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曾說：“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在宋朝時指點江山，不可一世的文人們，到了元朝卻只能寄情與元雜曲之中的嘲弄風月，縱情花酒來麻醉自己的精神與心靈。

指點江山的宋代文人

宋代文人地位

宋代政治2113的特點重文抑武，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在太廟密室之中立下誓碑，後世新皇帝繼位都要進去恭讀碑文遺訓“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自太祖以來，宋朝便一直流傳著不殺文人的不成文規定。

也正是在這種政策的保護下，文人在宋朝時的地位達到了頂峰，朝廷不只擴大科舉取士的範圍及職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還將取士的名額相比唐朝，擴大了十倍，當時皆雲“布衣草澤，皆得充舉”“朝為牧牛郎，暮登天子堂”。

最有名的便是，名將狄青向文官集團的韓琦為自己手下的武官焦用求情，狄青立於階下，對韓琦求情道“焦用有軍功，是為好男兒。”哪知韓琦不屑一顧道“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說罷，依舊斬了焦用。

在宋朝時看來，武官只是些只知打打殺殺的莽夫，真正的國家大事都應在文官手中，也正因為如此，也讓宋朝在這300多年的時間裡，成了漢民族的屈辱史。

然而，到了元朝，在馬上得天下的蒙古騎兵統治之下，文人地位急劇下降。

名將狄青

元朝文人地位

在當時，元朝政府按人們所從事的職業，把被征服的臣民詳細劃分為十個等內級即“十流”容：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時人曾感嘆道：“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儒生的地位列娼妓之下，乞丐之上，也讓後來的文人們冠上了“臭老九”的帽子。

即使是在延祐二年（1315）恢復科舉之後，漢族文人的地位也依舊未能得到改善，源自於蒙古人將統治下的人種又分了四等，第一等為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第三等為漢人，第四等為南人。

在科舉考試中，蒙古人與色目人的要求比漢人與南人低了很多。漢人與南人還被要求多試一場，要求寫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

但同樣的也好景不長，在元朝近百年的時間，一共才舉辦過十六次科舉。

寄情元曲的元代文人

統治者眼中的漢族文人

崛起於漠北，習慣於草原遊牧生活的蒙古統治者有著與中原漢地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他們有著征服東西方几乎未逢敵手的獨特經歷。這也導致他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其他後進民族入主中原時的自卑感不同。他們並未進行全面的漢化，而是毀滅了大量漢族文化典籍，也殘害了許多文章道德堪稱楷模的文士儒臣。

他們將以往儒家所看重的仁義禮智信不屑一顧，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

顯然，在他們看來，文人並不能保家衛國，只有馬背上的戰士們才可以，這是在這種實用主義的驅使下，元朝統治者極度厭惡傳統漢族雅文化，反而更看重民間百工技藝、卦術命相等實用功利較強的俗文化。

忽必烈

也正是這種原因，才讓強大的元帝國不足百年便滅亡了，在元朝末期，諸人起兵之時，天下文人積極響應。這也影響了後來的清朝，是清朝統治者對漢族文人積極的籠絡，才使清朝國祚綿長了這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