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春秋時代的《考工記》記載，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們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臺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構圖，相鄰為九，間隔為五。但是，至今尚未發現這時期的明堂遺址。不過，作為一種祭祀性建築，它應當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中。

雖說，禮制興起於兩週時期，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禮制建築，卻是出現在漢朝的。我國曆史上最早的禮制建築位於長安，至今我們仍能在西安市西郊找到三處漢代禮制建築遺址，它們分別為：明堂辟雍、官社官稷以及王莽九廟。

今天，我們就來重點講一講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是漢代皇帝“明正教”的場所，也就是王朝用於教化臣民的禮制建築。從規格來看，明堂辟雍是所有禮制建築中最高的，其使用權專屬於皇帝一人。

根據現存的遺址來看，這座明堂辟雍下有一座高達六十米的夯土結構，夯土臺上還修建了一座“亞”形的臺榭，臺榭的邊長約為四十米。在明堂辟雍的周圍，還有一圈正方形的圍牆，周長約為一千米。在圍牆之外，還有一條環形水渠，邊長約為三百六十米。雖然明堂辟雍的圍牆、護臺渠的規模比較大，但明堂辟雍的主體建築卻僅有289平方米。

明堂辟雍的最高處，有一座名為“太室”的方屋，漢代皇帝便是在這座太室內完成宣教的。在太室以下的中間層，還有四座小室，分別為位於南方的明堂，位於東方的青陽，位於西方的總章以及位於北方的玄堂。因史料中有“明堂外水曰辟雍”的說法，所以該建築被後世稱作“明堂辟雍”。

到了東漢時期，因為樓閣水榭建築逐漸興起，所以明堂辟雍逐漸被取代。後世的明堂，多為樓閣結構。一般來說，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修建明堂的王朝往往是大統一王朝。例如：東晉乃至隋朝期間的小型王朝，都沒有能力修建明堂。由於，明堂的繼承存在斷層，所以以後的明堂已不具漢明堂的形制。

唐朝是一個大一統王朝，國家亦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主持修建明堂。只不過，由於漢至唐之間夾著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斷層，所以唐人已無法確定明堂的具體形制。禮部的官員對如何修建明堂眾說紛紜，皇帝亦不敢自作主張，以至於，唐明堂的修建被擱置下來。雖說唐朝的明堂沒有成型，但當時的禮官仍拿出了一套建設方案。

從史料的記載來看，唐明堂的設計圖相當考究，集合了道、儒、陰陽、堪輿等多學派的觀念，象徵的含義極其寬泛。到了武周時期，武則天篡唐以後迫切需要確立武周王朝的合法地位，所以大膽地對明堂地形制進行了改革。雖說，武周朝的文武大臣對該不該修建明堂仍存在爭議，但在武則天的主張下明堂工程仍於洛陽展開了。

不過，武則天修建的這座明堂已與漢代明堂存在著較大差異，明堂內的室數和堂數明顯違背了漢代形制。這座明堂僅沿用了漢明堂上圓下方的基本構造，用以指代“天圓地方”。下層修有四個堂室，用以代表四時；中層的十二座堂室則代表了十二個時辰；上層的二十四堂室則指代二十四節氣。

武周明堂仍沿用了漢明堂辟雍的設計，在明堂周圍修建了以鐵製成的水渠。雖說，武周朝的工匠已儘量模仿漢明堂的形制，但築造出來的明堂已面目全非。可以說，每個王朝的皇帝都曾試圖還原漢明堂，但不是每個朝代都有人力物力去修建這座龐然大物的。

首先，明堂是漢代最經典的禮制建築，亦是禮教傳承的重中之重。想要修建這樣一座禮制建築，必須要考慮到這座建築的含義是否符合公眾的認知，否則，這樣的建築是不具備威懾力的，反而會為統治階層招致非議和爭論。對於那些實力較弱的王朝和統治者而言，完全還原漢代明堂的難度難於登天。

其次，明堂對於統治者而言意義不大，除非是像武則天這樣以周代唐的“非法”政權，迫切地需要這種禮制建築宣揚王朝合法性，否則對於穩定的王朝而言用大量人力物力去修建一座明堂是得不償失的。畢竟，在具體應用上，皇帝每年僅會來到明堂進行一次佈道。至於那些文化較弱的王朝，修建明堂更沒必要，明堂對於王朝發展而言意義很小。

李唐復辟之後，唐王室曾想要拆除武周朝的明堂。不過拆除明堂所消耗的經費是個天文數字，所以經過再三考量，朝廷僅拆除了明堂的頂層，將武周明堂進行了改建而已。屋頂改為八角形，比原建築矮去95尺，原來屋頂的九龍捧蓋改成了八龍捧火珠的形式。這也使得漢明堂、唐明堂以及後世那些頂著爭議修建的明堂加在一起，才僅有區區五座。

參考資料：

【《考工記》、《舊唐書·禮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