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典共和價值觀雖得到英語世界的有識之士的普遍認可，但其在北美殖民地所引發的共鳴最為深遠，這裡君主制的共和化程度也最深。1776年的北美殖民地居民不必創造共和主義思想，共和思想始終在那裡，他們只需將它推至表面。革命者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一如傑斐遜所說，“就像脫下舊衣換上新裝一般輕而易舉”。
由於英國文化已深受共和主義影響，因此殖民地的居民常常難以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多麼激進。
因此，18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他們被指宣揚共和理論、煽動民眾造反時，自然會深感驚訝與憤怒。他們說，共和精神，彌爾頓、尼達姆和西德尼的精神，“不僅不會與英國的體制相沖突，而且是該體制中最偉大的部分”。殖民地居民認為自己抵抗暴君的行為乃是正直的英國人應有之舉。塞繆爾·亞當斯在1767年對大洋彼岸的英國同胞這樣說：“我們為自由而驕傲，而你們就是榜樣。我們的話語正是習自你們。”他說的話沒錯。
美洲人和他們祖國的同胞讀著同樣的文學作品、同樣的法律書籍、同樣的歷史文獻。就連保守派也承認，自由派和共和派的治國理念在不列顛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以各種形式再現著”，根本無須“在如今這個啟蒙時代拿出來販賣”。
雖然殖民地的居民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像任何一個合格的英國人那樣思考，但事實上，他們從不列顛文化中抽取的乃是最具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部分，他們實為英語世界中最有共和精神的人民。
每個造訪新大陸的人對此都深有感觸。令英國人大名鼎鼎的各種共和特性都在殖民地被放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如果說英國人以熱愛自由和難以駕馭聞名，那麼殖民地居民則可謂無法無天。殖民地的居民生活在君主制下，是國王的屬民，但正如蓋伊·卡爾頓爵士在1768年指出的，他們的社會環境令他們“對共和理念有著強烈的偏愛”。殖民地居民大多並不覺得自己是陛下王國中的一分子，或是有必要對王室懷有敬意。很多白人移民對不列顛國王沒有與生俱來的效忠感，且常常刻意避開殖民當局。
不少18世紀從不列顛群島來的蘇格蘭裔愛爾蘭人和愛爾蘭人甚至對英國政府頗為不滿。長期以來，他們遭到英國政府和英格蘭裔愛爾蘭地主的排擠、迫害，對王室早已沒有忠誠可言。
即便是那些以自己生為英國人而自豪的英裔殖民者也算不得忠誠的擁君派。
很多新英格蘭人念念不忘17世紀清教徒反抗國王和教會的傳統，他們中不少人依舊嚴肅刻板，不喜歡等級制度和君主制的排場，以至於有人曾在1740年指責馬薩諸塞仍然是“某種共同體，國王在那裡的地位還不及總督”。北美各殖民地，甚至包括最崇尚英式生活的南方地區，大部分居民對王室威儀並沒有什麼感觸，正所謂天高皇帝遠，君威無從見。一名殖民地富商對喬治國王的看法頗有代表性：在他們眼裡，喬治國王就是那種可以一起抽支菸的老好人。
而作為王室在殖民地的代理人，王家總督也未能提升王室的威嚴。他們往往既沒有爵位、財富，也沒有與權力相稱的生活條件，常常抱怨微薄的收入讓自己只能過“小紳士”的日子。
18世紀50年代，北卡羅來納總督甚至沒有永久住所，他牢騷滿腹地說，自己不得不在新伯爾尼租“一棟小房子，既沒有花園也沒有庭院，連牛馬都養不了”
。大多數時候，王家權威只存在於美洲生活的表面，掩飾著殖民地中央管理下的機構分散、地方掌權的混亂實質。
自1688年起在英國形成的中央和地方當局間的和諧共存關係並未能在美洲重現。在殖民地居民眼中，王室始終是個與本地機構——尤其是地方議會——相對立的外來力量。在英國，議會為調解王室與地方利益提供了場所；但在殖民地，議會則無法發揮同樣的功能。就此而言，殖民地社會缺少英國本土那種王室和地方當局之間相對融洽的關係，更類似於在18世紀與法國君主相抗衡的地方特權與自由的混合體
。殖民地居民對國家權威知之甚少，不理解既完全獨立又根植於地方的聯合自治政治體的概念。因此，1763年後，當這種權威試圖闖入他們的生活時，自然會受到抗拒。
王家權威不僅難以融入殖民地社會，而且無法像在本土那樣得到來自國教的支援。在英國，聖公會被牢牢掌握在王室手中，實質上成了國王的武器。但美洲的情形相去甚遠。“不要主教就沒有國王。
”詹姆士一世曾這樣警告。“真是蠢話。”激進的英國自由派迴應。
這話“曾讓我們的監獄塞滿了異教徒，還有一大批被放逐到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中有不少異教徒，卻從沒有主教，聖公會處境堪憂，反倒是潛藏的（有時也並不太隱蔽）、叛逆的長老會隨處可見。
如果說英國有30種宗教，那麼北美則有100種，而且每一種都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組織結構。
在殖民地生活了若干年的王家官僚主義者威廉·諾克斯抱怨說：“神職人員中不存在等級體系或神職級別。主教、牧師或執事之間沒有差別，沒規矩沒秩序，沒有教長牧師，也沒有會吏長。大家都是牧師。”宗教生活的控制從未能自上而下地實現，各宗教團體內的個人勢力也從未形成氣候。就連在聖公會勢力最穩固的弗吉尼亞，本地教堂也依舊占主導地位。
神職授任的程式被棄置一旁，各地的神職人員往往均由會眾任命，因而也就仰賴於民眾。美洲宗教生活的這種無序和混亂狀態本身使得傳統君主制社會在殖民地難以為繼。然而，孱弱的王室權威和無序的宗教生活僅僅是某種更深層的社會混亂的表象，其背後是美洲社會等級制度的薄弱與不完備。
儘管18世紀的美洲社會分化日益加深，但若按照英國的標準仍顯得相當粗淺，且不存在英國社會里的頂級階層。這裡沒有公爵、侯爵，沒有宮廷，沒有英國貴族式的豪門。
殖民地的一切與宗主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南方最富有的種植園主之一、馬里蘭的查爾斯·卡羅爾的年收入為1800英鎊，這在殖民地居民看來已是天文數字；德比伯爵的大片地產則可為他帶來超過4萬英鎊的年收入。
據說，18世紀70年代時，喬治·華盛頓的地產的年收入“按照弗吉尼亞的市價”只有“300英鎊”，“與收入尚可的英國自耕農差不多”。
美洲各城市的大商人身價值2。5萬～5萬英鎊；而他們的英國同行則為20萬～80萬英鎊。
美洲富有的商人、波士頓的托馬斯·漢考克遺留下的地產價值近10萬英鎊，但這筆對殖民地居民而言數額龐大的財富還抵不上1753年倫敦商人亨利·拉塞爾斯的遺產的三分之一。在殖民地居民眼中，漢考克在波士頓的宅子和威廉·伯德在弗吉尼亞韋斯托弗的公館可謂富麗堂皇，然而與英國貴族的豪華府邸相比，著實不堪一提。
漢考克的兩層樓小屋同大多數美洲紳士的房子一樣，只有8個房間；薩克維爾的府邸、位於肯特郡的諾爾城堡則有365間。
結語
殖民地居民的大宅子裡也很少有供僕人使用的副樓梯。
伯德在韋斯托弗的府邸長65英尺，還不到羅金厄姆侯爵的府邸溫特沃思宅的十分之一，後者的長度超過兩個足球場。即便是殖民地最富有的紳士也無力效仿英國上流社會的品位。
為了模仿精美的古典大理石建築而使用石膏粉刷磚木和卵石的做法正體現了當時殖民地人的困境。按照英國的標準，殖民地的貴族不值一提，至多不過是中低等的紳士。馬薩諸塞的查爾斯·昌西曾在1766年說：“別說是新英格蘭了，就算是整個殖民地也找不出能在大英帝國算得上富豪的人。”他的話絕非誇大其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