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有許多的現象，文學作品中也有一些塑造的很成功的綠林好漢，如：施耐庵的《水滸傳》中宋江、姚雪垠的《李自成》中李自成。這兩部名著都享譽文壇，金聖嘆曾說：

“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

《李自成》第二卷於１９８２年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吳晗認為《李自成》“質量不在《水滸》之下，甚至比它高。”本文對比論述宋江與李自成的性格差異，探討兩部名著塑造人物形象運用的藝術手法及其美學效果。

宋江與李自成性格的差異宋江和李自成有很多共同點，首先，作為領袖和軍事統帥，他們都有各自的起義宗旨、綱領和軍事策略，帶領義軍發展壯大。如：梁山義軍的綱領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大順義軍的綱領是救民水火。雖然表述有不同，但實際上他們都反抗了上層建築中違反人性的不合理的東西。

其次，他們有農民階級起義不可避免的缺點，加上性格的差異，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最終都失敗了。宋江：徘徊於忠（忠於皇權）與義（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之間的張力性格宋江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宋代有《大宋宣和遺事》記了宋江故事的大輪廓。（顧顏剛《中國史學入門》）從南宋以來，尤其是元代很多年，民間流傳了許多口頭故事。

明代初年，也發生過幾起農民受朝廷招安的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江蘇人施耐庵，把長期流傳的宋江故事，創作了《水灩傳》。《水滸傳》曲折地反映現實，融人了作者對急劇動盪的社會現實的敏銳觀察和細緻的分析思考。

宋江是《水滸傳》為梁山起義軍領袖，他的性格非常複雜。

除掉相貌、出身、武功的不足，宋江憑藉仁義之心和權術思想，在梁山兄弟中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親和力。歷代對宋江的譭譽不一，梁山好漢視宋江為江湖及時雨，因為他常常對弟兄們仗義疏財，扶危濟困。

《中國文學史》也評價宋江為忠義的化身。但金聖嘆評價宋江在一百零八人中“定考下下”。“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時遷、宋江是一流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統一於宋江的身上。毫無疑問，宋江的性格充滿矛盾，富有張力。

筆者認為宋江有一種徘徊於忠與義之間的張力性格，忠於皇權與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是宋江的主要作為。其性格屬於他那個階級和一定歷史範疇的，在既矛盾又統一的忠和義的主導下曲折地發展。

上梁山前，宋江的思想是忠義的思想，宋江想作忠臣，而現實社會卻不容許，自己就不得不走向，他參加是他性格邏輯發展的結果，也是反映在他性格上的矛盾著的社會諸因素邏輯發展的結果。（陸建榮《從宋江綽號看宋江的多元性格》）《水講傳》中４０回以後，宋江上了梁山，梁山的事業才發開展起來。

宋江憑藉正確的綱領和軍事謀略，攻城略地，三打祝家莊，指揮若定，使梁山的武力發展到了最高峰，此後二敗童貫、三販高俅，義軍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綠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式來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寧稼雨《四大名著的文化價值取向及其邏輯關聯》），與的宋朝廷對丨時。

上梁山後，宋江的口頭禪是為國家出力，保國安民。曾經的忠義思想變成他的招安的路線。很明顯，水許英雄的義，最初就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礎上，它包含著豐富深廣大的社會內容，這種義不廢於個人，義又與忠君思想混雜在一起，終於不得貫徹始終，水滸義軍最深切痛恨的是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那些直接剝削他們的人，卻不反對尋禍根子—至高無上的皇權。

正因為這樣，宋江只要求剷除貪官汙吏，不反皇帝，不當皇帝，有著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他不同於與李自成、張獻忠之處在於：後者只是把招安視為一種靈活的策略，打得不行了，情況不妙了，就接受明朝的招安；當他的勢力大起來了，覺得可以把這個皇帝推翻，他馬上就換旗幟。

但是宋江卻始終把招安作為他的戰略目標。（石昌渝《水濟傳的思想傾向》）宋江的矛盾思想最終帶領梁山義軍走向了覆亡的命運。“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的結局大致可歸納成三種模式：一是被，一是受招安，另外一種是軍領袖當上了新的皇帝，但這只是沒有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和制度的改朝換代。

《水講傳》透過以宋江為首的梁山英雄形象的塑造，敏銳地抓住了農民義軍思想上的複雜的悲劇矛盾，從封建社會必然失敗的歷史高度上，把它完整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