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秦王嬴政橫掃六合，一統天下，是為始皇帝，他自稱“朕”，並將“朕”作為皇帝專用的自稱。不少人都認為秦始皇之前的天子自稱“寡人”、“孤”，但現實並不是如此，“寡人”和“孤”都是王的自稱，天子一般自稱“餘一人”，那麼什麼是“餘一人”，有什麼樣的含義呢？
“餘一人”是殷商、西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常見的君王自稱語。“一人”原為數量詞，而後語義轉移，在殷商時期專指國家最高統治者，具體的語用涵義取決於語境。西周春秋漢語中“一人”所指泛化，且“我一人”、“餘一人”交替使用，說明“餘一人”不是固定語，與“一人”連用的第一人稱代詞具有時代性。春秋時期諸侯、君王自稱“餘一人”是使用古語現象。
秦始皇雕像
01
“餘”與“一人”有什麼關係？
“一人”的最初形式應為數量詞，意為“一個人”。古文《尚書》所記載的商以前史料中有此用法。例如：“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處的“一人”就是泛稱，指“一個人”。
在大多數情況下，“一人”是專指商王的。“一人”的語義在殷商時期已經基本固定，主要表示最高統治者，可以是自稱也可以是他稱，語義相當於後世的“王”。在這種情況下，漢語中便用“一夫”來代替“一人”語義轉移後留下的語義空位。《尚書·說命下》中“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說明“一夫”已經補上了原有“一人”的語義空位。
孫星衍
清朝學者孫星衍註疏“予一人”時說：“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雲：‘尚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一人”到底是自謙的說法還是體現了王者獨一無二的統治地位要根據語境具體分析。“餘”與“一人”連用常被當作“餘”是第一人稱代詞單數形式的證據，我們的看法與之不同。
“餘”是殷商漢語中使用頻率很高的、表示說話人自身的第一人稱代詞，“餘”的高使用率是“一人”與之結合使用的前提條件。二者的結合並不是為了突出“餘”的單數義，而是為了將稱代自我和表達身份特徵結合起來。因此，“餘一人”首先是一個自稱詞，其次才是它的專屬性和特殊語用涵義。另外，“餘一人”在語義上可以突出君王特殊的社會地位，是身份特徵的描寫，也可以根據語境產生其他涵義。從語用上說，商王使用“餘一人”自稱比後世皇帝使用“朕”自稱更具策略性和藝術性。但由於詞形過長，在經濟性方面較“朕”遜色。
影視劇中的天子
02
殷商漢語“餘一人”有什麼語用功能？
語用涵義是指某個詞的基本義結合特定語境所產生的某種具有性的蘊涵意義，語用涵義在話語中的作用就是語用功能。“餘一人”是商王的專稱，但其使用不具強制性。“餘一人”的使用多出於某種語用涵義表達的需要，當語言中不需要表達特殊語用涵義時，則多用“餘”、“朕”自稱。
語境對於“餘一人”具體語用涵義的理解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今文《尚書·商書》中商王共七次使用“予一人”自稱，從這七次“予一人”的使用語境看，“予一人”在句中總是與“爾”、“汝”、“各”、“汝眾”、“汝萬民”、“爾眾”等表示複數語義的第二人稱代詞或其他涉及的多數人對稱。因此，使用“予一人”自稱時對聽話人有數量上的要求。
影視劇中的秦王
表面上看只是單數和複數語義的對舉，實則體現了王者的獨特身份，突出了君王和民眾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句內語境分析提供了“予一人”使用的條件與限制。“予一人”語用涵義的確定需要擴大語境範圍。比如商湯出師伐桀誓詞中的“予一人”就是為了展現王者身份和威嚴，以便下文對臣民採取震懾手段的。因此，《湯誓》中的這例“予一人”是商湯統治身份的強調，目的是讓那些臣民知道君王具有執行獎懲措施的權威和能力，臣民必須服從。
此處的“予一人”不是謙稱而是彰顯身份。《湯誓》軼文“餘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商湯兩次使用“餘一人”自稱表明王者身份，同時也表達了君王獨自一個人承擔責任的氣度與胸懷。
盤庚
再比如，出自《尚書·盤庚》的“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和“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從事件發生的背景來看，商王盤庚將都城遷到殷，但受到社會各方面勢力的反對，盤庚苦口婆心地向大家陳述遷都的好處以及不遷都的危害。為了說服大家認可新都，盤庚言辭懇切，恩威並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盤庚利用“予一人”自稱常將自己置於一種為國家著想，卻不被臣民理解的境地，凸顯了他竭盡全力為民所想、為民所作的王者情懷。
“予一人”不再有高高在上的言外之意，相反，一個人要說服這麼多的反對者，對君王來說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以“予一人”自稱既表明了自己的王者身份，又可以暗示自己勢單力孤，需要大家的扶持，可以起到更好的說服效果。此處的“予一人”似乎具有自謙的功能。因此，《尚書·商書》中“予一人”在表達具體語用涵義時不能一概而論，必須結合句內和句外語境。
盤庚遷殷
“一人”本身就是非確指的數量詞，語義模糊。第一人稱代詞“餘”與之組合後，在不同的語境中很容易產生不同的語用涵義。相對於秦以後皇帝以“朕”自稱，“予一人”在實際語言交際中比“朕”更具靈活性和藝術性，它在表達君王身份的同時還可以根據不同語境表達一定的言外之意。
甲骨文中商王有時也使用“餘一人”自稱，貞人也可以使用“一人”專指商王。例如：“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三酉（酒）劦，自上甲衣至後，餘一人亡禍。”與傳世文獻不同的是，甲骨文中商王使用“餘一人”的句內語境中並無一個表示多數人的代詞或名詞與之相對，而是在句中單獨使用。
商紂王
從指代功能看，上中的“餘一人”可用第一人稱代詞“餘”替代。但二者在深層含義方面是不同的。商王使用“餘一人”自稱時，常是以統治者的身份為國家大事占卜，如災禍、征伐、祭祀等。而商王使用第一人稱代詞“餘”自稱時，占卜內容常與君王的個人行為相聯絡，與國家命運關係不大。
因此，甲骨卜辭中商王自貞時使用“餘一人”自稱不是因為商王為了在祖先、先王之前表示謙卑，而是由於所佔卜的內容莊重、嚴肅，與國家命運相關，以王的身份占卜更合適，所以使用具有特殊身份標示作用的“餘一人”自稱。而“餘”在殷商漢語中只是一個通用的第一人稱代詞，無法表達這一語用功能。
甲骨卜詞
03
“餘一人”在西周及春秋時期的發展
對照甲骨文，西周傳世文獻中的詞彙、語法與殷商漢語有直接的繼承關係。但語言總是發展變化的，西周統治集團的原本方言必然會對西周漢語共同語產生影響，西周漢語較殷商漢語在語言的微觀層面已經發生了變化，其中包括“餘一人”的內部搭配和所指範圍。“一人”指代君王的用法出現了萎縮的趨勢。
西周漢語中“餘一人”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餘”與“一人”的組合關係變得不穩定，除“餘”外，“我”也可以與“一人”連用。今文《尚書·周書》中使用“餘一人”3次，“我一人”3次，“一人”1次。統計結果說明，“餘”與“一人”如唐鈺明所言，二者詞形還未凝固。因此，與“一人”搭配使用的第一人稱代詞具有時代性。
周天子
《尚書·周書》中“我一人”的使用符合上古漢語第一人稱代詞的發展演變事實即“我”的使用率逐漸升高，而“餘”的使用率逐漸下降。“我一人”、“餘一人”在西周漢語文獻中參差使用是第一人稱代詞“我”使用範圍擴大，在語言中逐漸替換“餘”的真實情況反映。在所指範圍方面，西周漢語中的“一人”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一人”在某些情況下已經不是天子的專稱。《尚書·金滕》中周公曾用“餘一人”自稱。周公雖然攝政，但他畢竟不是君王，“一人”的所指出現擴大化傾向。春秋時期“一人”的所指擴大化現象在文獻中仍有跡可循。《尚書·秦誓》是春秋時期秦穆公對群臣的誓詞。文中秦穆公兩次使用“一人”自稱。《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春秋末期魯哀公曾使用“餘一人”自稱。
魯哀公
子贛根據孔子的“正名”思想，批評了魯哀公使用“餘一人”自稱的不當之處，他說：“稱一人，非名也。”服虔說：“天子自稱餘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此後，在“正名”思想的影響下，“餘一人”重歸於天子自稱，諸侯王使用“餘一人”自稱便不合禮法。大小諸侯於是根據“一人”的語義，將“不轂”、“寡人”、“孤”作為不同級別諸侯王的自稱。自此，周天子與各級諸侯王在自稱方面又重新歸於一種有序狀態，傳統的禮制在表面上得到一定的維護。
西周金文中，周天子使用“餘一人”或“我一人”自稱。《大盂鼎》中“餘一人”、“我一人”各出現1次，《毛公鼎》中“餘一人”、“我一人”各出現1次。大部分西周金文篇幅不長，適合周天子使用“餘一人”或“我一人”自稱的語境較少，但從出土的西周金文材料看，“餘一人”、“我一人”的使用頻率相當，而且同一篇金文材料若有兩次這樣的自稱機會，“餘一人”、“我一人”差不多會分別使用1次。這種現象說明二者在西周漢語中已經混同，具有相同的所指和語用價值。西周金文中“餘（予）一人”和“我一人”的使用量分佈與西周傳世文獻的記載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