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對於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程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專制主義帝國。這是東方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秦統一改變了中國史的走向。秦政也對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格局形成了規範性的影響。秦王朝執政短暫，公元前207年被民眾武裝暴動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敗，在後世長久的歷史記憶中更多地被賦予政治教訓的意義。然而人們回顧秦史，往往都會追溯到秦人從立國、崛起，逐步走向強盛的歷程，也會思考秦文化的品質和特色。代代學者就此進行了長期的認真的研究，得考古發掘收穫等多重證據，相關認識不斷深入。中國文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秦文化叢書》，就是值得關注的新的學術成果。

秦人早期曾經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史記·秦本紀》說秦人先祖柏翳“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漢書》則作“育草木鳥獸”“養育草木鳥獸”，經營物件包括“草木”，暗示農業和林業在秦早期經濟形式中也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間的地方建設了畜牧業基地，又聯絡草原部族，團結西戎力量，國力逐漸強大，後來向東發展，在雍定都，成為西方諸侯國家，與東方列國發生外交和戰爭關係。秦國的經濟進步，有利用“周餘民”較成熟農耕經驗的因素。秦穆公時代“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是以關中西部地區作為基本根據地實現的政治成功。

秦統一的實現，後人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其實，秦始皇完成統一的空間範圍，並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原戰國七雄統治的地域，亦包括對嶺南珠江流域的征服以及“西北斥逐匈奴”的成功。《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王翦）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從時序看，事在王賁、李信“破定燕、齊地”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之前。遠征南越，無疑是秦統一的戰略主題之一。而蒙恬經營北邊，又“卻匈奴七百餘里”。南海和北河兩個方向的勝利進取，使得秦帝國的版圖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的總和。

對於秦富國強兵，終於實現一統的具體條件，可以進行技術層面的思考。我們注意到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面體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勢上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當的重要因素。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的超越。秦的學術文化傾向特別注重實用之學的特點，與這一歷史現象有關。秦在技術層次的優勝，使得秦人在兼併戰爭中能夠“追亡逐北，伏屍百萬”；“宰割天下，分裂河山”，最終“振長策而御宇內”“履至尊而制六合”。當然，正如閻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所指出的，“秦國專制君權較早就發展出了相當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能夠“有效地規範行政秩序和官員行為”，“保證行政機器的精密運轉”，也是秦成功實現統一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若干合理的行政和監察措施，據秦執政者的自我宣傳，“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政治最為清明的國家”，這當然也是秦能夠“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的重要條件。

秦王朝的專制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干方面對後世有規定性的意義。子思作《中庸》，引述孔子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書同文”，成為文化統一的一種象徵。但是在孔子的時代，按照儒家的說法，有其位者無其德，有其德者無其位，“書同文”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想。戰國時期，“書”不“同文”的情形更為嚴重。正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天下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於是，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議以“秦文”為基點，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與“秦文”不一致的，統統予以廢除，以完成文字的統一。歷史上的這一重要文化過程，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中寫作“書同文字”與“同書文字”，在《史記·六國年表》與《史記·李斯列傳》中分別寫作“同天下書”“同文書”。秦王朝的“書同文”雖然沒有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當時能夠提出這樣的文化進步的規劃，並且開始了這樣的文化進步的實踐，應當說，已經是值得肯定的偉大創舉。

秦統一之前，區域文化個性鮮明。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將東周時代的中國劃分為中原、北方、齊魯、楚、吳越、巴蜀滇、秦7個文化圈。關於其中的“秦文化圈”，論者寫道：“關中的秦國雄長於廣大的西北地區，稱之為秦文化圈可能是適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興起，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文化。雖與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點仍甚明顯。”論者指出戰國晚期“秦文化的傳佈”這一時代特點，“秦的兼併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後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繼此之後，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範圍絕不限於亞洲東部，我們只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理解秦文化影響長遠的意義，應當重視“從世界史的高度”進行考察。

《秦文化叢書》編者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以熱誠的語言表達了對於秦文化研究充滿責任意識的殷殷之心：“三年前的春天，我們啟動了《秦文化叢書》（十卷本）的編撰工作，目的是比較全面而系統地對秦文化予以梳理，並以一卷一題的形式，給大眾提供一套比較全面而系統，閱讀也少有障礙，能對秦文化有一個大概瞭解或大概印象的簡明或通俗讀本。當然，也有遠一點的理想期望，就是雅俗共賞。秦文化博大精深，遠不是十卷所能窮盡的……諸先生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學精神，更是當今社會稀罕而亮麗的風景，給浮躁的風氣提供了鏡鑑，也增添了我們看未來的希望和光明。”讀到這裡，我作為以秦文化作為畢生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的學者，不能不深心感動。

《秦文化叢書》涵括歷史卷、地理卷、軍事卷、人物卷、制度卷、思想卷、文獻卷、考古卷、典故卷、文化卷十卷。總體說來，對秦文化的考察和說明比較全面，視角大致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各有新見，雖亦互見得失，然而堅持實證原則的學術風格是值得肯定的，其治學精神當得起“當今社會稀罕而亮麗的風景”的讚揚。學者們的“勞苦付出”尤其值得尊重。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