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2000），現當代詩人（“漢園三詩人”之一）、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和現代派的代表詩人。作為翻譯家，卞之琳的譯作《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代表了中國莎士比亞作品翻譯的最高成就，其對中國翻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做出了重要貢獻。
今天，小編分享著名翻譯家許鈞先生為《卞之琳譯作選》所作前言，和大家一起紀念先生逝世20週年。
卞之琳（1910—2000）
《卞之琳譯作選》前言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20世紀文學翻譯史上，卞之琳（1910—2000）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名字，有著不可取代的位置。他是傑出的詩人，是新文學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和現代派的代表詩人。他是偉大的翻譯家，被譯界稱為一代翻譯大師。他是優秀的學者，對西方文學，尤其是對莎士比亞有著深入的思考。
作為譯界的後學，我對卞之琳先生一直懷有崇敬的心情。我拜讀過安徽教育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的三卷本《卞之琳譯文集》，我驚歎於卞之琳先生視野之開闊、目光之獨特、譯筆之傳神。對於自己的翻譯歷程，卞之琳先生說過這樣一段具有概括性的話：“我從事文學翻譯，不是遵循什麼翻譯理論指導開始的；要講自己的文學翻譯實踐，則是60年的道路好像兜了一圈；始於譯詩（韻文），中間以譯散文（包括小說）為主，又終於譯詩（韻文，包括詩劇）。”
翻譯，是卞之琳先生一輩子的摯愛。60年的翻譯歷程，記錄著他對真與美的執著的追求。據他在“譯者總序”中的回憶，早在他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他有幸選修了一門莎士比亞戲劇課，讀到了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原文。課外，他“自讀了英國浪漫派詩人柯爾律治（S。T。Coleridge）的敘事名詩《古舟之詠》，為滿足自己文學創作的替代樂趣，就悄悄地把全詩譯出，全長1060行，行對行，韻對韻，自我約束極嚴” 。這次翻譯，對於卞之琳的翻譯人生而言，猶如埋下一顆種子。詩歌翻譯，於他是一種發現，他由此慢慢接近浪漫派詩歌，後又愛上了象徵主義詩歌。在某種意義上，卞之琳對於西方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詩歌的發現，可以說激發了他的詩情，與他的詩歌創作漸漸形成了一種難得的合力，創作與翻譯互動，成就了他的詩意人生。
檢視卞之琳先生60年的翻譯歷程，我首先看到的，是卞先生透過西方這扇窗戶，透過他的發現，為中國廣大讀者打開了一個豐富、獨特、異彩紛呈的文學世界。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雪萊、濟慈、艾略特、伍爾孚，愛爾蘭的葉芝、喬伊斯，法國的波德萊爾、瑪拉美、魏爾倫、瓦雷裡、普魯斯特、紀德，奧地利的里爾克，西班牙的阿索林，這一個個光輝的名字，因卞之琳的譯介而在中國讀者的心中閃現著他們的光芒，讓中國讀者感受到了他們思的深邃、文的神采與情的溫暖。若論翻譯，在我看來，翻譯在本質上具有開放的精神，善於敞開自身，開啟他者的世界，在異域的明鏡中，照亮自身；在與他者的相遇、接觸、交流、碰撞中，豐富自身，也豐富他者。基於此而論翻譯家卞之琳的功績，我們會發現卞之琳先生以其開闊的視野，把中國讀者引向了廣闊的世界，引向了一座座文學的奇峰。卞先生以探索性的目光，發現了象徵主義詩歌；更以前瞻性的目光，發現了可與現實主義文學互為補充的現代主義文學。1980年，他在回憶自己翻譯和文學研究歷程的文章中寫道：“我們今日的外國文學愛好者，從歐洲19世紀的浪漫派詩和寫實派小說一下子碰到西方五六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所謂‘先鋒派’作品，就有點暈頭轉向了，恰就是漏掉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一段西方文學的認識。”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卞之琳先生就以其清醒而獨特的目光，發現了普魯斯特、喬伊斯和伍爾孚這些現代主義大師的特質，並開始嘗試著翻譯他們的作品，為中國讀者認識與理解現代主義文學做了開拓性的努力。
對於卞之琳先生在這一方面的可貴貢獻，我有過一些研究。我曾就法國20世紀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接受做過比較系統的梳理，也有過比較深入的思考。據我們考察，卞之琳是國內最早翻譯普魯斯特的，雖然譯的只是普魯斯特那部不朽名著開頭的幾個段落，但其意義卻是開拓性的。1988年，當《追憶似水年華》全書由譯林出版社組織翻譯，即將出版之際，卞之琳在《中國翻譯》1988年第6期發表了一篇《普魯斯特小說鉅著的中譯名還需斟酌》一文，文中有這樣一段回憶性的文字：“……三十年代我選譯過一段。我譯的是第一開篇一部分，據法國版《普魯斯特片斷選》（Morceaux Choisis de M 。Proust ）加題為《睡眠與記憶》，1934年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文藝版上，譯文前還說過幾句自己已經記不起來的介紹語，譯文收入了我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根據卞之琳先生的這段話，我在宋學智幫助下，查閱了《大公報》，在文藝副刊1934年2月21日第12版上，讀到了《睡眠與記憶》這一篇譯文，也見到了卞之琳寫下的一段他“自己已經記不起來的介紹話”，其中有這樣一段：“有人說卜羅思忒是用象徵派手法寫小說的第一人。他惟一的鉅著《往昔之追尋》（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可以說是一套交響樂，象徵派詩人閃動的影像以及與影像俱來的繁複的聯想，這裡也有，不過更相當於這裡的人物，情景，霎時的歡愁，片刻的迷亂，以及層出不窮的行品的花樣；同時，這裡的種種全是相對的，時間糾纏著空間，確乎成為了第四度（The fourth dimension），看起來雖玄，卻正合愛因斯坦的學說。” 短短的幾句話，深刻地揭示了普魯斯特這部鉅著的哲學特質，也道出了這部鉅著的詩學特徵。卞之琳的發現與開拓之功，由此可見一斑。
卞之琳先生翻譯的詩人與小說家眾多。在詩歌方面，翻譯的主要是法國詩歌和英國詩歌。在小說方面，引起我特別關注的，是卞之琳先生所譯的紀德。紀德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法國文學中有著獨特的地位。但我們知道，紀德是194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而差不多是在發現普魯斯特的同時，卞之琳就開始對紀德產生了持久的興趣。在1933年，他開始關注並閱讀紀德的作品。第二年，即1934年，“他首次譯出了紀德的《浪子回家》一文。1935年譯介《浪子回家集》（作為《文化生活叢刊》之一出版於1937年5月，初名《浪子回家》）。1936年譯出紀德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贗幣制造者》（全稿抗戰中遺失，僅刊出一章）。1937年譯《贗幣制造者寫作日記》《窄門》和《新的食糧》。1941年為重印《浪子回家集》撰寫譯序。1942年寫作長文《紀德和他的〈新的食糧〉》，翌年由桂林明日社印行單行本，以之為序。1946年為次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窄門》撰寫譯序” 。卞之琳對紀德的喜愛與執著，源自於他對紀德深刻的理解。在中國，紀德長時間裡一直被當作謎一樣的存在，學界對紀德多有不同的闡釋。卞之琳對紀德的翻譯與評介是在一種互動關係中進行的。作品的翻譯為卞之琳深刻理解紀德打下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一般的評論者所難以企及的可能性。而反過來，基於對作品深刻理解之上的評論，則賦予了卞之琳對紀德的某種本質性的把握。這種直達作品深層和作者靈魂之底的把握主要體現在兩點。首先是對紀德思想的準確把握，卞之琳突破一般評論者所認為的紀德的“多變”的特徵，指出紀德雖然有著“出名的不安定”，“變化太多端”，但“‘轉向’也罷，‘進步’也罷，他還是一貫” 。在卞之琳看來，紀德的多變的價值恰恰體現在其不斷的超越和進步之中。其次是對紀德“章法文體”的深刻把握，卞之琳深諳紀德的為文之道，並善於在翻譯中再現紀德的風格。由對紀德的思想與創作手法的雙重把握，到化紀德的“章法文體”為我有，卞之琳對紀德的作品的譯介與接受由此而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賦予了其譯文以獨特的品格。
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回顧卞之琳先生的翻譯歷程，重讀卞之琳的故譯，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和感受。我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那個意氣風發的詩人，看到了那個得世界文學風氣之先、具有開拓性的翻譯家，看到了一個不斷髮現異域文學別樣之風景的探索者。而在他留給我們的涉及英、法兩大語種，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多個門類的一百五十餘萬言的譯文中，出於我個人對卞之琳先生的理解和偏好，我選擇了他早年翻譯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譯作，其中有象徵主義的詩歌，有哲理性的小品，有現代派的小說，還有卞之琳先生理解深刻的紀德的名篇。但願讀者能理解我的選擇，用心閱讀卞之琳先生融入了愛與生命的翻譯文學之佳作。
許鈞
2019年10月12日
於朗詩鐘山綠郡
1. 《卞之琳譯作選》
一代西方文學翻譯大師卞之琳
融入了愛與生命的詩歌與小說譯作
卞之琳對西方文學的譯介，為中國廣大讀者打開了一個豐富、獨特、異彩紛呈的文學世界。本書主要收錄法國波德萊爾、瑪拉美、魏爾倫、瓦雷裡、蘇佩維埃爾等詩人的詩歌12首，波德萊爾、瑪拉美、阿索林等的隨筆6篇，喬伊斯、伍爾孚等的短篇小說3篇和紀德的中篇小說《窄門》。
2. 《維多利亞女王傳》
卞之琳先生經典傳記譯作
作者斯特萊切
開創了現代傳記文學之先河
這部代表作初版於1935年，當時便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作者的筆下，維多利亞女王，“歐洲的祖母”，是如此有血有肉，而透過她，我們又得見女王丈夫亞爾培、數任首相及其他政治人物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