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目考選與文學傳統繼承知識分子是文學創作與批評隊伍的主體。
但是，明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是以科舉進階為歸屬計程車大夫階層，他們在最富有活力與接受能力的青少年階段接受
了
科舉教育
，
在他們的人生當中有沒有認識到科舉的弊端呢？
一、明朝士大夫的第一要事
對於明代士人來說，以科舉取一第乃是人生上等路線，從社會、家庭到士人自身都深切的被裹挾其中。
士子自發蒙起，由童生而至附學生員、而增廣生員、而廩膳生員、而舉人、而進士，方為大功告成。在這也許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歷程中，需要歷經多次考試以求脫穎而出，不至落入淘汰隊伍中。因此，士人需要熟背程朱經義，大量的練習八股制義。
其上者，刻鏤心腸，如陳際泰，一日做八股二三十首；如袁中道，年少時以舉子業與友人相勉相誡。
按照相關記載，二人於文字都如有宿慧，卻一個自痛勒苦四十載，六十八歲方得進士及第；一個哀嘆一生心血大半為舉子業耗盡，作時藝至每一動筆目暗頭肢，望五之年方得出身
。因為經義出題範圍的限制而逐漸被士人熟悉，其下者乃專以應試為念，背誦自己所習一經中的歷科程文以便提前準備或考場上臨時捏合（這在明末白話小說中有直接反映），以程文為學習的對求得終南捷徑。
自明代中期起，有識之士已痛感士人以取一第為目的的教育為空疏不學，批評其惡劣影響。
如八股名家、曾為成化十一年探花的王蜜，說：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挨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
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
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弘治十八年二甲第一的陸深正德年間任職國子監時，針對國子監學風、士風之弊，在《癸亥南監季考》中，痛心疾首地說：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數千餘言，習為依稀彷佛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有司之選矣。學術至此其又可悲也。
二、明朝科舉制度的弊端
在現實利益面前，由於制度設計的問題，士人於官方正統色彩的儒家學術尚且擱置不學，作為不急之務的詩賦，所受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
可以說，授任依據出身而差異化的制度設計直接削弱了明代作家的文學素養，影響了士人對文學經典旳接受與學習、對前代優秀文學成果的繼承與吸收
。明代出身至上的現實與共識，影響士人重科舉而輕文學，將精力與心血大量分配到科舉的應試練習上，影響文學的創作。
立意的鍛鍊、語言的表達、篇章的安排，這些都需要實踐加以提高，而士人不得不“少留意焉”，此為進士出身
的
授任制度對文學的創作方面的影響（偏於“習”的色彩）
。而士子乃至以程文為學習的物件，則進一步剝奪了士人在“學”上的知識積累，對於文學來說，這直接削弱了士子與官員在青年時期的文學積累。
雖然宋人嚴羽有所謂詩屬別才，非關學也”之論，明代本身對“師心”與“師古”亦多有爭論，但在文學領域裡，轉益多師可治師心自用者的狹窄淺薄之弊，閱讀前代優秀作品也可有效提高作家鑑賞能力與藝術修養，從前人作品的得失中亦可為自身的表達能力提供有益借鑑，是以文學領域內學習前人優秀作品具有現實化的客觀需要。
但在明代社會政治之下，父兄師長對子弟的教育，只以科舉出身為目的，只需熟讀一經乃至只需熟習程文的現實面前，並不需要文學方面的教育。不僅如此，甚至乃有禁止子弟接觸文學作品，呈現出強烈的功利性與排他性。
後七子領袖王世貞曾不無得意地回顧自己的詩文創作經歷，說：十五歲才接觸學詩，還是老師偶然間的“戲”而為之的非常行為，足見當時青少年成長中文學教育的缺失。
不僅如此，連作為正史的《史記》、《漢書》的閱讀，亦要避開其父，士子唯以“經”為教育內容，何其偏狹
。即便是詩人，如袁宏道，在寫給姐夫的信中回答外甥的教育問題，亦不得不考慮舉業的影響，在此目標之下，讓步、犧牲一切文學性的教育，書曰：“甥年尚幼，古人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序葉，坊刻時文，看之不盡，即韓、蘇亦姑可緩也”即以是否志在科舉為讀書物件的選擇最高標準。
晚明作家宋撤澄在《悔讀古書記》中有與王世貞相近的回憶
：始餘先人蓄古今籍甚備，八歲時涉獵司馬《通鑑》，不知有《新唐書》。偶見先人補之，因叩為何書。先人笑曰：“是當留之以待汝讀者。”已而，先人客京師旅亡。餘兄淡父課餘制舉藝，一切古今書皆秘之。年十一始習《春秋》，讀《左氏》。竊向書肆欲構《韓昌黎全集》，誤得《韓非子》以歸。喜其文詞，每縴燈讀至子夜。又二年竊《史記》，卒業未半，輒為藏書老奴索去。
會有以《唐詩選》見遺者，得之如得醒醐，朝夕朗誦，與天藏相和，於是始成吟焉，時年十五矣
。自是害舉業之事不一，而詩與古文詞居半焉。宋父相對較為開明，然亦留書以待子弟，父死後其兄則秘藏不示。懋澄以一“竊”字描述當年突破禁忌讀時文之外書籍的情態。與元美不同的是，王二十出頭即以進士出身，故可以對昔日行為自矜自喜，而撤澄則老大無成，因而現在以“悔”的心態回顧昔日，不無沉重地感慨古文辭的學習與實踐為妨礙時文舉業之事。
文學教育的缺失，田藝衝曾記載一事：“鄭突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也，免學沈謝，嘲風味月，汙人行止。’按，《文選》即《昭明文選》。對鄭突之兄的言論，田藝衝憤怒地為《文選》正名，說：“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即謂之秀才。至於《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況能爛其書，析其義乎？雖謂之賽才可也。”
對於《文選》與文人文學素養的關係，宋人已有論述，如認為老杜之詩即得益於《文選》，故教導其子熟讀該書。
《文選》不選經史，編選所本乃在沉思翰藻，故田氏強調“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突出渾厚、華麗這些美學風貌。
對於士人這種連經典文學選本都罕見接觸的現象及其根源，周之標《吳歒萃雅題詞》即指出：“當今制科，率取時文。而士子窮年砲抵，精力都用於八股之中矣。舉秦漢、唐宋以來，所謂工詞賦、工詩、工策者，一切棄置，即有高才逸緻，除卻八股，安所自見，而人亦安所見之？”正道出了明代士子教育結構與知識體系的缺陷。明代文學教育的缺失，根源在於出身制度在制度設計上以經義為取捨，重儒家經術（實縮小為程朱經義）而輕詩賦；稍加發展，便純以功利性的目的選擇習誦程文，造成明代文人文學修養的低下。
三、總結
科舉取士制度造就“名臣將相”之所出的現實之下文學發展的步調變化，對於士人仕前仕後的影響皆有論及（今人述論科舉制度對於明代文學的影響，實與此論異代而同聲）。
明代的出身一授任制度從深層推動了明代士人的教育背景與知識結構，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於文學價值的認識與文學傳統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