近各小島。從表面上看，這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利益分配，但清朝的目的是讓琉球王國繼續承在，宗廟有所承祀，即儒學“興滅國”之義。李鴻章甚至還考慮過讓琉球王國在宮古海峽以南的宮古島、石垣島復國，但琉球官員再三陳述兩島太貧瘠，無法生存。如果不從儒學精神上去理解清朝的意圖，也不能說明真相。
復建的琉球王宮大殿，“中山世土”為康熙帝的御筆。
宗主國說不太清楚，藩屬國也說不太清楚，誰能說得更清楚呢？
我們特別要注意日本學術界。以目前的研究水平來看，清朝與朝鮮王國的關係，京都府立大學岡本隆司教授的研究最深刻（《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係與東亞的命運》），現在美國特拉華大學王元崇教授是後起之秀（），他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清朝與暹羅王國的關係、清朝與蘇祿王國的關係，東京大學的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完成了博士論文。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今天也在會場，他是外交史的專家，他的許多學生今天也在場。法國學術界的情況也值得注意，前面提到的白詩薇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們的東南亞研究是相當出色的。他們都是我們學術上的對手。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
［日］岡本隆司著《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係與
東亞的命運》
王元崇著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
我今天到上海交通大學“海洋視野下的東亞國際關係暑期班”，來講我自己並不研究的“清朝的宗藩關係”，目的就是鼓動優秀的年輕人加入到這項研究中來。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它是一個文化大國嗎？是一個研究大國嗎？我們能不能在研究方面超過日本、法國或其他國家？也就在這個月（2019年7月）初，我到蒙古國訪問，與蒙古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奧雲吉日嘎拉進行交流。她研究清朝喀爾喀蒙古史，在日本東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由於我的學生剛學蒙古語，還不能翻譯，我請另一個懂日本語的學生進行翻譯，結果是日本語成了中國人與蒙古國人之間交流的中介。奧雲說，她的老師岡洋樹教授懂漢文、蒙文（老懞文與新蒙文）、滿文、俄文和英文……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年輕學者若要做出出色的研究，讓國際學術界知道他們的水準，第一項是學習語言，第二項是學習語言，第三項還是學習語言……
最後我再來講一個故事。
屠寄著《蒙兀兒史記》
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首位歷史學教習屠寄（1856-1921），清朝的進士，也是研究蒙元史的著名學者，著有《蒙兀兒史記》。1915年（民國四年）春，屠寄在常州家中寫信給在上海的趙鳳昌：
……拙著告竣，尚未有期，西人文學家必兼希臘、羅馬及近代法、德諸文，方足遍觀群籍，而折中一心。寄不解西文，至為闕憾。兒輩僅通英文，雖稍足相助，然蒙兀史之外籍，法、德、俄、阿剌比（阿拉伯）、突兒厥文居多。近代記蒙兀事，西書以朵遜書最完善，往年張菊生同年幸為我購得諸荷蘭。其書法文，成於道光間，凡四巨冊。惜兒輩中無通法文者。若倩人譯，須四千元（每千字二元計），無此閒錢。擬俟三兒孝實畢業後，補習法文二年後，為我譯之。已與預約矣。
（《趙鳳昌藏札》，第七冊）
“張菊生”，張元濟，也是清朝的進士，總理衙門章京，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和主持人。朵遜，即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出生於君士坦丁堡的亞美尼亞人，曾任瑞典駐法國等國公使，懂多種歐洲語言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並透過德文、法文、俄文的翻譯作品接觸中國文獻。多桑的《蒙古史》是一部世界級的史學名著，價值極大。屠寄的三兒子屠孝實，此時在日本留學，要等他留學回來，再學習法語，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是邊寫邊刻的，到他死的時候都沒有寫完。該書一百六十卷，其中二十卷只有存目。他的三兒子屠孝實確實提供了幫助，做了一些翻譯工作，但不是法語。多桑《蒙古史》的部分內容是屠寄請他的朋友周秉清幫助翻譯的，但譯者非為蒙元史的專家，錯誤頗多，影響了屠寄著作的準確性。在屠寄死後十五年，1936年，多桑的著作由馮承鈞教授翻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多桑著、馮承鈞譯《蒙古史》
然而，若從國際學術界的標準來看，如果沒有多種語言的閱讀能力，僅僅靠著馮承鈞的翻譯，就能在這個領域做出最優秀的研究成果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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