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陳布雷的悲劇和三國時期的荀彧有些類似，以為遇到了明主，可以拯救這糟糕的蒼生，哪知後來兩人的思維和道路漸行漸遠。
而有著傳統文人風骨的陳布雷，後半生被“知遇之恩”這四個字所累，所困擾。
最終，還是以自我了斷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實在是可悲、可嘆、可惜。
早期經歷
“陳布雷”這也不是他的本名，而是筆名，他的本名叫做“陳訓恩”。
1911年，他以全校第四名的成績從浙江高等學堂畢業，也算是一個妥妥的學霸了。
畢業後，他就去到《天鐸報》工作，也就是在這一年，20歲的他開始用“佈雷”作為筆名。
陳布雷和老蔣也算是同鄉了，都是浙江人，只不過一個出生在慈溪（陳），一個在奉化（蔣）。
陳布雷的筆鋒很犀利，有著拯救蒼生於水火的他，把自己的一腔報國熱情都盡付於筆墨之中。
才二十歲出頭的他，在上海報界也闖出了不小的名氣。
1927年，陳布雷和潘公展一同去到南昌，第一次見到了老蔣，這一年，陳布雷37歲，老蔣40歲。
彼時老蔣已不再是當初，那個拜在黃金榮門下的小人物，而是一躍成為首腦人物了。隨著地位的攀升，他越發地覺得在自己的身邊，必須要組建一個筆桿子團隊了。
由是，一個書生和一個政客，這才產生了交集。
不過，這時候的陳布雷，還是醉心於辦報紙，這也是他彼時的理想。
所以，老蔣這邊，起初他只是當做是一份兼差。這次短暫的會面結束後，陳布雷又回到了上海辦報紙。
至於老蔣那邊，需要他寫什麼文章，傳達個意思過去，他寫好之後再回傳過去就行。
不過，這種半逍遙的狀態並沒有維持多久，老蔣那邊的地位持續攀升，業務量也越來越多。
於是乎，陳布雷就從兼職變成了專職。
1929年的3月，38歲的陳布雷隨同老蔣一道去了北平，從此，他的命運就和這個人掛上了鉤。
隨著老蔣地位的不斷攀升，陳布雷的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職位不斷地升遷。
他歷任副秘書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宣傳部副部長，直到1947年擔任國策顧問；不過，他主要負責的工作還是在文化宣傳這方面。
文人秉性
在老蔣的那個圈子裡，陳布雷身上的文人秉性讓他顯得格格不入。
他看不起身邊的官僚作風，也看不起那些在燈火酒綠、觥籌交錯之間來來回回應酬的身影。
礙於老蔣的臉面，身邊的人也只是表面上尊敬他，不帶他玩，他也不屑於和那些蠅營狗苟玩耍。
有意思的是，和老蔣關係更為密切的宋家、孔家和陳家，在蔣家大廈將傾的時候，仍舊不斷賣力地助一臂之力。
反倒是被老蔣視作外人的陳布雷，卻把“蔣家王朝”看作是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般對待，畢竟這也是當年他親手參與建立的，真心付出了心血的產物。
1948年，陳布雷為了支援金圓券的發行，直接回到上海，讓妻子拿出家裡的金條、銀器，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
老陳是一番真心全都扔給了狗，自己也被人帶進了溝裡。
這金圓券發行不久，立馬就開始不斷地貶值，這一下導致陳家也是揭不開了鍋。
最後還是作為政務局局長的陳方，實在看不下去了，就給總務局打了個報告，給陳家特批了一筆款項，這才讓陳家不至於餓死。
對於陳布雷來說，生活上的拮据並不能打敗他，能打敗他的，只有精神上的毀滅。
隨著時局的變化，老蔣家的大房子天天在往下掉磚牆磁瓦，明眼人打眼一瞧，就知道這座危房的倒塌，也就是在眨眼之間了。
眼見得這種形勢，陳布雷的精神也是一點點地失去了光彩。
本來給老大寫稿子，就是一件耗費心神的工作，時局的變化，讓老大的脾氣也是一天天的暴躁，一篇文稿要反反覆覆修改十來回。
這種工作折磨，也在一點點地蠶食著陳布雷的意志。
最為難受的是，陳布雷主管的是宣傳工作，而倘若是如實進行報道宣傳，必然會影響軍心；於是，陳布雷每天都只能寫著那些美好的謊言，這種違心的工作，讓他疲於應對。
這就像是國足今天輸給越南，明天輸給安道爾，後天又輸給女足，你不能如實報道也就罷了，還得把輸球吹成贏球，這簡直就是大冷天給你灌熱開水，冷熱交替之間，精神也就發燒了、模糊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了（本文來自百家號“賤議你讀史”原創，其他平臺均為搬運）。
結局
換做是別人，比如說我吧，我會選擇明哲保身。
但是陳布雷不會選擇明哲保身，他不允許自己眼睜睜看著房子的倒塌，於是，他選擇了文人最直接的表達方式，那就是“諍諫”。
他討厭這無休止的內戰，討厭這無休止的物價飛漲，討厭這無休止的民不聊生，他討厭夠了這已經發生的一切事實。
他多次直言，這時候應該罷兵休戰，以議和來換取休整。
不料，卻被老蔣痛斥為“書生誤國”、“迂腐之言”、“不堪大用”，如果這些直言還沒觸碰到老大的逆鱗。
那麼，陳布雷後來直言，要把蔣、宋、孔、陳那些藏起來的金條美元拿出來，用來支援戰事，改進民生。
這直接就觸碰到了老蔣的逆鱗，人老大都已經把去南方小島擺上了日程，你卻要伸手進身體，從人家的肋骨上扯下金條美元，那就是要人命了。
一次也就罷了，兩次、三次、四次，反反覆覆的說，老蔣從煩躁轉化為了嫉恨。
陳布雷的這番“愚忠”，是對心中那一份“知遇之恩”的執念，他感恩於這個人給了自己施展才華抱負的平臺，這“從一而終”的執念，不容許他有異心，也讓他明知前方是死衚衕，也毅然不回頭。
明知事已成定局，天意不可違，人言難繼。
對於有著執念的文人來說，諍諫沒用之後，剩下的只有“諫命”了。
1948年的11月初，“諫命”這個想法一直縈繞於他的心頭，而老蔣的那一耳光，和說出的那一番話，或許才讓他最終下定決心赴死吧。
11月的某一天，陳布雷依舊直言上諫，本就心情煩躁的老蔣，被眼前這個人激烈的語言惹惱了，一耳光甩了過去。
“啪”的一聲脆響，讓旁人也為之抖了抖。
老蔣仍舊餘怒難消，痛斥陳布雷自己教子無方，教出來的女兒和兒子，全都跑去了對面。
女兒和兒子的理念和自己背道而馳，家庭的分裂和不穩定，這本就是陳布雷心裡不可觸碰的頑疾。
這下好了，當眾捱了一耳光不說，還被老大一刀捅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這讓陳布雷萬念俱灰，對這世間也再也什麼留戀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在臥室裡服藥而亡。
距離他58歲的生日，只有兩天。
說來也是有些諷刺，在陳布雷以死明志後，居然極盡哀榮，老蔣親手書寫了“當代完人”四個字，作為對陳布雷的評價。
並且帶著家人、高官們，一同前往祭拜。
祭拜之後，由老蔣的兒子一路護送靈柩到杭州安葬。
後記
陳布雷的死，給當時已經風雨飄搖的老蔣集團，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和震動。
雖然明面上宣傳陳布雷是“以死報國”，但是，在明眼人看來，他這一死，其實就是先行一步，做了一個殉葬者。
陳布雷活得很矛盾，他廉潔奉公、一直恪守著自己的行事準則。
他身居高位，但本質上只是服從於老蔣意志力的一個執行者而已，面對一個剛愎自用的領導，他在領導的決策中，完全起不到什麼作用。
他愛國，也想報效國家，但卻走不出自己畫地為牢的“知遇之恩”。
用荀彧和曹操的關係，或許還不太恰當，曹操畢竟也是一代梟雄。
用田豐和袁紹來形容兩人，或許比較合適吧。
能者，輔之；不能，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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