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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何玉紅老師賜稿
原刊《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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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命之學”的歷史學
——《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評介
文丨何玉紅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錢穆先生曾曰：“史學是一種生命之學。”“人”是歷史學基本要素中的核心，揭示“人”的生命歷程和情感體驗，是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然長期以來，歷史人物研究逐漸淡出學者的視野，原本是歷史研究的“正宗”，不再成為學術主流，以致學術界提出“歷史學家為什麼忘記了‘人’”的反思。臺灣長庚大學黃寬重先生出版的《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臺灣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以下簡稱《孫應時》），就是一部描摹“人”的“生命故事”及其“時代映像”的力作，在思考如何尋找歷史背後的“人”及其意義方面，有著重要的啟示。
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年： 2018-2-7
頁數： 376
ISBN： 9789863502692
底層士人的“生命故事”
誰是孫應時？專門從事中國古代史和宋史研究的學者所知不多，普通大眾對此更顯模糊和茫然。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他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該書對孫應時的家族源流、求學論道、仕宦沉浮、生前是非、死後榮辱等做了細緻梳理，為我們清晰勾畫出一個南宋底層士人的“生命故事”。
論著的著眼點是孫應時的“學宦”生涯。不同於朱熹、陸九淵等碩學大儒，孫應時只是宋代思想和學術史上的一個邊緣人物，即“道學追隨者”。與宰執等名宦顯貴相比，其畢生所任最高官職僅為常熟知縣，是南宋中期一位中低層地方官員。作者鉤沉索隱，以敘述故事的形式，完整呈現出一個底層士人的人生歷程。孫氏家族以鄉里教育起家，實現由農轉儒，開啟功名之途。孫應時從縣尉起步，先後出任海陵縣丞、遂安縣令、蜀中幕僚、常熟知縣，備嘗宦海艱辛。期間講學東湖，結交師友，拓植多重人脈，踐行道學理念。之後謀求京官，卻受政局牽連，劾罷鄉里。死後又因特殊機緣，獲致褒揚。“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都是整體歷史的組成部分。《孫應時》聚焦追求仕進與道學的中低階層士人官僚，爬疏其仕宦歷程與學術發展的軌跡，分析在道學與政治糾葛的複雜環境中，中低層士人官員所扮演的角色、開展的人際網路以及他們的遭遇與應對。在精到細微的個案解析方面，作者下足了功夫。
作者的細緻描摹，展現出孫應時不同處境下內心深處的種種情感體驗，見證其隨時而變的心路歷程：苦心拓展人際資源，經營和積累人脈的心酸甘苦；與師友彼此分享喜樂與相互鼓勵乃至尋求諒解的內心訴說；無情捲入政治風浪之中，未能實現理想的悲傷與挫敗感。“從中低階層士人如孫應時的生命故事，可以看到在少數名宦大儒巨星相互爭輝的光芒下，也閃爍著眾多微小的星光，共譜繁富多姿的星空，而不是在星夜籠罩時，空曠的大地只見探照燈式的巨大光束，此外一無所有。”黃寬重先生以星空為喻，形象的揭示出底層士人“生命故事”的意義。
知人論世的“時代映像”
為什麼要研究孫應時？在歷史長河中，如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孫應時及其學術與仕宦經歷，有數千萬計。若以此為研究物件，止步於歷史現象描述和事實復原，勢必走向沉溺於細節之瑣碎和平庸。擺脫研究中“碎片化”的困窘，就顯得尤為重要。全書以“小人物”為切入點，透過一個底層士人官員人生歷程的敘述，呈現和思考“大時代”的整體脈動和“全景影象”。
作者藉助“道學追隨者”的眼睛，觀察孫應時及其陸門學友的師從變化，重新認識南宋中期道學派別的競合關係。我們看到，基於實際利益考量、學術追求乃至性格稟賦，不同學術流派之間既有學術交鋒，又有政治協力，這改變了既往思想史研究中非此即彼單一化的刻板認知。孫應時及其師友關係的演化，呈現出南宋道學和思想史複合多姿的色彩。
論著圍繞慶元黨禁前後孫應時學友的遭遇與應對，闡述身歷其境的中低階層官員及道學追隨者的切身處境，分析士人面對複雜多變政治情勢的應對進退之道。作者的研究表明，在政治變局中，無論是主動參與者還是被動涉入者，其個人命運與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刻畫的前後一貫、二元對立，道學與政治之關係相當複雜，拼織出南宋政治文化多元的樣貌。
孫應時一年多時間的幕府生涯，參與和見證了吳挺之死後驚心動魄的蜀中人事變動，因之又捲入到後來的開禧北伐、吳曦之變、史彌遠專權等事件之中。一個幕府的短暫經歷，反映出南宋中央與地方間波詭雲譎的權力博弈。一個基層官員的命運蹤跡，折射出南宋中期這一“政治變動最激越的時代”風貌與特質。將梳理得越來越清晰的歷史細部納入到宏大的視野下，歷史程序中的邊緣人物和小事件，顯示出關乎全域性的意義。知人論世，於此可見。
書信的意義：史料或視角
如何復原一個基層士人的“生命故事”及其“時代映像”？史料是關鍵因素。作者對孫應時《燭湖集》編撰、流傳與版本做了細緻辨析和比勘，並將其與師友往來的200餘封書信進行編年，製成《孫應時書文的編年與整理》。這一以“孫應時生平與書文年表”為核心的厚達35頁的附錄，奠定了全書堅實的史料基礎，從中也展現出書信材料的多重意義。
書信極大地拓寬了史料範圍和研究議題。與正史、會要、長編等相比，包含書、簡、啟、表、申狀、奏狀、劄子等在內的書信是一種特殊文體，其內容極為豐富，大凡撰者親歷的事務與見聞，從日常瑣事與心態變化，到政治、社會、經濟、學術等重大事件無所不包。透過寫信人與收信者的往復互動，構建出士人廣泛和變動的人際網路與“朋友圈”。全書所討論的個人與群體、家族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乃至學術與文化的互動關係等議題，得益於書信材料的支撐。透過書信，精心打撈沉寂在時光深處的隱秘故事，尋找被歲月遺忘的精彩片段，充滿吸引力的歷史研究不再枯燥。
書信材料的利用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有了一定的“現場感”。士人在書信中交換意見、溝通思想與交流情感，彼此傳達對政局變化、職務升遷的意見和感受，透露出他們的學術傾向、行事風格、臧否人物以及對時局的觀察等。這些是當事人身處歷史現場的切身“體悟”與“傾訴”，較之正史等史籍記載更為深切、真實和細膩。如作者所言，書信的字裡行間，顯現出“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和“根本的人性”。啟用封存於書信中的記憶，歷史研究中“瞭解之同情”變為可能。
書信還提供了從基層和私人角度觀察歷史的新視角。由書信所見，道學家與政治家的糾葛，既存在尖銳的抗拒，也有著彼此調整、妥協和改變，朱陸學術異同和“黨派”鬥爭等並非如想象中那樣組織化且強固。這是一個遠離京城的道學追隨者和鄉居官員眼中的歷史影象，讓我們看到諸多與先前思想史、政治史敘述中不一樣的面相。私人書信材料的使用，使我們能夠更好的擺脫以精英思想家和政治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凸顯出其在視角轉換中的重要意義。
要之，細讀飽含情感的書信材料，多角度開掘隱藏在其背後的資訊，復原歷史場景中複雜的人事與人性，揭示時代變遷的整體面貌，這是《孫應時》的成功之處，也是走向“生命之學”的歷史學繼續前行的一條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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