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網時，看到一個有趣的問題：

假如明朝熬到工業革命，華夏民族會怎麼樣？

說實話，這是一個很傷感且詼諧的話題。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也不會給明朝那樣的機會。縱使網友在評論區做了一百種推測，但對明朝和歷史而言毫無意義。

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是：要是明朝趕上工業革命的話，二十四史大機率不會出現《清史》了。

言歸正傳，我們假設明朝的國祚可以延長數十年，哪怕堅持到了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也不會進行所謂的工業革命，原因有兩點：

一是商人的定位是“韭菜”

表面上來看，華夏封建史終結於清朝。

實際上，封建社會早在明朝就已經魂飛魄散了。（希望明粉不要噴我）

明朝是封建制達到全盛的時期，很多人說清朝的封建專制的頂點，實則不然。

清朝畢竟是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遊牧民族的原始部落軍事聯盟制。它的專制只是體現在對待八旗貴族以外的民族罷了。

明朝則不同，皇權與相權，或者說皇權與文官集團的鬥爭從沒停止過。結果是佔有絕對優勢的皇權壓倒了相權，老朱家的地位從此不可撼動。

從明朝立國初期，太祖朱元璋立下祖訓，所有本家朱姓成員皆不得外出工作，全部由朝廷養著。

很多人想不明白，朱元璋雷厲風行推動反腐，腐敗依然屢禁不止，國庫依然連年虧空。於是乎，把問題歸咎於朱元璋對手底的人管得太狠了，出現物極必反的怪象。

實則非也。

導致明朝國庫虧空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全部來自官僚集團的腐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朝廷養皇家貴族的費用過高所致。

朝廷常年入不敷出，那些官員又不能向皇帝建議裁剪皇室成員，那樣的話豈不是離間皇室血親。

但是皇帝太需要錢了，手底下的人想到一個好辦法，把單子開到商人頭上：

抄商人的家。

這一幕曾被改編進《大明王朝1566》，我們也不妨拿這部歷史小說粗略地分析一下。

內閣大臣一封密信送到浙江巡撫那裡，浙江絲綢大王沈一石倒了黴了。

沈一石是南方巨賈！大名鼎鼎的浙江絲綢商會會長，幾乎壟斷了江浙一帶的絲綢行當，絲綢品遠銷海外。

沈一石也不是等閒之輩，買賣做得那麼大，朝廷中自然有自己的耳目。聽說此事後，沈會長嚇壞了，拿出三成的家產送給浙江巡撫，花錢消災。

沈一石不能坐以待斃，他做了兩手準備。

一是能夠花錢買平安，朝廷放過自己，生活微笑著繼續，自然是最好的結果。

二是派侄子沈翊坤透過東南沿海守將鄒沂隆的關係，準備與倭寇裡應外合，這是做最壞的打算。

很可惜，朝廷沒有放過沈一石的意思，沈一石索性反了。造反的代價是慘痛的，結局也是相當悲慘。

從這段改編的歷史故事能夠看出來，

指望封建貴族自上而下地革命是不行的。

哪怕工業革命的東風吹進大明王朝，依然不會萌芽發展。在封建社會眼中，商人只不過是生長旺盛的韭菜罷了。

矛盾的是，商人是醞釀工業革命的首要因素，對商人的認知觀念沒有改變，寄希望於官僚貴族是更不可能的。

從這一點來說，明朝的沃土更不適合工業革命的生長。

清朝洋務運動可以視為封建社會的首次工業革命，那都是封建貴族自上而下推動的，有朝權的支援尚不能成功，何況那些有錢沒身份的商人呢。

所以，若是明朝有幸碰上了工業革命，極有可能會比清朝更加守舊牴觸，甚至更加落後於清朝與西方的差距，進而讓明朝的滅亡更加迅速。

二是封建社會的重心在農業

中國古代的思想是“農耕文明”思想，說得具象一點叫“小農思想”，套用俗話說叫“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種種說法，紛紛指向一個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重心在農業，很少思考過如何用先進的裝置來代替人力物力，因為我們從來都不缺人（相比較而言）。

在這點上，它與工業革命是相悖的。工業革命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是自由開放的市場，二是透過擴大生產資料來拉動生產，三是對技術的認可。

在中學歷史課本上，曾對歐洲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總結出四點：新航路開闢、圈地運動、技術成熟、無限的市場。

新航路開闢相當於海外貿易，這點明朝是具備的，鄭和下西洋是最好的佐證。

圈地運動也差不多，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化。

市場就更不用提了，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封建王朝，光內需就足夠抵得上十個新航路開闢的大陸。

最根本的問題是“技術成熟”與否。

在滿朝文武都在做道德文章的明朝，四書五經、八股取士的科舉才是人上人的上升渠道。

讀書、科舉、升官、發財、納妾……

這是明朝代表的封建社會有錢人的終極追求。

於科學技術而言，明朝跟清朝一副德性。

哪怕是工業革命主動找上門，它們的第一反應是一致的。“什麼奇技淫巧，能當飯吃，能滿足道德文章的精神愉悅嗎”。

工業革命的發生並不在乎哪個王朝，即便是開放的唐朝也是如此。

直到近代，華夏民族被西方列強分割成半殖民地。慢慢地，催生出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實業家。

這讓我想到一句話：

沒被挑戰過的文明，是不會在文明與文明的對抗中，反思和學習的。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