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平先生的故鄉之行即將結束之際，舉行大選或者說解散國會的空氣已瀰漫全國。

這裡，要問大平先生為何選擇九月為解散國會日期的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他對經濟景氣問題的預見。在這種意義上說，無庸諱言，我們作為經濟智囊，對於政治日程的安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然，在什麼時候解散國會，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它與經濟問題的判斷完全不同

但是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取得選舉勝利的例子幾乎是沒有的。因而，作為掌握國會解散權的首相來說，一般都非常注意對經濟景氣問題的判斷。

當時，對於經濟景氣問題每時每刻的變化，我都在每週寫給大平先生的報告中進行了分析。因為我的報告與什麼時候解散國會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總是十分慎重地注視著經濟景氣問題的動向。特別是四月份以來，在地方統一選舉中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因而大平先生具有一種想早日進行選舉，以便一舉扭轉國會混濁狀態的心情，這也是一種事實。

從森田先生的手記來看，當時大平先生所選擇的解散國會日期有三個：第一個日期是一九七九年秋；第二個日期是一九八零年初夏；第三個日期是一九八零年的秋季。但是，在對當時，即一九七九年五月至七月前後的經濟景氣問題的預見中，多數人的意見認為，第二次石油衝擊的影響還將逐漸增強，經濟景氣將會每況愈下。

當時，我的看法也是如此。經濟企劃廳的意見也認為，在翌年同時選舉期間，將是經濟景氣最壞的時期，從而使大平先生放棄了選擇上述第一個解散國會日期的想法。當時的確切日子我記不太清了，大概是在四月或五月前後，我曾經和大平先生說：“經濟景氣還可能持續到今年的秋季，到年底至型年春就將逐步衰退了。”

大平先生接著說：“如此看來，解散國會還是宜早不宜遲”因此，大平先生就決定於同年九月解散國會。但是，不的是器劣因素趕到了一起，以致形成了那種不良結果，最後發生了四十日抗爭。而關於經濟景氣問題的預見，具有諷刺意昧的是，經濟景氣下降的到來日益向後推遲，甚至還一度出現了上升的趨勢。至少沒有發生影響正常選舉的那種經濟蕭條。因此，我深感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但是，對於經濟景氣的預見，也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當時作為選舉口號，大平先生提出了重建財政和增稅新設一般消費稅。然而，大平先生卻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創傷。但是我認為，作為大平先生，是從自己的信念出發，作為當然的主張，提出了應該提出的口號。這裡，我擬以概括當時大平先生觀點的形式，向大家簡單介紹如下最初是提出重建財政，而提出這個問題的起因是由於發行了鉅額的國債，特別是發行了赤字國債，這個事情無需贅言。實際上，這種赤字國債是在大平先生任大藏大臣時發行的，而當時的發行誠然是出於不得已，但是它卻成了後來出現財政赤字的很大的原因。我認為，素持穩健態度的大平先生本來是不願意發行赤字國債的。

這裡不妨稍微詳細地回顧一下當時的情形：在田中內閣成立兩年後，即一九七四年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儘管人們說是歷史上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自民黨遭到了失敗，因而田中內閣的基礎不斷趨於脆弱。但是似乎禍不單行，繼三木副總理之後，福田藏相、保利行政管理廳長官也於七月十六日辭職。這時，大平外相在田中首相的請求下改任了大藏大臣。但是在他就任大藏大臣幾個月之後，田中內閣就倒合了。爾後，在同年十二月上旬，基於所謂椎名裁定成立了三木內閣，大平先生繼續留任大藏大臣之職。

由於內閣的更迭，預算編制工作拖延了時日。當時政府的內部指示是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四號完成。然而，後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一月十一日，內閣會議就決定了實施二十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億日元（比上一年增加24。5%）的預算方案。但是，此後的情況又很不好：首先，在通常國會中對酒、煙法案的審議，由於執政黨勢力的衰退及三木首相領導能力的缺乏，而一拖再拖，直到五月六日，才終於在眾議院的全體會議上獲得透過。後來，在參議院又進而遭到在野黨的強烈抵制，以致在七月一日，大藏委員會才不得不決定由自民黨單獨表決透過。

繼之，在野黨又提出了對內閣的不信任案。另外，他們還提出了對前尾議長的不信任案，以此在眾參兩院進行全力抵制。在七月四日召開的參議院全體大會上，對於政治資金限制法修正案，表示贊成與反對的人數相等，直到最後行使了裁決權，才使其得以成立。但是由於議長的差錯，致使酒、煙法案延誤了限定日期，終於成了廢案。

後來，這個法案由臨時國會（十月二十四日）經眾議院的徹夜審議，隔了六年才使其透過，並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參議院全體會議上正式透過。但由於這個法案過去遲遲沒有透過，從而造成了國家歲入相當數額的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