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張翎說自己在溫州人裡面是極少的“案例”。“ 我掙錢的天分真是半點兒都沒有，讀書出來，留學在外，做聽力康復師，像我這樣的溫州人真是很難遇到，”她在新書分享會上說到。上世紀90年代回國探親時，她曾覺得非常失落，因為周圍的人都在說各地的誰誰去了哪兒、買了多少房子，連開店的鄰居都覺得她“怪可憐”的，不小的年紀了還在外國讀書，買東西就沒收她錢。她羞愧於自己沒有達到普通溫州人的“經濟水平”，但是她仍然做到了寫作上的經濟獨立。

1986年張翎遠赴加拿大留學，先後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又做了十幾年聽力康復師。如今，距離她的中篇小說《餘震》（電影《唐山大地震》原著）發表已經過去了近10個年頭，她也終於能以中文寫作為生。她回中國的時間不再由診所聽力康復病人的需求決定，連續待幾個月都沒問題，然而這一次的行程還是安排得過於緊湊：四月“十月文學獎”在四川揭曉，她的《胭脂》獲中篇小說獎；溫州一個以她為名的文化客廳開幕；家鄉的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她的唯一一本散文集《廢墟曾經輝煌》；出版社的採訪和活動都安排在杭州，結束後她就要趕回加拿大——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她的採訪就夾在這緊密的行程中。

《餘震》以外，張翎創作過多部長篇小說與中篇小說，諸如近年來的《勞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流年物語》（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還有更早的《金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張翎在海外以中文寫作，她將自己所處的這一位置比喻成“陷落在那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中間灰色地帶”——一方面，她昔日的診所同事和閨蜜看不懂她的作品；另一方面，她與中國主流的寫作圈子保持著距離。她參加的文學會議和論壇不多，她說自己有“廣場焦慮症”，不知道面對很多人時應該說些什麼；還患有嚴重的臉盲症，有熟人跟她招呼，她也不見得能認出來，這可能會給人留下清高傲慢的印象，而她不願意讓別人這樣誤會。“我下次遇見你可能也認不出你，但你不要誤會，你跟我說我們聊了什麼我就能全部想起來。這是我記憶的盲點。”她對我說。

除了廣場焦慮症和臉盲，她還提到自己因缺乏方向感，即便有駕照還是不會開車。“有人見了我可能覺得我是個養尊處優的人，但其實是我不願意抱怨自己的經歷。”她在採訪中說，在北美生活了三十幾年之後，她講中文的腔調也受到了外語的侵蝕。出國前她曾在復旦讀了四年書，還學熟了一口上海話，她笑言道，現在都忘完了；再之前她還在溫州的工廠裡做過五年車工——這樣的工作幾乎是養尊處優的反面，只是她很少提到這段經歷。在車間工作時她不太合群，總在角落看書，張翎回憶說，此後用於謀生的英語就是從車間自學《英語九百句》開始的。

原來會寫“光明的尾巴”，現在更接受帶著刺繼續生活

婦人將碎瓦片都掃攏來，找了個塑膠袋裝了，就直起身來抹額上的汗。突然間，婦人發現了站在樓下的小燈。婦人愣了一愣，才問：“閨女，你找誰？”小燈的嘴唇顫顫地抖了起來，卻半天扯不出一個字來。只覺得臉上有些麻癢，就拿手去抓。過了一會才明白，那是眼淚。——《餘震》

介面文化：很多人應該是因為電影《唐山大地震》去看你的原著《餘震》，我覺得這部電影和小說的關係其實不那麼大，從標題看來就不是一回事——一個重點在於地震本身，一個重點是地震之後發生的事情。

張翎：

是的。關於地震，電影表現了希望和治癒的一面，小說表現的是灰暗和痛苦的一面，結合起來就看見一個事情立體的可能性。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沒有看到這種治癒的可能性。我不是懷疑治癒的可能，我是確實不知道，所以小說看到結尾你都不知道小燈見了她媽沒有，隱隱約約覺得見了，但是見了又怎麼樣呢？我寫的是母親從窗臺看下來，問“閨女你找誰？”，結局是開放的；小剛導演用希望和暖色填滿了這個開放的空間。這個在小說裡是成立的，用在電影裡的話觀眾極有可能不太接受，他們更願意看見光明的結尾。只能說表演藝術跟文字藝術是不同的，再加上我個人的審美觀很信奉內斂和剋制。

介面文化：那麼你怎麼看小說裡的光明的尾巴？魯迅也批判過中國人喜歡看大團圓的結局，凡事都喜歡添上一個光明的尾巴。

張翎：

我早期的小說總是留一個光明的尾巴。《餘震》也不完全是絕望，小燈至少回去找了母親。我寫的時候其實很糾結，一直在想要不要讓她回去，最後讓她回去是我太疼了，我受不了，我就這麼自己給自己扔了一塊止痛片。放在今天我就不這麼寫了，因為今天的我更加面對現實了。比方說一個人身上紮了根刺很疼，我原來會寫這個人怎麼把刺拔出去，現在會寫這根刺已經跟身體長成一體，這個人要怎麼帶著這根刺繼續生活。這是《餘震》之後十多年的變化。我認識到，有一些創痛沒法治癒，治癒只是我們美好的理想，所以我說心理治療的重點也應該放在如何接受現實、如何跟自己達成和解這方面；王小燈百般糾結是因為她沒有和自己達成和解，《餘震》我之所以這麼處理是因為我老想著解決痛苦的辦法。

介面文化：所以你現在已經不想著在小說裡解決痛苦了？

張翎：

有的痛苦是解決不了了，那你就要找到一個方法帶著痛苦生活下去。與痛苦和解，不是說你與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解，有時你不可能和那個原因和解，而是跟自己內心達成某一種和解——這根刺已經長成了肉，除非把肉剜掉，否則你就得帶著長成肉的刺繼續活下去。

《餘震》

張翎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0年

介面文化：提到不再試圖在文學中解決痛苦，這種思路好像也是帶著“康復”的寓意的。你從事康復醫學長達十七年，“康復”這個主題與文學似乎產生了某種巧合的共鳴，“康復”也變成了某種文學上的比喻，可以這樣理解嗎？

張翎：

是的，職業上的巧合跟我後邊關注的話題有無限的緊密性。我早些年的作品不是這些話題，是移民他鄉、落地生根之類的，我現在就會覺得那個很“作”。但要說（職業跟創作）有宿命的聯絡也是冥冥之中的，是我當時不知道的。我當時選擇這個職業，純粹是因為收入很高很穩定、不加班，而且跟人打交道——我是從謀生的角度來考慮這個職業的，至於這份職業帶給我閱歷上的收穫是意外的。

而且我這個診所的同事都很有意思，有來自印度的、牙買加的、內羅畢的、索馬利亞的還有伊朗的，我們就是個聯合國診所，真正的土生土長的白人只有一個，她是我們中間的少數民族。非洲來的人講他們的童年故事，那跟我的生活何等遙遠！我問她你年輕的時候做什麼，她說，夜晚來臨我們坐在車頂上，看著帥小夥——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小鮮肉”——走過，我們就吹口哨，遠處獅子在叫，天上星星很亮。這種生活不是我的，我肯定不會描寫，但她對我造成了衝擊，這是在豐富我的維度。我聽伊朗來的同事講她們怎麼把頭巾一步步變小，年輕的女孩子長大，誰擋得住對fashion的追求呢，她們把頭巾越變越小越變越花，最後變成一塊手帕紮在頭髮上。我覺得好好玩。我還在中國的一個小廠裡做車床工人的時候，跟我同時代的人在世界別的角落裡是這麼生活的，這對我的衝擊好大。她們也聽我的故事，也覺得很不可思議。診所的那段時間我回想起來是很美麗的，我到今天都會很想念同事，她們是我的另一種閨蜜。她們知道我寫作，很可惜我寫中文，她們不太能看到。診所工作唯一的不足是佔用了我太多時間。

介面文化：剛才你說書寫文化認同這些話題是很“作”的，為什麼是很“作”的？

張翎：

因為這不是你能夠尋找得到答案的話題，我現在基本不談這個問題，因為沒的可談。你剛到那個國土，是會很敏感的，就像一棵樹拔出來放到新的土壤裡，根鬚還浮在土的表面上，對氣候的變化是敏感的，肯定會感覺到疼痛，然而一旦歲月過去，植物落土了，疼痛感就減輕了麻木了，客觀上已經接受了新環境裡大部分的東西，所以再回頭談就沒有那麼敏銳的感受。人家常常問我這些時髦的話題，但是我已經過去了這個階段，我開始寫作時已經出國10年了，所以如果你早20年問，我可能會有新奇的感覺。我無可奈何地知道，我是沒有根的人，我不可能是西方世界的一個部分，儘管我對西方世界的瞭解算得上深入，我在那裡已經30多年了。同時，我也不可能被這邊的文壇接納和認同。我走過的路和大家不一樣，我陷落在那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中間灰色地帶。

介面文化：現在已經接受了自己處於這個灰色地帶嗎？

張翎：

我原來也有過掙扎，但現在放棄了，不尋找了，我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塊灰色的地帶。我能在這個灰色地帶看到什麼，就寫什麼，不再想著追求某一大族群的認同，我今生今世不可能有這種認同感。我就是這麼一個漂泊的人，就用這種沒有根的、漂的感覺來書寫。掙扎是無用的，你的離開決定你已經不是這邊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你也不屬於那邊：你不在那兒生，也不在那兒長大；你的青春大部分時期都在中國，對西方世界的瞭解也僅是知識性的。我也會寫西方，但我永遠不可能寫以西方人物為小說主角的故事，除非他跟中國文化有關，或者來到了中國。《勞雁》裡也有外國人，但是他們來到了中國，我是以中國人的眼睛來看他們的，而不是作為單獨的人物來描寫。

《勞雁》

張翎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

介面文化：可能有的作家會假設有一種普世的人性和價值，所以可以寫任何一個地方的人的故事，你不這樣認為嗎？

張翎：

普世的人性是一個飄在空中的概念，它需要找到一個載體，要落在具體的人身上。在我的寫作中，這就落在了中國人身上，因為我有基因和文化的認知；如果說要寫純粹的洋人，我也能表達一些，但這個人跟我有基因上的隔閡，我寫起來有很多跨基因的想象，那就隔著一層。所以，我寫普世價值要放在我理解最深的載體上。

“在解決經濟獨立問題之前，我不能寫小說”

我從事過很多職業，當過小學代課老師、車床操作工、英文翻譯、辦公室秘書、聽力康復師，而在四十歲之後又成了一位作家。工作是我生命中那條一成不變的基線，但是在那條基線之上，總跳躍著一些不受任何規矩挾制的活躍點子，那就是我的愛好。——《廢墟曾經輝煌》

介面文化：你說之前在診所裡每天工作8-9個小時，最肥碩的時間分給了工作，殘渣給了小說。現在你已經不用做這份工作了，又是怎麼看謀生與寫作的關係的呢？

張翎：

那時每天我要工作八九個小時，所以這些年沒時間寫散文，到現在只有這一本散文集（指《廢墟曾經輝煌》）。談論寫作和謀生的關係，我就想起伍爾夫的一句話，一個女人要成為小說家，要有500英鎊的年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在解決經濟獨立問題之前，我不能寫小說。在那個年代，以寫作維生非常難，可能很快就要進入一種狀態——寫不喜歡的東西混稿費。後來到大學講座，我也會對大學生講，夢想是翅膀，但一定要有腳，要能落地；第一我不願意為稿費寫不想寫的東西，第二我不相信“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一種值得推崇的寫作狀態，那種漏著雨的寫作只能出來一個杜甫。我現在用寫作養活自己沒問題，我過很簡單的生活，渾身上下不會用什麼大名牌，但會用很多錢去旅遊，我希望我一直都能如此。

在當年還不能用寫作養活自己的時候，我就想好要努力解決維生的問題。所以在成為聽力康復師之前，我花了很多時間做調查，很多人跟我說可以做IT、金融或者會計，我想我有兩個要求：一是工作一定要要跟人打交道，因為前面花了七年接受專業的英美文學的訓練，我不希望浪費自己的英文才能，不願意完全為了收入跟數字機器打交道；第二我不要加班。我對維生的看法是你不能太愛它——你太愛會為此消耗很多，你太愛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寫作——但你也不能討厭它。收入不錯，責任不大，不用加班，這就可以了。

介面文化：可是當時你就想得明白這些了？

張翎：

想得非常明白，我必須解決謀生的問題。我寫書的時候必須要衣食無憂，但代價也很大，跟我同齡的國內作家相比，我起步不知道晚了多少，國內成名的作家老早都已經寫出成名作，我才發表長篇處女作。為了成為聽力康復師我做了很多年準備，中間也經歷了很多困難。當年沒有一個學校會錄取我，因為我的本科訓練跟第一個碩士與醫學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要求的課沒有一門是我修過的，最基礎的醫學統計學我都沒學過，而且我也沒錢交學費生活費。可是後來是我寫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內容是說我十六歲開始在廠裡工作，我多麼渴望做一份對別人有用的工作。系主任看到了非常感動，學費全免還給了我全額獎學金。進入系裡以後我的同學都是五官科醫生，我連解剖的骨頭都不知道在哪裡。但是讀書對我來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到實習期過去、拿到正式的全美行醫執照，我出國已經差不多10年了。我2010年以後辭去工作，那時維生已經不成問題，對我來說，一日三餐不是問題，有足夠的錢旅遊就夠了，所以我當時就決定辭工作。

介面文化：在之前的採訪裡，你曾經提到貧窮是持續的影響，你覺得貧窮是你小說裡很重要的主題嗎？

張翎：

《流年物語》裡涉及我在廠裡的工作。我十七歲到二十二歲在廠裡做車工，看到了那個年代的貧窮，即使有些人後來發跡了， 貧窮也會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記。貧窮會黏在他身上，像他的另一層皮；貧窮就像災難，是持續的陰影。

介面文化：所以五年的工廠生活給你帶來的是什麼？是一種迫不及待想要走出去的心態嗎？

張翎：

絕對的。我在車間裡時，車工的師傅十六歲，我十八歲，他學技術學得早，所以是我的師傅。據他今天的回憶，我那時候車出來的都是次品，他永遠會悄悄地補車我的東西，但也不告訴我，就讓我在角落安安靜靜地讀書，我穿著滿身油汙的工作服在那裡自學《英語九百句》。進了大學之後我再也沒有回過工廠，我大概是覺得那段生活很不堪回首，所以都沒有回去過。那個工廠也很快就不存在了，工人都下崗了。2017年又碰上師傅，已經38年過去了，他就跟我回憶那些事情，說我車出來的都是次品。在工廠我主要的感受是孤獨，他們的聊天我沒興趣，我在看書，沒有玩伴。那個時候真不知道有高考，只是覺得時間就這麼浪費了，所以要學點東西。

《流年物語》

張翎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6年

介面文化：剛才你說到自己寫作起步晚，還要考慮謀生的問題，這個其實也是很多不以寫作為職業的作家面對的共同困境。

張翎：

回頭看我在那個狀態下完成小說，真是個“鐵姑娘”。那時候我的寫作時間極其有限，晚上八點到十一點的時間用於寫作，不過那個時候睡眠好；現在睡眠很差，晚上就不寫了，全部白天寫。白天一醒來，我經常是牙也不刷、臉也不洗，狀如女鬼地臭烘烘地上樓寫作，連早餐都不吃，有時候我的家人發善心給做早餐我就吃一口，不做就不吃，到中午和午飯一起吃。下午三點到五點，再寫一點點時間。現在時間多了，也不見得更多產，我還花很多時間在路上走。過去在診所沒辦法請假，法定假期我都很謹慎，不能請很長時間，得要一天一天地請。因為我是診所裡唯一的聽力康復師，病人需要連貫性（的康復治療），我不能很長時間不在，所以請假的時候一想到有病人就心神不安，在中國待兩個星期都太多，還有一次參加活動，我待了一天轉頭就走。

“戰爭不結束於熄火的瞬間，戰爭持續人的一生”

他覺得自己是一頭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緻而錯綜複雜的街景習俗人情中，舉手投足間隨時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傷了人，就是人傷了他。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號的金縷繡衣，他輕輕一動就能掙破那些精緻的針腳。少年的他開始感覺到了輕巧的南方壓在他身上的千斤重擔。——《向北方》

介面文化：你在散文集中提到，中篇小說《向北方》是創作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它是什麼意義上的轉折點？

張翎：

中篇裡《向北方》是我個人比較偏愛的，我很希望以後能做成一個小說集。在那之前我已經出過“江南三部曲”（《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對江南題材有情緒的飽和，興奮感不在了，審美疲勞開始了，我渴望一種突破。其實《向北方》的書名，別人不知道，對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宣言”，宣告著要暫時告別江南書寫，進入全新的狀態。《向北方》之後，比如《餘震》和《金山》都不再拘泥於江南故土以及江南三代人的家族故事。這是我的文學意義上的叛逆期，有的人叛逆發生得很早，我的叛逆發生於那一刻——我覺得江南已經足夠了，那就出走向北方，小說裡對北方的描述有一些排比句，那就是我的心情——當時我厭倦了江南的憋屈，那種地理上的憋屈，因為人口居住密度很大、沒有隱私可言的感覺。我在小說裡有一個比喻，說有個人長得很高大，好像一舉手投足就會碰觸到他人，會給人際關係造成傷害。我內心非常向往那種開闊的、無人的地方，那種疏遠中的相互扶持的人際關係。我從來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短暫地走過一些地方是這樣的，但我沒有真正地在那樣的環境生活過。

介面文化：這篇小說中對於加拿大邊境還有聽力康復師生涯的書寫，在中文小說中都是相對少見的。這些內容與你自身的經歷相關嗎？

張翎：

其實我不太願意講自己的事，你不拷問我的時候我的話題不太多。很多人對我經歷的磨難不太瞭解，我覺得個人經歷的跟時代比沒什麼好說的，是一粒塵埃，所以小說裡幾乎不寫。人物的眼睛是我的，經歷不是我的。《向北方》的故事不一定是我的生活經歷，但肯定是我的思想經歷。我在聽力康復診所看到過許多病人，除了正常的聽力退化的老年人，還有戰場上退役下來的一戰二戰的軍人，我在上世紀90年代時接待過一戰的老兵。為什麼一戰二戰的老兵這麼晚才去診所呢？在過去的年代，聽力障礙不會被認為是件很嚴重的事情，而且有的聽力障礙在年輕時不很明顯，年老時才顯現出來。接待這些老兵，我會猛醒、震驚，可以看見他們在戰場上經受的那種東西。我們常常說戰爭結束於什麼什麼時候，其實戰爭不是結束於那個熄火的瞬間，戰爭會影響他們的一生。地震也是一樣。我說的戰爭和地震都是極端的災難的例子，生活中也有比這些小的例子，我特別想寫那些經歷災難又倖存的女人、生命力特別強盛的女人。這個在之前的江南題材裡沒有，在《向北方》裡有，在《向北方》之後的每一部裡都有。

介面文化：在《向北方》之後，經歷災難又倖存的女人成為了你作品中不斷重複的小說人物形象，但是在診所裡見到的老兵多是男性吧？

張翎：

有時候他們也會帶太太來，講一些生活經歷。有一個老兵你怎麼勸他戴助聽器他都不肯，他覺得助聽器是和無助衰老聯絡在一起的，我們再三地勸說他，他被逼得沒辦法了才戴了一副。走出去的時候，他聽見了診所養的金絲雀的叫聲——診所養了金絲雀，讓病人在等待的時候覺得不那麼漫長——他突然站住了，流下了眼淚，他說，我已經三十年沒有聽過這麼美妙的聲音了。金絲雀的叫聲是3000赫茲以上的，老兵因為聽力損失，2500赫茲之上的聲音就聽不到了。所以戰爭是什麼時候結束的？對中國來說，抗戰是1945年8月15日結束的嗎？那只是戰爭某個階段的結束，對某些人來說，戰爭是持續一輩子的。

介面文化：有人評價你的小說有中國傳統世情小說的味道，你認同這種觀點嗎？

張翎：

我覺得我在變化。“江南三部曲”跟章回小說還有點像，後來是有演變的；早年我覺得故事很多，現在覺得天下無新事，重點是怎麼把故事講好。最近的幾部小說我已經對小說的形式有所覺醒，《流年物語》是用十件東西從各個角度回憶一個人，《勞雁》是幽靈敘事。這個覺醒也跟我常年的閱讀有關係，因為我的專業是英美文學，早些年的閱讀比較偏重西歐和北美的經典作品。我現在會反思什麼是經典，經典是一部分有話語權的人坐在那裡決定的。在經典形成的時代裡，西歐和北美的聲音更大，拉美、南歐、澳洲都不太在視野裡。

介面文化：所以你認為，你的小說其實也沒有那麼像中國傳統世情小說。

張翎：

我不想說中國傳統，而是說小說傳統，狄更斯的寫法也跟中國的小說有點像，他的小說相當市井、人物巨多，我的《金山》裡有話的人物也有75個。現在我就不會這麼寫，會把聚光燈打在幾個人物身上，變化是必要的，變化是生命力的象徵。我不太喜歡成熟這個詞，成熟在生物學上就是要死了，瓜果成熟就是要落地，我能不成熟就不成熟，別人不喜歡也沒有關係，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內心想寫的東西——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說一本書好，這就有點恐怖、有點法西斯的味道了。

《廢墟曾經輝煌》

張翎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