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傳統法律文明高度發達的歷史時期，與之相應的是，宋代士大夫的法律修養也往往被作為帝制時代的典範而讚譽有加。
張晉藩就指出宋代士大夫“非常重視運用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稱其對中國傳統法治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
陳景良認為宋代士大夫在法律活動中融入“人文精神”與“德性原則”，使宋代法律發展呈現出
近世
化趨勢；田志光認為宋代士大夫提倡“以法治國”，並在諸多法治領域自覺踐行，對宋朝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不難看出，以上學者所謂的“法治”，多半是沿用古人的固有說法，實為“以法為治”“以法治國”的簡稱，一般指運用法律手段治理國家和社會，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之意。
但即使如此，亦令人心生困惑，即：深受儒家傳統德治、禮法思想影響，以“追復三代”“致君堯舜”為政治理想的宋代士大夫真的如此看重“法治”嗎？在傳統帝制社會，“法治”真的是統治者追求的目標嗎？宋代士大夫究竟是如何看待“禮治”與“法治”之間、“任人、“任法”
之間
關係的？
值得一提的是，法史學界通常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群體比較看重儒家的禮治傳統，而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派則比較推崇法治，強調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優勢地位。
但若翻檢《葉適集》則不難發現，葉適對有宋一代“任法”之弊的批判可謂比比皆是，絲毫不遜於所謂的理學一派。可見，即使重法如葉適者，亦對宋朝的“任法”持反對態度。這似乎說明，宋代士大夫對傳統社會“法治”實踐的認識究竟如何，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葉適的“法治”觀念及其歷史價值
葉適（1150―1223），字正則，號水心，浙江永嘉人，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葉適的政治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已為學界所熟知；但其頗具特色的法治思想，卻沒有引起法史學界的足夠重視：除了一些中國法律思想史教材略有涉及外，僅有個別學者作過專門性的研究，論述尚顯不夠深入。
葉適的法治主張集中體現在《葉適集·水心別集》的《紀綱》《官法》《法度》諸篇，按今天的標準，涉及法理、立法、司法等多個領域。
法之屬性：“紀綱，法度，一事也”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管子》一書較早提出了“任法”的概念，併為後世所因循。其文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這
句話的本意是說，治理好國家不需要特別的智慧，只要單純依靠法律就能夠輕鬆實現。但實際上，這個“任法”（或“以法為治”）在使用時往往暗含著以“法”而“治”之意，重在強調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優先位置。
因此，包括葉適在內的諸多宋代士大夫反對法治，並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不認同法律在治理國家中佔有優勢地位這一觀點。
什麼是法？葉適《紀綱》篇中有云：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其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在葉適看來，作為治國之器的“法”應是國家一切規章制度的總稱，具體表現為“紀綱”和“法度”，其中，紀綱為儒家的禮法儀則，法度為具體的制度和法條，儒家禮法儀則總是透過具體的法律制度和條文得以貫徹和落實。但是，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二者卻很難完美統一起來。
要麼紀綱不振（“得其大”），要麼法網過密（“得其細”）。那麼，紀綱與法度哪個更為重要？葉適認為“法度之失，未至於如紀綱之失”，並稱此為“古人之所甚諱者”。對紀綱自古以來的發展演變，葉適有一番宏闊的梳理。
他分析說：唐、虞、夏、商時期，紀綱表現為“外有嶽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到了周代，“參以宗室，維以功臣”，紀綱更為嚴密；然而，秦代“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使得紀綱蕩然；直到兩漢時期，“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操之簡而治其要”，紀綱才得以重振，“獨過於後世”；可是唐代“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矣”，這種境況沿襲至五代、宋朝，遂造成“紀綱不可復振”之勢。
由此可見，與當今學界對宋代法律多加讚譽有所不同的是，葉適對宋代之法幾乎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他批判道：“若細大俱失，而欲恃煩文細故以維持國家，可靜止而不動，易屈辱而難尊榮，則本朝之事是也。”也就是說，在葉適看來，宋朝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法，有的只是“煩文細故”。
這樣的看法看似有些極端，但毋庸置疑的是，宋朝在國家治理中奉行“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的基本國策，導致了“法度”過於細密嚴苛，“紀綱”
難以綱舉目張，法度和紀綱都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這的確使得有宋一代陷入“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的尷尬境地，並非無稽之談。
法之確立：“人有存亡而法常在”
在葉適看來，如果說宋代紀綱的廢弛由來已久，那麼法度（即法律條文）的制定同樣不如人意。在《新書》篇中，葉適提出了“新書之害”的說法：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為經，而敕令格式隨時修立。……以新改舊，凡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
在宋朝的各項法度中，葉適認為銓選之法是最不合理、最為有害、最扼殺人才的一條，他批評說：“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材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
這是因為，銓選之法規定得愈加繁密，士大夫就愈深受其束縛，人才就愈加被扼殺。此即所謂“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
在葉適看來，正是銓選之法捆綁了士大夫的手腳，使他們為避法禁而畏手畏腳，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更無從彌補那些法律中的漏洞，反而讓那些奸猾的胥吏鑽了法律的空子，投機鑽營，營私舞弊，最終敗壞了朝廷的紀綱與法度。
值得肯定的是，葉適雖然反對“任法”，但並未否定法的價值。他認為與任人相比任法有其一定的客觀優勢：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
葉適認為，正是因為法具有公正、無私、穩定等優點，所以“以法為治”在宋代受到士大夫階層的普遍關注和重視，成了“今世之大議論”。
法之實施：“任人以行法”
顯而易見的是，法是一回事，法的執行又是另一回事。葉適認為，法律執行的好壞，關鍵在於執法之人。此中原因，除了法不足以自行之外，還在於任法之人必須能夠勝任，即所謂“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
在葉適看來，這樣的人自三代以後已經沒有了，今後也不可能再有，其原因在於：“以唐、虞、三代之聖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而今則未之能，何也？”葉適對法治的思考並未到此為止，他繼續追問：即使有了這樣的人，社會就真的能夠實現“以法為治”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他看來，法律永遠不可能做到完備，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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