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期，人們並無“祖國”的觀念，朝秦暮楚、楚才晉用是十分平常又很自然的事情。

但屈原是個例外，以他傑出的政治才能、淵博的知識、無與倫比的文采，如果願意擇木而棲、擇主而從，他未嘗不會找到一個施展自己才能的國家、賞識重用自己的君主。但他沒有，他自始至終都留在楚國，就像自己在《橘頌》中所寫的：“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是不是他如此眷愛的南國大地給他提供了適宜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呢？恰恰相反，這裡昏君當道，奸佞掌杈，一團汙泥濁水。屈原的才能被扼殺了，就此而言，屈原是不幸的。但也恰恰是這片土地，又從另一個方面成就了他。屈原之所以偉大，首先就在於他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高瞻遠矚，清醒地認識到他所處時代的大勢以及楚國的地位。

在秦、齊、楚三強鼎立的局面之下，楚國只能與齊國結成聯盟，聯齊則楚勝，附秦則楚亡。他是堅決主張聯齊的，並親自出使齊國，訂約結盟。可是楚國那幫昏君奸臣，畏敵如虎，鼠目寸光，貪圖蠅頭小利，出賣了國家利益，結果招致了國土的淪喪。楚懷王本人也以俘虜的身份，屈辱地客死異鄉。屈原目睹了這一敗亡，他自己也遭受巨大的迫害，流亡於荒僻偏遠的湘、資沅、澧流域的窮山惡水。

人們常說：“國家不幸詩人幸”，這話並不準確，詩人的命運是不可能同國家的命運分割開來的，國家不幸，詩人同樣也是不幸，如屈原，如杜甫。如果說“詩人不幸詩歌幸”，倒有點道理，正是國家的不幸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詩人的不幸，激起了詩人極其深廣的悲憤，不平之鳴，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正因此，屈原寫下了《離騷》等一系列不朽的詩篇，並最後葬身在他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

設想如果屈原也同他楚國的前輩伍子胥一樣，投奔異國他鄉，也許他個人的身世遭遇不會像後來那樣慘，甚至也許能夠建立一些功業，但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則也許會因此少了位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這樣一位植根本土的大詩人，假設他離開這片土地，便會如同離開南國的橘樹，即使結果，也許只會是些苦澀的果實。

楚國在歷史上也曾經引進過人才，例如楚悼王時期的吳起。吳起的變法曾一度使楚國強盛，但楚國不是一個有容人度量的國家，隨著楚悼王的去世吳起被害，楚國從此日趨衰敗。到後來，甚至連本國的人才也不能容忍，伍子胥便是被迫害出逃的，他後來藉助吳國的力量伐楚，楚國自食其果。屈原自沉汨羅四十餘年後，楚國便滅亡了。一個不重視人才的國家，一個不能容人的國家，其走向沒落是必然的。

小編認為，像屈原這樣的愛國者，生在這樣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他們是愛國，但是他們的祖國，或者說他們祖國的統治者愛他們嗎？卓越的才華被壓制，忠貞的情懷被扼殺，楚國的衰敗以至最終滅亡，與其統治者的這種人才政策不是有著直接的關係嗎？因此，我們絕不能因屈原的成就而原諒那些導致屈原悲劇命運的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