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窯場不夜天，精比琢玉耀州瓷。曾為唐宋官窯，“雨過天晴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形容得就是柴窯天青釉色，後化為“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從黃堡窯場到陳爐窯場，從唐、五代、宋到金、元、明、清，再到民國、新中國，爐火傳承一千四百年。窯場由官窯轉化為民窯，耀瓷也由唐宋風韻漸漸兼蓄中亞、西亞等融合異域風采，綻放東方神韻。
“考古是一門從已知到未知，再從未知到探究原因並還原事實的科學，關於耀州窯的研究，我們一直在路上，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揭示清楚……”已八十三歲的耀州窯博物館名譽館長禚振西先生說道。如今的她，已成為“國寶級”的古陶瓷專家、東方古陶瓷學會“希爾金獎”中華第一人、“陝西建國50年十大傑出婦女代表”、“銅川建市60週年傑出貢獻人物”。
從1973年帶隊對耀州窯挖掘至今，禚振西的人生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對古陶瓷的研究：考古現場過手220多萬片陶瓷殘片，先後主持、編寫出版了《唐代黃堡窯址》《五代黃堡窯址》《宋代耀州窯址》《中國耀州窯》等11部系列大型考古報告和耀州窯的專著，發表論文150多篇，主持10餘次重大發掘，赴海外講學10餘場……
專研資料十二年，她首次帶隊耀瓷發掘任務
1953年，在建設北京廣安門火車站時出土了一批龍鳳紋飾的皇家青瓷，北京考古隊請來中國陶瓷考古大師和奠基人陳萬里、馮先銘做鑑定。專家看後認為，既不是越窯產品，亦不是龍泉窯產品。他們查閱文獻發現，耀州窯曾上貢過青瓷。
1954年，陳萬里、馮先銘、李輝柄三位專家專程赴耀州窯考察。在耀州窯遺址，陳萬里撿到了一些瓷片仔細看後認為確實和北京廣安門出土的青瓷一樣。這一重大發現，讓耀州窯青瓷橫空出世，蜚聲國內外。耀州窯青瓷也由此銘記於後學者的心間。
1973年春，銅川市燈泡廠在搞基建時挖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銅川文化館把瓷片裝入口袋，背到西安，找專家進行鑑定。在省文管會，專家們看到重見天光的的耀州窯瓷片讚不絕口。省文管會對燈泡廠出土瓷片的驚人發現是看在眼裡，急在心上，遂決定派禚振西任領隊組成3人考古隊到銅川黃堡進行實地挖掘研究。
“我是1961年從西北大學考古專業進入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那時，我在資料室整理標本，觸控到耀州窯首次考古發掘的8萬多件瓷片標本時，我被精美的刻、印花工藝深深吸引，拿在手上，真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1973年，我接到黃堡的挖掘任務，非常地興奮。”禚振西回憶說道。
從山東輾轉西北，她克服困難立志耀瓷研究
“抗戰期間我們一家從山東逃到到甘肅，路上母親患心臟病去世，父親將我和弟弟養大。”禚振西說道，“我父親是教師，當時在國立第五中學教書，他教育我們要熱愛祖國。記得後來抗戰勝利，父親每次帶著我們給母親上墳時，除了給母親叩頭，他還要轉過身去跪拜，他說那是家鄉山東的方向。我們生活在甘肅禮泉的山上，當時條件很艱苦，那時的苦難也是磨練，這段生活經歷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我考到入西北大學考古專業，1961年畢業後又到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那裡，我有機會認真學習與研究耀瓷資料，整理標本，翻閱典籍。”禚振西說道。1973年接到黃堡挖掘研究任務的禚振西，告別家人和年幼的兩個孩子，毅然來到了銅川。“當時愛人在外地工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兩個孩子。他們一個8歲，一個才3歲，當時託管給街道李大媽……”禚振西回憶當時情形，不禁潸然淚下。
上世紀70年代，從西安去銅川的客車，一天只有一趟火車。“早上7點的火車5點就要起床，中午12點坐到銅川尼古村，然後走到工人文化宮到文化館報到。那時，文化館沒有房間，我就和一名女同志、館長劉本奇的愛人擠在一張床上。”禚振西說道。
文革期間經費嚴重不足，發掘工作僅僅僱傭四個民工，考古隊的三個人全部參加發掘勞動。燈泡廠職工灶伙食差，幾乎吃不到青菜，雜糧比細糧多。就是這樣的條件，禚振西帶領的考古隊白天在現場發掘，晚上動手洗瓷片、寫發掘日記，直至深夜才去女工宿舍換床睡覺。
禚振西帶領考古隊在這裡開展了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5萬平方米，出土了瓷片和窯具2萬多件，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多樣瓷類品種，為日後耀州窯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鮮活的資料。
1976年，因為對耀州窯卓有成效的研究，禚振西擔任了《中國陶瓷史》陝西編寫組組長。這對於38歲的禚振西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這之前，我僅僅是以考古的眼光來看待耀瓷，而在《中國陶瓷史》的編寫過程中，透過和全國陶瓷界頂尖專家交流研討，我才瞭解和認識到古陶瓷研究包括歷史、文物鑑定、科研、工藝、美學藝術等多個門類，真是太博大、太有魅力了。於是我就一頭‘鑽’了進去，這一‘鑽’，就再也沒有出來。”禚振西表示。
駐守十三年，與丈夫攜手發掘重大發現
對於禚振西來說，在她的考古生涯中，有一個攜手並進的“戰友”，他就是杜葆仁。“他話不多，但是特別勤奮，儘管沒有大學文憑，卻自學完了大學所有的考古課程。我們是1961年相識的，當時在考古所他非常勤奮。”禚振西說道。因為有著共同的追求，攜手並進，他們成為國內文博界知名的“考古夫妻檔”。然而今年，卻是杜葆仁離開她的第18年。
1984年，黃堡鎮農民在打石灰窯時，發現了大量瓷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派禚振西前去主持耀州窯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因為杜葆仁的田野勘探和發掘功夫深，隨後，他也被單位派到了黃堡鎮，同時任領隊。當年10月，他們揭示出一處儲存完好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和唐、宋、金代窯爐，此外還出土了唐、宋、金、元等時期大批精美瓷器。由於1984年的成功發掘，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耀州窯遺址建起了銅川考古工作站，這是我國第一個在瓷窯遺址上建立的能長年從事陶瓷考古與研究的專門機構。此次考古持續了13年，這13年中，禚振西夫婦和團隊成員以考古工作站為家，常年堅守工地，夜以繼日進行發掘、整理、研究。
最終，這次考古發掘出土珍貴文物200多萬件，明確了耀州窯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時期系列的作坊和窯爐的組成。場面宏大的耀州“十里窯場”被展現出來，發掘出的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窯爐為我國考古遺蹟首次所見。在窯址考古發掘的基礎上，銅川市於1994年建成耀州窯博物館。該博物館是我國目前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座古陶瓷專題博物館。耀州窯考古發掘也被列入20世紀“中國百大考古發現”和“陝西十大考古發現”。
研究六十載，揭示耀瓷發展神秘面紗
創燒於唐代黃堡鎮的耀州窯，歷經800多年的發展，到元明時期日漸衰落，至明代中期停燒。按歷史記載，在耀州窯黃堡窯場衰落後，耀州窯瓷業重心逐漸轉向距其20多公里的陳爐地區的立地坡、上店、陳爐窯場。特別是其中的陳爐窯場，不僅至今一直燒造，還是陝西乃至西北地區近現代瓷業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生產基地。
然而，以往對立地坡、上店、陳爐窯場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因此，追溯耀州窯後期的發展軌跡成為禚振西和丈夫杜葆仁畢生的心願。2000年5月，禚振西的丈夫杜葆仁因積勞成疾，患病離世。他在生命彌留之際，依然叮囑禚振西：“我們要對得起耀州窯，你要千方百計為這件事畫上句號。”杜葆仁所說的“這件事”，就是對耀州窯後期發展脈絡的研究。
2002年3月，耀州窯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銅川市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了陳爐地區考古隊，聘請禚振西任領隊，開展了對陳爐地區耀州窯3大窯址全面細緻的考古調查與區域性試掘工作。
此次考古，歷時4年，他們試掘了30多處燒造區，出土陶瓷標本20多萬件，發掘出窯爐20多座。尤為重要的是，考古揭示了耀州窯發展的整體歷史和全貌，使此前認為的該窯“唐代在黃堡創燒，到明代中期停燒，有連續800多年的歷史”的觀點，被修正為“唐代在黃堡創燒，宋金擴充套件到立地坡、上店、陳爐。以後燒造中心東移，明代後陳爐成為耀州窯後期的燒造中心，延續至今。整個耀州窯的發展，有近1400年的燒造歷史”。
“目前，耀州窯研究的報告中，還缺少陳爐窯場的。下一步，我們還打算從絲綢之路的角度編寫一本耀州窯的著作。”禚振西說道，“耀州窯在發展的過程中，一些素胎黑釉瓷器的圖案、紋飾受中亞、西亞等的影響。過去耀州窯是官窯，後轉化為民窯，燒製大量瓷器，有著經濟用途，所以它的發展也受到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影響。”
華商記者 王斌 編輯 段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