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農耕文化——篳路藍縷創神話
二、耕種製陶，因地制宜
從陶寺遺址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陶寺生活的遠古先民的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都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帝堯時期的先民在這裡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穩定的農耕生活。帝堯時期陶寺農耕文明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有了用於農業生產的完備器具
陶寺遺址出土的農具種類豐富，材質上有石質、骨制和木質的，種類有刀、鏟、斧、耒、耜等，其中耒、耜是農耕的重要工具。《易經·卜辭》有載：“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表明耒耜的製造是我國古代農耕社會的一大進步。
2.有了用於儲存糧食的器具
在陶寺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木質的“倉形器”模型器具，取義墓葬主人在死後也有糧食儲存之器。這從另一方面顯示了陶寺先民農業有了較高程度的發展，已有可供於儲存的剩餘農產品。
3.有了成熟的鑿井技術
水井是適應村落定居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客觀需要，是以原始手工業和生產工具的進步為基礎的。在陶寺遺址中發掘有4眼水井，井上口為圓形，底處為方形，井底周圍用木板隔擋，井深約有16米，井底還沉積了大量用於汲水的扁壺碎片。陶寺水井的發現，表明陶寺遠古先祖已經有能力解除對河流湖泊的水源依賴，進而遠離洪水的侵害，向更廣闊的地域發展農業，水井的出現既滿足了先民的日常用水，也為農作物的灌溉提供了水源供給。我國是世界上發明水井最古老的國家，在我國的中原黃河流域是目前所知發明使用水井的最早的區域之一，因此，陶寺先民的鑿井技術在我國和世界農耕文明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正如《擊壤歌》所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史料記載在帝堯時期就已開始開鑿和推廣水井，水井的出現，給予先民從河邊窪地向高處遷徙的條件，先民們也得以安居，繁衍後代、壯大部落。水井與人類文明有著密切的關係，離開家園，人們會說是“背井離鄉”，談及城市文化，我們常說是“市井文化”，所以，無論是在村落社會還是在城市社會，“井”都是人們心中家園的象徵物。臨汾市堯廟景區內還有“堯井臺”景點，旁邊有“天下第一井”幾個大字；2018年臨汾“堯王杯”馬拉松賽上，獎牌就採用外形為“井”字、內為“垚”（古代同“堯”）字的設計樣式。均是陶寺“井文化”相關景觀的重要組成。
4.製陶工藝的發展
陶器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促進了原始先民生產力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的製作是一種創造性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表現。在陶寺遺址發掘有燒製陶的作坊區，為專門製作陶器的生產地，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製陶工具。在製陶作坊區出土了九個陶窯，火膛大、底部小，整體類似圓葫蘆形狀，形制設計科學合理。出土陶器種類豐富、工藝成熟。從遺址出土的陶器看，製陶工藝在當時的陶寺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主要表現在由手製發展到輪制和模製，並且先民可以熟練掌握燒製過程中的火候要求等。製作陶器的原材料也多就地取材，製成泥制的或夾沙陶器。既有生產生活的實用性的器具，也有裝飾物和禮儀祭祀類用品。盛物用器造型美觀，有缸、甕、盆、缽、碗、酒具等；祭祀禮儀用具厚重莊嚴，如小口圓肩罐、壺、盤等，形式多樣。陶器的製作工藝也體現出製陶工的專業性和當時繪畫技術水平的發展程度，陶器上繪有鳥獸形狀的花紋及裝飾物，尤其是較為典型的蟠龍紋陶盤，栩栩如生，是較為精湛的工藝品。陶器中有的胎薄質細，磨光打平；有的色彩明亮，圖案清晰，層次分明。陶器製作使用顏色有黑、紅、黃、褐等，對顏色的掌控則是對製陶技術的要求。
5.房屋建造技術發展
陶寺出土的居住區遺址中有很多小型的房基遺址，有直接在地面起建的，也有半地穴式的和窯洞式的房屋建築，陶寺遺址早期出土的房屋以窯洞式為主，晚期多為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房屋內白灰牆面，一方面是使房屋更為堅固和衛生，另一方面也起到防潮的作用，中部設有爐灶，邊上有土炕，是後來黃土高原房屋建築的雛形。遺址除排列整齊的房屋外，還有專門用於儲存糧食的窯洞、做飯的爐灶等，整體住房佈局合理，反映了陶寺先民建築水平和人們生活的進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房屋建築理念也可視為是較早的生態型建築，這也是能夠在當地推廣採用和傳承改進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較為典型的反映陶寺鮮明農耕文化的內容外，在陶寺遺址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彰顯出當時陶寺的文明程度，在此不一一贅述。由此可見，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先民就擁有較為發達的農耕文明，也正因如此，帝堯領導下的氏族部落才能在這裡繁衍生息、發展壯大，開啟了“最早中國”的程序。
三、聚落部族，禮儀規範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陶寺遺址出土的眾多文物也說明在帝堯時期已具備合乎禮儀規範的規矩禮法，這也基本確立了華夏五千年文明的價值體系。首先從出土墓葬可看出當時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文明程度，各類禮儀文物完備、等級差別形成的禮儀差別，殯葬儀式、君臣之禮分明，體現在觀象臺的祭祀功能、墓葬的不同型別、陪葬物品的不同等方面。墓葬表現的形態也體現出民間禮俗，如出土墓葬屍體和隨葬物品方向均朝向崇山，由此可見，規範統一的下葬方式已成為民間社會的禮俗內容之一，同時這也是民間風水觀念的反映。有學者認為陶寺文化中已確立了“中”“和”的觀念。觀象臺的發掘不僅對天文學具有一定的貢獻，更是促進了帝堯時期的農業生產發展，使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升。再從史籍文獻的記載來看，帝堯命大禹治水、后稷司農、羲和觀天授時、契教民禮儀道德等。由此可見，以陶寺為中心的地區在社會管理、道德倫理以及生產力水平等方面都是較為先進的，對人文教化、社會穩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平陽地區流傳的關於帝堯的傳說中，我們也可窺探出帝堯時期聚落部族的禮儀規範。如“誹謗木”和“選賢禪讓”的傳說，即可作為陶寺禮儀文化的口頭與書面材料加以輔證。
《屍子》有載：“堯立誹謗之木”，意為堯在交通要道上設定木牌，讓人們在上面寫 上進諫之言。《古今注》同樣記載：“堯立誹謗之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錶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帝堯時期的“誹謗木”即如今的“華表”，天安門前挺拔高聳的漢白玉蟠龍石柱即為國家權威和民族威嚴的華表。在臨汾堯廟景區廣場，同樣矗立著一座華表，“堯都是華表的故鄉，華表由堯時期設立的誹謗木演變而來……是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標誌。”關於帝堯設立的誹謗木，傳說只是一根木頭，旁邊有一大鼓，無論是推薦賢士能臣，還是進言獻策，都可以把意見寫在木頭上或者敲擊鼓，進宮進言。透過“誹謗木”和“敢諫之鼓”，帝堯廣開言路，創造出“堯天舜日”的輝煌文明。誹謗木即是帝堯民主治世的標誌，也為後代帝王民主納諫提供了參照標準。如《鄒忌諷齊王納諫》中講述的齊威王讓大臣、百姓指出政績過失；漢文帝在位期間效仿堯舜，廣開言路；唐太宗李世民虛懷納諫，他與魏徵的故事廣為流傳，是踐行帝堯時期民主納諫的形象表現。現在在襄汾地區，還有村落的由來與帝堯“誹謗木”納諫的傳說有關聯，在襄汾縣襄陵鎮有一名為“四柱”的村落，傳說是在村子的十字路口有一個四柱木欄，讓人們寫下對帝堯時政的意見，後來村名也改名為“四柱村”。堯廟景區中廣運殿（也稱為“堯宮”）前兩側的木樁也是複製帝堯設立的“誹謗木”。隨著原始社會的瓦解，奴隸制、封建制度的確立，普通民眾沒有了議論政治是非的權利，“誹謗木”作為皇家建築的一種特殊標誌，被置於皇宮或帝王陵寢前。但是關於堯舜開啟民主政治先河的傳說卻一代代流傳下來，成為我國政治清明最早時代的典型記憶。
關於帝堯選賢禪讓的傳說流傳時間長、範圍廣。伴隨著帝堯訪賢傳說的流傳，在晉南地區也有一些地方風物被冠以與帝堯訪賢相關的文化內涵，構成地方社會的“風物傳說”。《襄陵縣誌》有載：“巢父，荊村人，年老以樹為巢，居其上，人稱為巢父。與許由友。堯以天下讓由，由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膺而下之，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許由悵然不自得。曰：‘曏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下流也。今有水名巢溪。如今縣人皆稱巢溪為洗耳河。此地有山叫箕山。舊為襄陵十景之一。”荊村距離陶寺村四公里，有一小溪稱為“洗耳河”，傳說便是巢父洗耳處。由此可見，地方風物傳說也可印證帝堯艱難的訪賢之路。荊村原屬於襄陵縣，今屬於襄汾縣新城鎮，有城爾裡、溝爾裡、疙瘩、新莊和南溝裡五個自然村。現城爾裡村路邊宣傳牆上有關於“洗耳河”傳說的由來：“村人大都記得，我村東門外有條河，人稱洗耳河，有史料記，帝堯時期，太平盛世，帝堯廣採民意，選賢任能。一日，堯王在我村東門外，溪水旁尋得巢父、許由……至今留下了堯王讓賢、巢由拒位、樊仲父也拒不飲牛的千年傳說……原我村東門外洗耳河旁曾建有‘巢許祠’並立有碑記，因年代已久，自然災害，加之臨襄線公路的兩次開拓，祠、碑不見蹤影，河流也已乾枯，但遺址猶在。”在陶寺村周邊村落流傳的帝堯訪賢的傳說和遺蹟是彰顯帝堯時期禮儀規範的珍貴佐證，共同構成帝堯文化圈。另外，在臨汾市平陽鼓樓二層稜窗上繪有帝堯訪賢、許由洗耳的傳說圖案，鼓樓南側還有一通“堯舜揖讓處”石碑，同樣是帝堯選賢傳說的景觀化敘事表達。與之相應的還有帝堯禪位於舜的傳說，在帝堯未得到巢父、許由後，四方人士都舉薦舜。“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舜耕歷山，成績卓著，他開啟了這樣的治理模式：“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經過多方對虞舜的考驗，帝堯把帝位禪讓給舜，舜繼位後建虞國，在他治理期間，民主政治繼續推行。從帝堯開始，“禪讓制”作為優越的社會組織形態在後兩代部落首領中延續，從此開啟了“堯天舜日”的中華文明。
多方例證均可說明帝堯部落具備完備的禮儀規範，無論是陶寺遺址的發掘，還是史書典籍的記載，抑或是地方民眾口頭傳說的流傳，從中體現的是帝堯時期人們安居樂業、治國安民、政治清明的社會狀況。這也是華夏文明能夠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原因，發達的農業生產、豐富的經濟資源及“禪讓制”的推行，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因素所造就的華夏文明。從堯舜禹時代氏族部落聯盟到國家的上古時期，晉南平陽一帶是作為華夏族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存在的，豐富輝煌的堯文化在這裡積澱，“華夏第一都”也因此得名。
帝堯時期的禮儀規範可概括為：“揖讓之德、和合之道、詢謀之風、節儉之行、則天之治。”“揖讓”即說明帝堯以百姓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尊重賢能，訪賢禪讓；“和合”是尊重自然、效法自然，以此達到人與自然、社會三者之間的和諧統一；“詢謀”是民主政治的突出表現，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治理國家；“節儉”是在生活上追求簡樸，辦事上講究效率；“則天”是因地制宜、不誤農時，使人們安居樂業。這樣的禮儀規範影響了後代帝王的國家治理之路，也成為人們的道德標準之一，並貫穿到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早發端。
四、堯之傳說，世代流傳
在山西流傳有眾多關於農耕文明的民間傳說，如炎帝制作耒耜教民稼穡於晉東南，嫘祖教民養蠶繅絲於夏縣，后稷教民稼穡於稷山等，從另一方面了印證華夏文明在山西的產生和發展。而在晉南臨汾地區流傳有眾多堯舜禹的傳說，如堯都平陽、堯制農曆、“洞房”的由來、帝堯訪賢、堯舜禪讓、帝堯嫁女等，這些傳說故事為人們熟知，成為千古美談，也成為當地得以依託的重要文化資源。上文也提及關於帝堯設定“誹謗木”的傳說和帝堯訪賢禪讓的傳說，是作為帝堯時期禮儀規範的佐證來說明的。在這一部分，重點選取與農耕文明相關的帝堯傳說，以此說明帝堯帶領氏族部落創造輝煌燦爛的堯文化時代。
1.堯制農曆
《尚書·堯典》記載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陶寺遺址發現的古觀象臺即可說明史料記載帝堯時期“敬授民時”的可信性，而帝堯制定農曆的事蹟也在平陽大地流傳下來。相傳在帝堯執政後，百姓生活主要依靠農耕，但是由於沒有春夏秋冬四時的指導，沒有規範的律法指導農事，農耕就是憑藉人們的習慣進行，農事活動就處於無序狀態，莊稼也收效甚微。帝堯就和手下的大臣們商量，大臣們建議要掌握日月星辰執行的規律，並結合自然萬物生長變化，就可以掌握時令節氣的執行，只有這樣才能告訴民眾何時播種、收穫，這樣百姓才能有穩定的收成。於是帝堯就派手下的羲氏、和氏分赴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觀察，總結天地變化的規律，於是羲仲前往東方的鬱夷，羲叔前往南方的交趾，和仲前往西方的昧谷，和叔前往北方的幽都。他們在這四個地方測量太陽影子的變化，並根據晝夜交替、鳥獸羽毛的生長褪去，以及百姓的種植習慣來觀測大自然的變化，在得出自己所在地區自然變化的規律後，他們回到平陽向帝堯覆命。帝堯同大臣們商議後，將四人各自觀測到的晝夜變化的規律和天數歸納到一起，得出了氣候是按照暖、熱、涼、冷的規律迴圈，並將這樣的迴圈週期總結為四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氣候從冷到暖，百姓開始種植，就定為春天；第二階段氣候由暖變熱，莊稼漲勢旺盛，就定為夏天；第三階段由熱變涼，莊稼在這時也開始收穫，就定為秋天；第四階段由涼變冷，百姓儲藏糧食，就定為冬天。在這四個週期中，晝夜長短相同的那兩日分別定為春分、秋分日，白晝時間最長的一日定為夏至日，白晝時間最短的一日定為冬至日。四個週期的天數基本一致，加在一起有366日左右。後來又經過觀測，發現春夏秋冬四季每執行三個週期後，總有約30天的偏差出現，這樣又根據這一閏月來調整四季偏差，農曆因此得以制定。
2.堯制石餅
山西是麵食的故鄉，製作麵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帝堯時期。在帝堯時期，人們的飲食是將五穀和樹葉或野菜一起煮或烤著吃，《韓非子·五蠹》有載：“堯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既是帝堯儉樸生活的寫照，同樣也反映出當時人們的飲食情況。相傳有一次，堯收穫的五穀被壓碎了，恰好又遇上下雨，壓碎的五穀變成了麵漿。看到破碎又遭到雨淋的糧食，堯沒有把它扔掉，而是將其撿起放到石板上，想把這糧食曬乾。太陽將石頭烤得發燙，不一會兒，石板上的谷漿開始變黃變幹，並且散發出陣陣香味。堯拿起石板上烤成塊的穀物一嘗，味道非常好。於是堯就教百姓用石頭將穀物砸爛，用水和成谷漿，鋪在石板上，並在下面點上火，用石板將其烤熟食用。這種利用石頭製作麵餅的做法，在晉南地區流傳至今。在臨汾和運城一帶，人們將用這種方法制作出來的餅叫“堯王餅”或石子饃。又有說法是帝堯為了人口興旺，對生小孩者贈送用石頭烤制的麵餅，用於慶賀之意。現在的堯王餅，做法更為精緻，加入花椒葉、食鹽和雞蛋等，吃起來更為香脆可口。試想一下，在帝堯之都，吃著堯王餅，感受著帝堯時期的飲食文明，也不失為一件風雅之事。
3.堯製陶器
帝堯執政期間，經常到民間去巡察，有一次在他巡察期間和百姓交流，百姓說出他們遇到的問題，收穫的糧食沒有可安置的器具，不是發黴就是被老鼠吃掉，帝堯聽後覺得應該為百姓解決糧食儲存的問題。他想起父親帝嚳曾經用泥土製作過陶缸和陶罐，只是沒有成功。他想著或許可以用燒製的陶器來裝糧食，於是帝堯和百姓們開始製陶。剛開始的時候，泥捏的細，坯子捏的薄，一燒製就破碎了。一天，帝堯正想著怎麼解決燒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見到路旁孩童正在摔泥巴玩，有的孩子泥捏得很厚，摔下去成了一堆，一點響聲沒有，有的孩子用泥和沙子混合著，捏的壠邊厚，底子薄，摔下去，聲音脆亮。帝堯看得出神，轉念一想，泥裡摻上沙是不是就變硬了？製陶可不可以採用這種方法呢？受到這樣的啟發，帝堯回到陶窯裡，把泥裡摻上沙，捏成大大小小的陶器，塗上釉，經過燒製後的陶器果然比之前堅硬，後來他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改進，終於燒製出美觀又耐用的陶器。人們為了紀念帝堯的這一功績，在燒製的陶器上刻上“堯”字。後來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食器、儲藏器和祭祀陶器等，說明當時的製陶工藝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
4.堯治澇河
遠古先民的農耕生活常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洪水就是較為典型的一種災害。在平陽北有一條發源於浮山東北牛首山的澇河，傳說這裡有個黑風女妖經常興風作浪，她來時讓澇水暴漲，淹沒附近的房屋農田，她走後澇河又幹涸無比，滴水不剩，給百姓生活帶來極大的危害。帝堯得知後，率領手下前來降妖，等他來後女妖已經走了，又留下遍地乾涸的土地。大家都發愁缺水的事，這時帝堯的馬仰首長嘶，用蹄子在一塊岩石上刨出一個馬蹄形的石坑，隨後馬又低下頭低鳴三聲，這時從石縫中嘩嘩地冒出清水來，這就是“馬刨泉”的由來。帝堯帶領隊伍接著往前走，不料路上突然洪水襲來，他和手下趕忙在谷口挖石排水，免去一場洪災。洪水洩去，需要建造橋樑溝通兩岸，帝堯隊伍在鹿仙女的幫助下，建起石橋，又將靈珠安置在石橋上，這樣無論多大的洪水都衝不走石橋。但是黑風女妖並未被降服，她躲在澇河旁的一個洞中，經常出來禍害百姓。帝堯母親得知後，決定幫助兒子降服黑風女妖，她手執桃符，用神咒封住洞口，從此女妖再沒出來作怪。人們感念帝堯母子的功績，為其修建廟宇加以供奉。
除此之外，帝堯對舜考察過程中看到舜在歷山耕種的場景：舜將簸箕放在耕牛身後，當牛不好好犁地的時候，就透過敲擊簸箕的聲音讓牛誤以為是在鞭打另外一頭牛。舜的智慧和善心得到了帝堯的稱讚，舜也成為帝堯心中繼位的候選人。由此可見，在帝堯時期，善於農耕、愛惜牲畜的農本思想佔據著重要的位置。還有帝堯與后稷的傳說同樣是體現農耕文明的重要內容，帝堯建都平陽後，聽聞后稷善於種植糧食，於是就讓后稷掌管農業，后稷也因此成為農耕始祖，五穀之神等。農耕文化的精髓即在於“以農為本、以民為本”，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最早帝王的傳說也多與農耕文化相關，這些傳說經由歷史河流生生不息地流傳下來，成為地域社會獨特而有標誌性的地方傳說，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花園增添了別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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