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曆史上最繁榮開放的時代，皇帝也並不完全禁止宗室參政，因此在唐朝出現了很多宗室出身的宰相，這其中又以鄒王房的李林甫，定州刺史房的李麟，吳王房的李峴等人最為出名。
一、李林甫、李適之與玄宗時期之政局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李林甫以禮部尚書之職位列宰相。關於其入相之原因，《舊唐書》認為是因其具有＂面柔而有狡，能伺候人主意＂的權謀，其他史書的說法皆與此類似。透過鉤沉史料便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當時，玄宗己經打算開展財政節流、解決臃腫的官僚機構等問題，但收效甚微，所以迫切需要裴耀卿、宇文融之外的官員來加入改革整頓的行列。
而當年五月突然出現的大風、冰等自然災害則增加了玄宗對改革的期待，這些都是李林甫入相的客觀因素。此外，李林甫確實有著比張九齡、裴耀卿等人更為優秀的政治素質，其＂不僅多智而且善於變通，舉貸選能，深允時望，歷任清要，又政績顯著＂。因此，至少在李林甫入相之前，李林甫與玄宗之間的關係應當是比較融洽的。
當時推行的各項改革並非由李林甫一人來推行，其他二位宰相張九齡、裴耀卿在改革中的地位作和用也不容忽視。裴耀卿主持的灌運改革己於開元二十一年開始，張九齡則在李林甫入相後親赴河南開水屯。但實踐證明，裴耀卿和張九齡各自負責的改革並未徹底解決當時的問題，這是他們招致玄宗不滿的重要原因。然而，李林甫推行減少冗官改革的成功則成為其仕宦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其日後各受玄宗青睞與此事關係頗大。
開元二十四年，朝廷相繼發生三次重要的論爭，分別是廢太子之爭、西幸期限之爭、牛仙客加官尚書之爭。正是因為張九齡在這三件事上的態度與玄宗相左，所以導致其在事後被罷相。此外，遭到罷免的還有裴耀卿，裴耀卿被罷相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其在西幸期限之爭中站在張說一邊，二是改革譜運的失敗。
與張九齡、裴耀卿的境遇相比，李林甫更受玄宗器重，其身上兼具備優秀的政治才幹和善於察言觀色的政治頭腦在三次論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此後，李林甫又相繼主持官僚制度、選舉制度、賦稅制度以及兵制改革並參與廢太子的政治鬥爭，玄宗是這些事件的首肯者和主導者，李林甫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執行玄宗的意旨。
經歷多次政治風波之後，玄宗對李林甫的信任程度有增無減，李林甫的權力也隨之增強，面對李林甫權勢的膨脹，玄宗並未聽之任之。在當時的＂群相＂制度下，皇帝可以隨時扶植其他朝臣入相以牽制現任宰相的權力，李適之的入相便充分表現出玄宗對李林甫的防範也理。李適之也是一位頗有政治才幹的宗室，在通州刺史時便強幹見稱＂，擔任河南尹＂不務苛細，人吏便之＂，其在處理具體事務上的能力還是值得稱道的，送是其官至宰相的主觀因素。
但事與願違，李適之不僅未能抑制李林甫權勢的増長，還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李適之在入相後，自始至終都沒有領會玄宗扶植其入相的真實意圖，所以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都觸碰了玄宗的政治忌諱和底線。例如，在韋堅案一事上，李適之便表現出缺乏權謀的一面。
此案涉及韋堅與太子私自交結問題，這是玄宗無法容忍的。然而，李適之卻在這一問題上替韋堅說情，再加之李林甫的攻擊，其被玄宗懲治己呈必然之勢。在玄宗和李林甫共同的壓力之下，李適之最終＂仰望藥而死＂。李適之死後，李林甫的權位得到了穩固，此後入相的陳希烈，並不能威脅到他的地位。
但是，外戚楊國忠卻在隨後崛起，這是玄宗刻意扶植的結果。在政治權謀方面，楊國忠與李林甫相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楊國忠權勢的增長，李林甫的地位日益受到威脅。總之，從李林甫、李適之入相之後的經歷，可歸納出玄宗時期中樞政局的突出特點：玄宗的皇權比較集中，李林甫入相、李適之入相都是玄宗根據自身的需要而作出決定的，宰相的任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宗的政治態度以及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
二、李麟、李峴與肅、代時期的政局
李麟和李峴雖然都是肅宗時期的宰相，但他們在入相前不同的政治抉擇導致了二人在肅宗中樞政局中地位的不同。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李麟時任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貴代還”，歸朝後再次擔任國子祭酒。到第二年六月，漁關被叛軍攻破，叛軍逼近長安，李麟跟隨玄宗逃往成都。
唐都長安雖然失陷，但玄宗也在成都建立起臨時朝廷，新任命的宰相有房琯、崔巧、崔圓人，加上原來的宰相韋見素，便組成了新的宰相群體。與此同時，同年七月即位於靈武的肅宗也建立起了一套中樞機構，唐代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二元政治格局就此形成。
李麟入相是在至德二載（756）正月，與此同時玄宗又派韋見素、房琯、崔煥、崔圓赴靈武面見肅宗。從當年正月直到十二月玄宗返京，一直是李麟獨自負責臨時朝廷的事務。雖然玄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李麟的地位看似很高，但他的任務不過是幫助玄宗處理臨時朝廷的日常事務而已，就實際權力來說並不大，而韋見素等人肩負著監視肅宗進而達到控制其權力的政治任務。從這一角度來說，李麟在＂二元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是低於韋見素等人的。
至德二載（756）十二月，李麟隨玄宗返回長安，他的宰相地位正式得到肅宗的承認，其受到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口下三品，進封褒國公的禮遇。在二元政治格局之下，玄宗的政治權力逐漸被肅宗剝奪，這集中反映在肅宗對韋見素等人的罷免上。韋見素在玄宗返京之前己被陸續罷相，李麟的罷相也是必然的。
乾元元年（758）五月，李麟因得罪宦官李輔國而被罷相，從返京到罷相，前後僅僅半年，送更能反映肅宗急於削弱玄宗權力的也態。玄宗由京城逃往成都時，李峴正擔任長沙郡太守，此地因遠離京城而未受到叛亂的直接影響。至德元載三月，玄宗任命永王李麟為＂江陵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１，並以李峴為＂都副大使＂。
不久，李峴又被肅宗徵召，＂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乾元二年（759）蘭月，李峴在經歷幾次遷轉後，以禮部尚書之職入相，與其同時拜相的還有呂謡、李撲等人。他們雖然同為宰化但他們的地位和權為是不同的。總體而言，李峴的權力高於其他人的權力。李峴是宗室，又曾在肅宗靈武朝廷任職，屬於肅宗的舊臣，所以深得肅宗信任，這恐怕是其＂位望稍高＂的重要原因。
在肅宗的安排下，李峴掌握了決策軍國大事的權力，但李峴的專斷也引起了呂謡等人的不滿。儘管如此，這並未導致李峴罷相，其罷相的真正原因是其與宦官李輔國的鬥爭。李輔國是擁立肅宗的重要功臣之一，肅宗即位後一直將其視為抑制相權的重要幫手。
很顯然，李峴與李輔國的正面衝突必然招致肅宗的猜忌，最後李啊被肅宗貶為蜀州刺史，從入相到罷相僅僅僅三個月。代宗即位以後，李峴又迎來了仕途的轉機。廣德元年（763）八月，時任荊南節度使的李峴被代宗徵召歸朝，轉任宗正卿。但此時的唐都長安卻已陷入度茲可危的境地，京城西北部的隴右已被吐蕃佔據。同年十月，吐蕃軍逼近長安，代宗被迫出逃至陝州，他便成為繼玄宗、肅宗麼後唐代歷史上第三位出逃的皇帝。
代宗出逃之後，李峴＂由商山路赴行在＂，由宗正卿＂兼御史大夫，充置頓使＂。代宗返回長安後，李峴即以黃口侍郎入相。但李峴入相僅一個月就被代宗罷免，原因就在於李峴與宦官的直接鬥爭打亂了代宗對付魚朝恩的部署。
此前，在宰相元載的配合下，代宗己經先後除掉宦官李輔國和程元振。代宗所採取的是循序漸進的策略，元載與代宗的配合也非常默契，元載不但儘量避免與李輔國、程元振發生正面衝突，而且對二人百般順從。
李輔國、程元振二人被除掉之後，宦官魚朝恩的勢力便逐漸膨脹起來，魚朝恩隨即成為代宗所要清除的目標。但是，李峴的舉動卻與代宗設定的循序漸進的策略背道而馳。在當時魚朝恩權勢炙盛情況下，罷免李峴相位是代宗削弱魚朝恩警惕性的重要舉措。李峴未能揣測到代宗的真實意圖，只能成為皇帝與宦官勢為鬥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