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仲永》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一個神童出生在貧寒人家，突然會作詩，神童的父親不把他送到學校，反而讓神童去賣詩賺錢。

這個故事無論放在哪個朝代，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貧窮的孩子有一門才藝，父親透過輔助孩子，來放大他的才藝，讓其才藝可以獲得真實的報酬。

然而在王安石這邊，似乎很責備這位父親，認為他不讓孩子上學，所以孩子的才藝沒有得到延續。

金錢，玷汙了孩子的才藝，毀了孩子的前途。

而教育——王安石認為透過教育，可以讓孩子成為一代賢豪：“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來回顧一下這篇初中的課文，小故事+總結結構，典型的“勸學”文。

王安石先說方仲永的天才之處：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

再說方仲永其父引導賣詩賺錢：

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

再是和方仲永的見面和重逢：

餘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最後總結大道理，注意，這是22歲的王安石說的話：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這篇小文章中，隱藏著三個中國古代文人永遠的痛。

中國古代文人的第一個痛：科舉讓文人不接地氣。

王安石透過科舉進士第四名（1043年，22歲），春風得意馬蹄疾，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功績有科舉制的功勞。然而，也正是科舉——古代的教育體系，讓中國的文人變得“高畫質”，而不是接地氣。

此乃中國古代文人的第一個痛。

接地氣，就是名正言順的說出“我愛錢”，追求個人才能的變現。做官，本也是求得一份口糧。為了做官，需要苦讀十來年，再層層考試，最終上任之後，工資還低。

相對的，如果像仲永那樣，有才華就直接變現，不需要透過科舉，而把自己的詩藝，換成能補貼家用的金錢，有何不可？

但是古代的文人不知為何，總是覺得不多學點知識，多背幾篇課文，將來就容易被人看不起、賺不到錢、不能出人頭地。這種想法，在貧寒子弟這裡覺得可笑，但王安石卻覺得天經地義：你不上學，將來你也會變成沒有用的人。

寫《傷仲永》來勸學的王安石，其本人是怎麼起家的？

來看看王荊公自己的家世吧：其父王益，臨江軍判官，做過很多縣的長官。其祖父王用之，曾任衛尉寺丞。這可是官門世家啊。難怪王安石年少時就能結交京城的名士。

也可以想象，王安石一直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從來沒有體驗過底層人民的艱苦，所以在其提出改革之時，也是各種天馬行空。

沒有調查，沒有親身經歷，沒有合理的邏輯推導，一個為中央斂財的改革，能救大宋嗎？當然不能，農民的籌資方式和耕種收穫，王安石都只是“視察”得來，沒有親自下過田，何談解民生之苦。

再說回仲永。仲永的故事，首先也只是王安石道聽途說（仲永是王安石舅舅那邊的人），小時候沒有親自接觸過，只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素材，自己稍微加工一下。

仲永十二歲時，王安石曾見過仲永一面，王安石令其作詩，仲永寫得很差，王安石非常失望。到王安石22歲科考成績出來後，再次聽聞仲永，後者已經是隻知泥土味不識墨香的農民。似乎能聽到王安石在神氣的說：誰叫你不好好讀書。

中國古代文人的第二個痛：沒有私人資助。

少年是神童，長大變成普通人，是沒有上學的原因嗎？非也。這就引出中國古代文人的第二個痛：

有錢人不資助文人，任其才華白白浪費。

仲永年幼時已成為天才，而此時，王安石也已聽說了仲永的事情。這個時候的王安石，和仲永年齡差不多（明道中年，即1032年，兩人見過面，這年仲永12歲，王安石也是12歲左右），但王安石家境較為寬裕，仲永家庭比較貧窮，王安石可以不依靠外界的錢財而能獲得很好的生活，有錢讀書買課本，到處遊歷長知識，

仲永有才華卻不能得到附近有錢人的資助，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中國古代其實有私人資助文人的傳統，那是在科舉制之前，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都有世家大族培養幕僚，招募各種文人。

等到有了科舉制，門閥世家也消失了，私人資助文人的傳統也沒了。

科舉制後，文人可以透過考試自己找到出路，又何必白費心思送他人錢財書籍呢？

文人越來越依附考試，在這個教育系統裡面打轉，內卷，出不去。在科舉制之前，有才的文人，其抱負從未落空，總是順著自己的心走，骨氣者或如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靈活者或如子貢又做官又經商。那麼在科舉制之前，那些比較貧窮的文人，如何成長為文豪呢？

不好意思，科舉制之前——如果不是讀書這塊料——大多數年輕人名字都不會寫就加入軍隊了，因為當時的諸侯和世族都需要大量的軍人，參軍是榮譽，也是謀生。

那個時候的軍人，是大地主養的，一般要麼是有工資，要麼可以抵賦稅。打完仗之後，也會給倖存計程車兵分錢財、加爵位，或放任士兵搶劫。打仗為國犧牲了，也有撫卹金。

唐以後，中央集權制增強了，沒有封王養兵，朝廷也不用那麼多常備軍，年輕人要麼從事農業，要麼去經商。商人群體很少，因為重要的商業大多數是國營。

年輕男性大部分人淪為王安石筆下的“隸耕”。這些年輕人，可以一邊務農一邊備考，白天干農活，晚上讀書。反正是耕田，有時間就考考試，運氣好混個秀才進士，豈不美哉？想做官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科舉系統發揮穩定。

中國古代文人的第三個痛：讀書至上論。

王安石以兒時的聽聞為素材，撰寫《傷仲永》，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科舉大軍，也就是考公務員。但如我們所見，後世那些透過科舉制度成功做官的文人，寫的東西越來越差，是才情不如唐以前的人嗎？非也，

僅僅只是科舉制度對人的定格過於死板，失去自由思考的活力。還有誰能再次寫出屈子和太白那樣的浪漫詩篇呢？

這地方能寫出好作品嗎？

到了明清時，文人的想象力已經不在詩才上了，而是寫小說。詩才無用，不如寫寫神鬼故事，寫寫豔情小說聊以自娛。

科舉制要求每個人都會寫對策，在前人知識的條框裡面找素材，不能自由發揮。古人考試又沒有“客觀題”ABCD，只有主觀發揮，這就要求學子們好話說盡，不得有半點馬虎，字字斟酌。

如果方仲永學這個，天天背誦四書五經，還不如在家幹農活呢，何必時刻提心吊膽寫錯字。方仲永老爸很識趣，知道自己的家庭不能支撐孩子上學，孩子早點給家裡掙錢，或許還有機會讓家裡富裕起來。考進士，萬里挑一的機率，賣詩賺錢，百分百的機率，為何不選擇更為便捷、成本更低的謀生方式呢？

在王安石《傷仲永》中，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讀書至上”論。他認為，“

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年少天才但沒有教育的引導，就會降格為普通人，那一個普通人如果不受引導，那就更加廢柴了。

此結論，

一沒有揭示接受教育可以提升道德，二沒有揭示教育能為謀生做準備。

所以說，

這是一篇很失敗的“勸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