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四一年，委實是我們歷史上一個頗為重要的年份。
周厲王姬胡任用“好專利”的榮夷公做執政的卿士，“國人”很是不滿，製造了“國人暴動”；就是在這一年。隨後周厲王姬胡被趕到了彘地，並於十四年後死在了那裡。這是被記載在《國語周語上》中的一段歷史。
因為這一事件，姬胡成為了歷史上有名的“無道”暴君。後世的學者們總結為兩個罪名：其一是出自《史記周本紀》上的記載，說是厲王暴虐，使得“國人”都誹謗他，後來他從衛國找來一個巫，去監視他們，有敢於誹謗的，就會被殺掉；嚇得“國人”們在路上相遇，只能去確定一下眼神，再不敢多說一句話了。即便是召公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道理規勸他，他都不聽。其二就是厲王任用了“好專利”的榮夷公來給他斂財。
基於他以上的暴虐行徑，在他死後，蓋棺定論的時候，給他贏得了一個“厲”字作為諡號。“厲”的諡號的涵義在《尚書逸周書諡法解》上說得很明白，“殺戮無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愎狠無禮曰厲、扶邪違正曰厲、長舌階禍曰厲。”如此一來，厲王的罪名也就妥妥地背下了，一直背了幾千年。
那麼，歷史上的周厲王真的是這樣嗎？
周厲王諡號“厲”的由來
既然說到了諡號，我們不妨先從他的諡號由來說起，《白虎通義疏證右論帝王制諡之義》稱“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也就是說厲王的諡號是由他的大臣和貴族們給他定的。儘管如此，我們似乎還是有一些暈。
當我們看慣了和珅那般專拍皇帝馬屁的大臣，以及“三家分晉”那般當著國君的面分了國君家產的大臣，我們就更有些困惑了，那些在周厲王死後，給他定了“厲”這個諡號的大臣，究竟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呢？
若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搞明白西周社會的各個階層及君臣的關係了。
西周克商以後，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也就成了周王室的囊中之物。根據“分封制”，周王將這些土地、人民分成一些份，分別賜予他的一些親戚、子弟。並要他們帶著他們各自的族人、周王賜予他的人民去受封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就是金文《大盂鼎》銘文所載的“受民受疆土”了。
《說文》稱：“國，邑也。”（值得醒目的是，此時的“國”與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的“國”並不是一回事）國君們在“邑”的周圍築起圍牆，圍城內稱之為“國”，貴族、諸侯的族人以及服務於貴族的小手工業從業人員居於其中，稱之為“國人”；圍牆以就是“野”，居住著周王授予的殷商移民、受封地的原住民，還稱他們為“野人”。
何茲全在其《中國古代社會及其向中世社會的過渡》一書中說，最初的“國人”是包括了貴族的，因為貴族們也居住在“國”中。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時期，貴族才逐漸從“國人”中分化出來。儘管如此，還是保留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國人”還有強大的社會勢力，對政治問題很有發言權，而且可以參與政治活動，過問國家大事。甚至都有“詢立君”，即廢立君主（據《周禮小司寇》）的權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國人中是包含了一部分貴族的；同時，“國人”們所具有的權利，自然也可以為貴族、大臣們所有了。
同時，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又是層層分封的。即天子將土地分給諸侯，諸侯又將受封的土地分成幾塊授予卿、大夫。這便是孔子所說的“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了。
點選
這樣層層的分封所形成的諸侯、卿、大夫都被授予一定的爵位或者官位，同時享有其受封土地上所得利益的絕對支配權。他們定期向其封建主進貢，並隨同封建主進行征伐等。當然，天子、諸侯也會留下一塊自領的土地，由自己的家臣代為掌管，並依託這些土地獲得經濟利益。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西周時期的君臣關係，也不像我們所熟知的帝制皇權時期，君主對大臣們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是殺罰的權力。更像是一個以土地大所有者為中心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共同構成的統治團體。所以，他們是有足夠大的權力可以廢黜厲王，進而送他一個“厲”的諡號做惡名的。
周厲王、榮夷公所推行“專利”的具體舉措雖然在《國語》、《史記周本紀》中沒有做正面交代，細玩文義，我們大概可以斷定，不過是周厲王將山林川澤之利收到了自己手中，使“諸侯不享”（據《國語周語上》）。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講，正是因為厲王“專”了山林川澤之利，侵犯了貴族、“國人”的利益，才致使了“國人”們的反抗，貴族們在其死後還不忙送他一個“厲”的諡號
歷史上真實的周厲王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麼，厲王君臣“專”了山林川澤之利，這個事件本身是否可以視之為“厲王虐”的理由呢？或者說，厲王君臣的“專利”，是否有他合理的理由呢？
《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稱：“厲王無道，戎狄寇掠”，“厲王無道，淮夷入寇”。《多友鼎》銘又稱嚴允入侵。以上的引文中稱“厲王無道”，導致了內憂外患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因為這種戎狄侵掠的情形是早在厲王當政之前已經出現了的，並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錢君倒以為，正是因為迫於內外交困的情形，厲王不得不四處征伐才最終落了一個“無道”的罪名才是。
如《史記楚世家》中說得就很明白了，“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由此，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講：厲王於周王室內外交困的情形之中繼位，透過一系列抵禦戎狄侵掠戰爭的勝利，才暫時緩解了這一局勢的每況愈下，進而促成了宣王時期的中興。
當然，凡是戰爭總會有利有弊，總要難以避免導致國家財政的捉襟見肘。如此看來，周厲王、榮夷公所推行的“專利”也是無奈之舉，厲王未必應該獨任其咎呢。正如漢武大帝的赫赫戰功，又何嘗不是以國庫虧空，百姓生靈塗炭為代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