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詩是陸游詩作不可忽視的部分，在歷史中勃發著它的生機與活力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人，南宋“中興四大家”之一。陸游與茶結緣，不僅僅是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還與他生活的小環境和生活經歷關係密切。陸游自小受愛國思想的薰陶，在政治立場上，他始終是傾向“戰”的一派。民族英雄岳飛的被害，使他“對南宋王朝屈膝求和，尤感痛憤。此後，反對‘和戎’之作，遂為務觀一生愛國詩篇中之重要組成部分。”陸游是一位多產的詩人，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這些詩篇成了記錄他人生旅途的足跡，洋洋灑灑印證著他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而陸游也無愧於後人給他的“兩宋第一詩人”的稱號。茶詩是陸游詩作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在歷史的長河裡勃發著它特有的生機與活力。宦海沉浮之中的陸游與其他士大夫一樣免不了孤獨的境遇，而這種情慷卻牢牢地與茶連結在一起。

陸游一生與茶結緣，對唐代陸羽極為仰慕，不僅熟讀《茶經》，而且常以茶神自況：“水品茶經常在手，前生疑是竟陵翁”，“桑芝家風君勿笑，他年猶得作茶神”‘，在“桑芝家風”的薰陶下，詩人還十分渴望自己能寫一部《續茶經》。陸游生在茶鄉、兩任茶官、多與嗜茶者交友、晚年又退隱茶鄉，整個一生都與茶有著割剪不斷的聯絡。陸游的家鄉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是重要的產茶區，宋時出產的名茶有口鑄茶、瑞龍茶、花塢茶、臥龍山茶等。其實，越州的許多地方都產名茶，南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記載的名茶有：“口鑄雪芽，臥龍瑞草，瀑嶺稱仙，茗山斗好……；耳聞目染，茶在陸游的心中早已烙下深刻的印跡。宋孝宗淳熙五年，陸游五十四歲，那一年秋天，陸游應詔赴閩，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公事一職。至宋孝宗淳熙六年，陸游再一次奉詔赴撫州，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原本陸游可以在宋孝宗淳熙八年再度擔任茶官，但是當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新命剛一擬出，就遭到臣僚對其“不自檢傷，所為多越於規矩”的非議，以致新命未能透過給事意見而被駁回，陸游也因此與茶官失之交臂，遂罷職閒居。入閩任茶官的經歷，使陸游與建安茶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的建安茶是貢茶的主要來源，建安茶特殊的品質也為茶人們所親睞，陸游自然亦不例外；而且還留下了不少關於建安茶的絕妙詩句，如“建溪官茶天下絕”，“隆興第一壑源春”等等。當然，陸游的茶詩中也記錄了不少與建安茶有關的茶事，在那個以建安茶為符號的時代，這些茶事顯然是宋代茶文化極具代表性的一個方面。陸游一生所結交的師友亦多為好茶之士，陸游十八歲跟從學詩的曾幾就是一位有名的的茶人，他一生愛茶，自號“茶山居士”，還創作了不少茶詩。

此外，范成大、周必大、梅堯臣、朱熹、辛棄疾等都是陸游交往頗多的友人，茶飲是他們共同的愛好，政治上的理想與抱負、精神上的嚮往與追求都在飲茶中交匯。陸游一生的茶緣是方方面面促成的，“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創作的三百多首茶詩便是這段茶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茶詩被賦予了與愛國詩篇同樣複雜的情感。雖然茶詩在具體表現形式上與其愛國詩篇迥異，但是在情感的歸宿上卻是一致的。在品讀陸游的茶詩時，我們不能不驚訝於它的豐富，茶事中的細枝末節，透過茶詩字句可以看到，從而也反映了宋代繽紛多彩的茶文化現象。雖然我們沒有看到陸游的《續茶經》，但其三百多首茶詩足以代表一部“續茶經”，這也正是陸游茶詩的重要價值所在。

宋人愛茶飲，其統治者也不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徽宗皇帝，他不僅愛茶，擅於茶藝，而且還親自撰寫了論茶專著一一《大觀茶論》，以筆墨渲染，將茶喻為山川天地的靈秀之物，“沖淡閒潔，韻高致靜”，將茶飲視為文人的高雅風尚，“碎玉鏘金，啜英咀華”。此外，宋代出現了一大批茶書，例如蔡襄的《茶錄》、宋子安的《東溪試茶》錄》、黃儒的《品茶要錄》、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的《北苑別錄》還有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等等。

帝王親撰茶事論著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統治者如此熱衷茶飲，大力宣揚，使得“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貴貧賤靡不用也。；以至“自國初以來，士大夫沐浴膏澤，詠歌昇平之口久矣。夫體式灑落，神觀沖淡，惟茲茗飲為可喜。；所以出現上文提及的茶與人“等於米鹽”而不可或缺一口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