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實行的是輕田租而重賦稅的賦斂政策，農民不但要承擔口賦、算賦等繁苛的捐稅還要繳納以貨幣形式徵收的勞役代金，同時受到封建國家和商賈的雙重剝削。農民如此辛苦卻不足以謀生，生活水平不及手工業者，更不如商人，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一個經濟領域的高度繁榮，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勞動力的流向。農業生產者迫於生計再加上逐利慾望的驅動，紛紛走出田地，一時間小農背本逐末成風，從事冶鐵、採銅、鑄錢等行業者不計其數，班固嘆之“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大量人口棄農，將直接對農業生產造成影響，甚至動搖整個社會的經濟根基。農業是天下之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減少將直接動搖社會根基。即使遇到豐收年份，人民僅僅也只是勉強度日，絲毫沒有剩餘，糧食儲備嚴重不足。因此，稍有災荒，就會出現“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鬻賣爵子”的悲慘局面。另外，高度繁榮的商品經濟其實只是給部分人提供了創造財富的機會，“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這部分人非權即勢；而農民棄農之後，也從無非是逃亡山林，或淪為佃農、奴婢，雖然從事商業生產，但得不到實實在在的商業利潤，改變不了被盤剝的命運。

如此一來西漢社會流民數量就會急劇增加，從而加重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對社會秩序的穩定構成了威脅。依此情況發展下去，國家用度不足，必將加重老百姓的稅賦負擔，原本就深受政府、商人的雙重迫害的勞動人民的勢必會忍無可忍起來反抗，甚至動搖西漢王朝封建統治的根基。

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造就了一批豪富，他們“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他們與政府官吏相勾結，套取政府資訊，搞不法投機，“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場，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積累財富後，不但不為國家所用，反而公然違抗法紀，對抗朝廷，擁有鉅富的豪強勢力因此逐漸膨脹。富商大賈勢力的不斷壯大，加劇了土地兼併。生產技術水平低下，商人積累的資金，沒有合適的投資去向，只好大量用於購買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他們往往是規田千頃，而且佔田越多獲利越大，“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佔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泰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加上文景時期不限兼併，故漢代土地兼併發展迅猛，到武帝時出現了“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劇烈的土地兼併，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空前尖銳，農民起義時有發生。限制土地兼併，成為執政者不能迴避的社會問題。

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無疑對西漢王朝帶來極大的衝擊，直接表現為國庫虧空，用度不足，急劇膨脹的富商大賈勢力甚至有動搖漢室統治根基的趨勢。西漢政府一直慣行的“黃老無為”、“與民休息”經濟政治政策以及緊縮的財政政策，顯然已經很難適應當前對外解決民族矛盾、對內解決富商豪強的需要了。因此，對漢興六十餘年來的財經制度，作全面徹底的調整與變革，無疑是擺在漢武帝面前的一項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